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学说由斯皮尔曼（C.Spearman）于20世纪初提出。斯皮尔曼认为，人的智能由两个因素（即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构成。一般因素（G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是遗传的，它是人完成各项实践活动所需的首要因素，是人基本的心理潜能，决定一个人的智能高低。特殊因素（S因素）仅是完成特定活动所需的智力因素。按斯皮尔曼的理解，主要的特殊因素包括口语表达力、数学计算力、机械能力、注意力、想象力和智力速度等。作为特定个体的智能都由一种单一的一般因素和系列的特殊因素组合而成。不同个体所具有的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不尽相同，即使同一种特殊因素其程度也各有差异。人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己特有的G因素和S因素，表现出相应的智能水平，以适应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
斯皮尔曼将智能加以分解，并从中分辨出决定智能的主次因素，这无疑把人类对智能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不过，“二因素说”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束缚，它仍将智能看作由孤立部分拼合而成的整体。其中的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之间如同两大板块，机械地相嵌组合，却无融合性的内在联系，这种观点显然有明显的缺陷。事实表明，尽管具体活动的性质与要求不同，所需的智能成分会有所区别。但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机能，是其各组成成分有机结合的突现，决定人在活动中可能达到的成就水平。相反，实践活动也必然促使智能的整体发展。智能中一般因素越发展，必然为特殊因素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发展了智能中相应的特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发展了一般因素。所以，作为智能结构成分的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
三、群因素说
瑟斯顿（L.L.Thurstone）是智能结构“群因素说”的主要创导者。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智能可以分解为七种原始因素，即计算、言语流畅、语词理解、记忆、推理、空间知觉和知觉速度。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不同的原始因素相互组合，构成独特的智能结构，体现特有的智能水平。瑟斯顿还认为，智能结构除了原始因素之外，可能存在次级因素（或一般因素）。不过，就原始因素与次级因素的相对关系而言，原始因素在反映人的智能水平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三维结构说
1967年，吉尔福特（J.P.Guilford）冲破智能结构探索中的常规思路，将考察点从平面的板块组合转向三维立体，从静态转向动态，从而形成了全新的有关智能结构的“三维模型”。
按吉尔福特的理解，智能结构的第一维度是内容。内容是智能活动的对象或材料。其中包括听觉、视觉、符号（字母、数学等）、语义（语言的意义和观念）和行为。智能结构的第二维度是操作。操作是由认识对象或材料引起的智能活动的过程，其中包括认识（理解、再认）、记忆、发散思维（寻求各种答案或思想）、聚合思维（寻求最好、最适当的答案或思想）、评价（按一定标准作出某种决定）。智能结构的第三维度是产物。产物是智能活动的结果，其中包括单元（单词、概念等）、类别、关系（单元之间的关系）、系统（用逻辑方法组成的概念）、转换（对安排、组织和意义的修改）、蕴含（从已知信息中观察到某种结果）。如把智能结构的三个维度及其各自的包含项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具有长、宽、高三个维度的长方体。
尽管智能的“三维结构说”是一种有关精神现象的理论模型，但这一理论模型的建构客观上推进了人类对智能的认识。使原本抽象、无形的智能以直观、清晰的构型展示于人们面前。既使人们对智能的认识变得具体、全面，又使人们认识到精神现象虽然极为复杂，但却并不神秘，同样有规律可循。
五、层次结构说
1960年阜南（R.E.Vernon）将智能结构概括为一种由上下四个层面组合而成的结构。智能结构中的最高层次称为“普通因素”；第二层次分两大因素群，包括言语、教育因素与操作、机械因素；第三层次为小因素群，包括对言语、数量以及机械信息、空间信息等方面的能力；第四层次为各种特殊因素。四个层次自上而下依次叠合便形成人类完整的智能结构。
智能的“层次结构说”是阜南以人工智能机为原型的一种建构，即以当代计算机的信息储存形式为模板的一种构思。由此说明，智能模拟为认识人类智能本身，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六、两态结构说
