《清史演义》这个记述，在民间广泛流传。但审阅有关洪承畴降清的所有能看到的史料，绝无“演义”中记述的这些内容。“演义”属小说类，情节可以根据作者爱憎进行编造，本不足信。显然，这些编述的目的，在贬低洪承畴和贬损庄妃。
事实上，庄妃是不可能独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畴的，起码会有宫女随从；而且，沈阳的清宫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极住的清宁宫，与庄妃所住宫室在一个院落，庄妃的一举一动其他嫔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极为顾及自己的颜面，也不会同意庄妃去用“美人计”说降洪承畴，这是一般常识。况且，《清史演义》在讲这个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一桩好色的奇癖。”这话自然是丑化洪承畴的。实际上，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庄妃说降洪承畴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庄妃聪明贤慧，为皇太极出了劝降洪承畴的主意，倒还是有可能的。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微妙的关系
西太后、义和团与外国公使夫人，是三个不能同时相容的东西。西太后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在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枪炮声里，夫人们不惟提心吊胆，有的还丢了丈夫，有的受了伤。反过来，当西太后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候，义和团就被镇压得呜呼哀哉，不死的不是逃奔他乡，就是改换门庭做了洋教的教民，而教民恰是当年他们拼了命要杀的主儿。
按常理，西太后跟义和团与公使夫人都应该搭不上界。于前者，清朝的政治文化多少有点理学的味道，对于义和团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向来是排斥的，断没有流靡一气的道理。于后者，西太后虽然不像她老公咸丰那样看见老外就头痛，但对洋鬼子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在庚子之前，总理衙门拟好的接见外国公使的章程，也是只见公使不见夫人，所以，做太后的单独接见公使夫人好像只有一次，说实在的，作为一个挑剔的老太婆，对于那些穿着怪里怪气的公使夫人，不可能有多大的兴趣。
西太后与义和团扯上瓜葛，说起来还是戊戌变法惹的祸，出于担心失去权力，西太后出手镇压了维新派，然后就只能被守旧派牵着鼻子走，西太后发动政变之后也并不想尽废新政，但人家告诉她，不废新政，则训政（即西太后再度直接掌权）无由。于是她本来同意的新政就一股脑儿全废了，只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没动，实际上也停了没办。可是，一旦得势，守旧派的脚步就不可能停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会向后走得更远，直到回到封闭状态去，这样一来，难免要惹得西方列强不乐意，中西关系在平稳多年之后出现了紧张，下层反洋人的运动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变得异常活跃。守旧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外国人抗衡，这时开始主张借助“民气”，其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义和团之类民间团体刀枪不入的“神术”，相信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就可以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为了让西太后坚定地做他们的“首领”，守旧派还不断地给西太后拱火，甚至不惜伪造列强要求西太后交权给光绪的“照会”。
尽管西太后对外国人干涉他们的“家事”十分恼怒，但对于义和团的神术能不能靠得住，还是心存疑虑，虽然这个时候，宫里宫外已经把义和团大师兄的超人功夫传得跟真事一样。西太后还是派了两个她认为信得着的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驻扎在涿州的义和团，看一看团民刀枪不入法术的真假。按说，这两位都在刑部干过，刚毅还曾是刑部秋审处的“八大圣人”之一，向有公正刚直之名，理当具有较强的判断力和辨识能力，可是，也许是刚毅他们本身就倾向守旧派，眼睛出了问题，也许是义和团大师兄袒着肚子，拿火枪啪啪地朝上着家伙，表现特别出色，最后俩人回去汇报，居然言之凿凿地认为，刀枪不入确有其事（也有一说是，赵舒翘还有所怀疑，但在刚毅的坚持下，没有说真话）。结果自然是很可怕的，清政府由此发布了自近代以来第一份“宣战诏书”，向来连一国都打不赢的大清，居然向所有的西方列强宣战。
还没等八国联军打到门口，西太后实际上已经明白了她是上了刚毅、赵舒翘加义和团的当。在经过了颠沛流离跑到西安之后，她总算明白外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意谁是这个国家的头，以及这个头是公是母。在彻底明白也彻底服气之后，西太后对于西方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原来死活看不上眼的外国公使夫人，在回京以后，竟然频繁地成为西太后的座上客。据经常出入宫廷的美国女医生赫德兰夫人说，西太后往往给予这些公使夫人过高的礼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后，光绪皇帝才能坐下，而且还欠着半个屁股。西太后不仅让皇帝对这些过去看不上的外国娘们儿迁尊降贵，自己的架子也放下了许多，时常拉住这些洋女人的手嘘寒问暖，让人感至到眼前就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太婆。赫德兰夫人是这样描写在公使夫人面前的西太后的：“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国公使夫人的勤见时，这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的女人味儿，和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她与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关切地嘘寒问暖；她也抱怨天气的炎热或寒冷；如果茶点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非常着急。她十分真诚地说，能和我们见面是她的一种福气。她还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即使她们以前对她存有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照，这也充分表现了她作为一朝之主的能力。”（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有的时候，这些不谙宫廷礼仪的洋女人忍不住乱摸乱动，甚至抄点什么走，吃饭的时候，面对盛宴，有人居然挑三捡四，说些难听的话，西太后也真像个佛爷似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人家主动要礼物，自然尽量满足。一次，据说一位非常尊贵的公使夫人，居然看上了老佛爷用的碗（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跟西太后讨要，西太后说这是用过的，就不给了，按中国人的习惯，送礼送双，可以给你另外两个这样的碗。