理论心理学家卡特尔（R.B.Cattell）主张，人的智能由两种成分构成：其一是液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它取决于个体先天的禀赋，较少依赖于文化与知识，如个体的瞬时记忆、反应速度、知觉的整合能力等都属液态智力。它们主要体现在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过程中；另一是晶态智力（Grystollized Intelligence），它来自后天的学习，是日常经验的结晶，如个体的词汇、计算能力等均属晶态智力。它们主要体现为知识和技能。在个体发育的早期阶段，液态智力增长迅速，但成年后，渐趋衰退；反之，个体的晶态智力则随年长而增长，只是到了一定年龄（约25岁）后，其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作为智能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功能上是紧密配合的，个体从事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需要两者共同协作，不过液态智力是晶态智力的基础。
除上述的智能结构学说之外，还有斯顿柏格（R.J.Storberg）的“三元结构学说”、达斯（T.P.Das）和纳格利里（J.A.Nagliori）的认知结构说等都是当代有代表性的智能结构说，这里不一一介绍。
智能结构的探索及其理论模型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结构”一般是针对物质系统而言。所谓结构，就是指物质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由于无形的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系统本身，而是高级物质——人脑的属性与机能，因此长期以来对精神现象只能作抽象描述，对其发生的生理机制停留在思辨性的猜测阶段。由此大大限制了人类对精神现象的认识，所认识的精神现象就是一片混沌。这说明：“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所以，对智能作“结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是深入认识精神现象的重要途径。那么，对精神现象能否作“结构分析”呢？智能的结构研究表明，即使是无形的精神现象同样能进行“结构分析”，其分析的客观基础就在于精神现象原本就是由众多心理要素组合成的复杂系统，具有一定的隐形结构。据此，精神现象并非单一或混沌的，结构分析是可能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构造主义心理学派就主张对精神现象进行分析。理由在于，精神现象是复合体，由一些基本的心理元素组合而成。可见，精神现象的结构分析由来已久，只是智能的结构分析是在当代科学背景之下进行的，因而分析得更为精细、更为合理。这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精细的结构分析及其成形的理论模型有力地说明，作为人类本质特征的智能现象并不神秘，它同物质现象一样，同样有规律可循。把握了这种规律，即能科学地说明“智能”，更有利于测量智能、优化智能、发展智能。
§§§第三节智能载体探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生命现象都有一定的物质承担者。”从这一般性原理出发，作合乎逻辑的推论，必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智能作为生命存在的现象之一，除了具有复杂的逻辑结构之外，也一定有其相应的物质承担者。从组织水平看，大脑皮层是智能的物质承担者，然而从微观的分子水平看，智能现象究竟依附于何种物质载体？已受当代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所关注。因为，对主、客体奥秘的探索中，在不断揭示新的物质形态、新的运动形态、新的时空形式、新的矛盾、新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提供新的证实。
一、功能—结构—载体
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体的功能千差万别，简单自反射、复杂至智能活动，其宏观现象的背后都由生理结构与化学结构所决定，这就是所谓“功能与结构的辩证统一性”。例如，眼、耳、鼻、舌的结构各异，相应的功能也完全不同。血液中的红、白血球的功能不同，相应的结构也迥异。尤其在分子水平上，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结构的严格有序性与功能的高度专一性之间关系更为紧密，只要生物大分子上某一位点的结构稍有变化，就会引起生物功能的明显变化。镰刀型贫血症患者就是由于构成红血球的血红蛋白的一个氨基酸与正常人不同所致。由此，功能—结构—载体便构成了生命体内的特殊系统，即任一功能都决定于相应的结构，而任一结构都依附于相应的物质载体。反之，物质载体具有什么结构，就必然会表现相应的特殊功能。既然如此，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智能依附于相应的物质载体是毋庸置疑的。这正是具有哲学头脑的心理学家敢于从事智能载体研究的出发点。
二、智能载体——生物大分子
智能的本质历来受哲学家所关注，思辨性的研究也曾提出过不少假说，但假说如不借助于实证材料是无法确定其真理性程度的，因而要揭示智能的本质必须借助于科学。然而，就当代科学的现有水平而言，欲阐明智能本质、探明智能的分子载体及其变化规律，显然还十分遥远。不过，研究者们已从智能载体的某些方面着手，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记忆载体的认识。