跟外国公使夫人打交道，义和团的话题虽然尴尬，但有时候还是逃不掉。有一次，西太后发现一个公使夫人佩带着勋章，她就问这个东西的来由，公使夫人答道，这个勋章是因为我在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时候受伤，我们国家奖给我的。西太后马上双手握着这位夫人的手，似乎显得很激动地说：“对那次动乱中所发生的事我深表遗憾，义和团匪民一度势力盖过朝廷，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的城墙上，这类事情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赫德兰夫人所记录的西太后这段话不错的话，西太后当然是在撒谎。那时候，在北京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炮，更别提架在紫禁城墙上了。当时的义和团势力虽大，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北京城的主人，西太后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没有她的支持，义和团根本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不过，事过境迁，不把屎盆子扣在义和团头上，老佛爷怎么下台？
跟外国公使夫人的接触，也导致了西太后自身的某些变化，在晚清最后的几年里，西太后对所有的西方事物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汽车坐得，望远镜望得。现在西太后留下来的许多照片，包括摆拍出来的许多“艺术照”（比如她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驮的那张），都是这时候的产品。西太后还在美国公使夫人的劝说下，同意把自己的画像送往圣刘易斯博览会展览，因为公使夫人说，各国首相的画像都在那儿展出。为此，西太后请外国画师一连画了几个月的像。当然，西太后跟那些“洋鬼子”妇女也有些小小的抵悟，比如说，她很看不上外国妇女束胸的习惯，背后总是出言不逊，始终坚持自己的满人服装连同她的六英寸高的满式高跟鞋，是世界上最好的服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太后跟公使夫人的合影，依然一边是满族桶式的旗袍，一边是束胸的西式长裙。
在西太后跟外国公使夫人打得火热之际，朝廷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茶式地开展。几年前的守旧派首领，如今变成了改革的当家人，只是变革的方案，却是抄人家康梁的。不过抄可是抄，康梁却不能平反。不仅不能平反，连看到康梁的名字，西太后都要神经过敏，开经济特科，第一名梁士诒，只因为有人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就被西太后刷掉。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对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活生生造出了一个历史的大别扭，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的脸面。
对于一个垂了近50年的帘、操纵了两任儿皇帝、安排了一任孙皇帝的人来说，脸皮的确是很金贵。不过，在她和她的脸皮进了棺材以后，大清的气数也就尽了。
兵权在握，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湖南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其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几乎就是天下第一家了，弟弟做到总督，哥哥是大士兼两江总督，天下半数督抚出于他门下，至于军队实力更不用说，直辖兵力十几万。当时的满清八旗部队早就不堪一击。曾氏集团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声望实力达到顶峰，李秀成被俘自白，如果曾国藩这个时候选择赵匡胤式“黄袍加身”，勾联李秀成，以湘军为骨干，辅以太平军试问谁能抵挡？
曾国藩有过造反想法吗？他为什么没有造反？
据“湘军志”和时人记载，上述两人正是对曾“劝进”的积极分子。据记载，曾国荃、彭玉麟等10余名湘军大将曾联合上书对曾劝进。曾国藩手书"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对联表示自己无意造反。
曾国藩一生患皮癣，浑身都是鳞片一样的东西，有人附会说这是龙鳞，是帝王之相。曾国藩能不动心吗？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曾国藩成了满清的最后一块柱石，死后追谥文正。
前思后想，认为曾国藩之所以没有造反，原因大概有这几条：
一、个人问题。曾国藩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宁可“求阙”，也不求全。忠君卫道思想严重，主观造反愿望不够强烈。
二、时机问题。湘军鼎盛时期十几万人，但是一朝攻破天京，那些彪悍的湘勇就成了大肆掳掠，等待早日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当年姜维鼓动钟会造反，司马昭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那些士兵人心思归不会为主将卖命。
三、李秀成势力是个双刃剑。虽然有军事价值，但是一旦加以利用，对曾国藩的声望影响太大。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一旦要与这些他们心中的“逆匪”“长毛”共事，恐怕没等清政府来剿，内部先乱了。
四、湘军内部不统一，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这两大巨头肯定不会对曾国藩死心塌地。瓜田李下，为了洗脱嫌疑，一旦曾氏造反，打得最积极的恐怕就是这些羽翼已丰的门生。
五、曾国藩嫡系势力没有人才。湘军最有才干的几个已经自立门户，其他的嫡系分子如曾国荃，鲍超等要么实力有限，要么是一介匹夫，根本不是开国元勋的料。
六、当时是个烂摊子外因就很简单了，造反即使成功，还要面对清军残余势力，捻军，各地民间武装，以及湘军内部的分裂，更关键的是外国的侵略威胁。曾国藩打天平天国比较恨，对付外国人比他的门生差多了。
七、清政府早有防范：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占武昌，皇帝很高兴，准备封赏，不过有大臣密奏说曾国藩一介闲官居然能招募数万兵众，不是朝廷之福。这就动了满清害怕汉人的心病，从这时起，已经开始防范曾国藩势力。天京陷落，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如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
综合这些因素，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造反，而是没有机会，否则历史就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