“记忆”是智能特征的主要体现，是智能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早在18世纪，人们就已普遍认为，记忆是神经痕迹或印迹作用的反映。洛克在他的“白板论”中对记忆的印迹作用也作了隐含的表述。随后，巴甫洛夫提出了“暂时神经联系说”，以解释记忆经验的形成机制。进入20世纪后，随着神经心理学的发展，记忆的机制研究逐渐由器官、组织、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于是记忆痕迹的分子基础便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从历史上看，记忆痕迹的分子基础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瑞典神经生理学家海登（H.Hyden）首创了一种技术——能从脑中分离出单个神经细胞，从而为精确地分析脑细胞中的大分子含量提供了条件。1959年，海登和埃依海泽（Egyhazi）合作从事记忆痕迹的分子研究。他们使受试白鼠处于一种强制学习新技巧的情境中：走迷宫或长时间在一根铁丝上行走以掌握平衡技巧。一段时间后，从学会技巧的白鼠脑中分离出单个细胞，并对脑细胞中的大分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果发现，这种白鼠脑细胞中的核糖核酸（RNA）含量要比在通常方式下生活的白鼠高12%。
从理论上讲，如果RNA真是记忆的分子基础，那么破坏或阻碍RNA的分子合成势必会影响生物个体的记忆行为。为检验这种推论，美国生理学家科恩先使涡虫受训，当涡虫学会某种行为后，即以核糖核酸酶处理涡虫。结果证明，核糖核酸酶确实消除了涡虫对该种行为的记忆。
此后，在有关记忆痕迹的分子研究中，世界各国的生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做了大量实验。这些研究技术与实验设计思路大致相同：先让动物进行某种学习，然后分析动物脑神经细胞内的RNA含量，或者给动物注射RNA酶或某种药物，使动物脑神经细胞内的RNA的合成加快或阻断，再检查动物的记忆有无变化。这类实验不同程度地说明，脑神经元内RNA含量的变化对长时记忆确有影响。
既然RNA含量的变化会影响生物的记忆，那么蛋白质含量的变化会不会影响记忆行为呢？根据生物化学理论，RNA仅是遗传信息的贮存者，而蛋白质才是生物功能的体现者。生物的一切功能都由蛋白质来执行，但是蛋白质功能的分子基础——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则受RNA的信息所控制。由此不难推论出记忆功能理应会受到脑神经细胞中蛋白质含量的影响：蛋白质合成的加强会使动物更容易形成复杂的技能，而蛋白质合成受抑制，条件反射活动会遭受限制。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如果在白鼠学习走迷宫之前注射蛋白质合成抑制剂，白鼠学习后4小时的保持无明显影响，而对学习后6小时、24小时以及一周后的保持有明显影响。这说明蛋白质可能与长时记忆的巩固有关，蛋白质合成受到干扰很可能是倒摄遗忘效应的基础。另有实验表明：破坏动物的脑下垂体，使脑肽合成受阻。除引起疾病外，同时也影响记忆；而注入小分子肽则可恢复动物的记忆力。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说明，生物大分子（RNA、蛋白质）的变化确实能影响记忆状态。因此，生物大分子（RNA、蛋白质）作为记忆（智能）载体的概念就此而确立起来了。
三、智能转移的最新研究及其哲学评析
在确认RNA、蛋白质是记忆的分子基础之后，有人坚信，生物工程能实现脱氧核糖核酸（DNA）在不同个体间的自由转移，作为记忆载体的RNA、蛋白质也一定能在个体之间迁移。如果实现了这种迁移，不仅能为记忆的分子基础理论提供依据，而且许多记忆失常者或某种类型的智力迟钝者将获得新生。因此，这种研究的社会性、伦理性以及科学意义比器官移植还要深远。正因为如此，从2O世纪6O年代起，许多科学家纷纷加入了“记忆（智能）迁移”研究的行列。
1970年，伯恩以涡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迁移”研究。他先使涡虫形成对光的反应，即一出现光就给予电击，逐渐使涡虫形成对光的退缩反应。接着，将涡虫切成两段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其头部和尾部再生成的涡虫仍保持着对光发生退缩反应的特性。伯恩进而将对光能发生反应的涡虫碾成碎片，喂给没有受过光训练的涡虫吃，再对这些涡虫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这些涡虫居然也获得了对光发生退缩反应的特性。因此，有人认为这种不同个体间的特性迁移是由贮藏记忆信息的大分子维系的。
“恐暗素”迁移实验曾经轰动一时。1970—1974年间，安格（G.Unger）等人用惩罚方式训练大鼠使其“弃暗投明”。然后，提取受训大鼠的脑液，并注射到未受训的大鼠脑中。他们发现，后者居然也获得了对黑暗的恐惧行为。而对脑液分析的结果表明，执行特性迁移的物质是由15个氨基酸组成的短肽，这种短肽被称为“恐暗素”。后来，有人将人工合成的“恐暗素”注射到未经光训练的大鼠脑内，大鼠同样能获得对黑暗的逃避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