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晓铃先生
吴晓铃先生（1914－1995）原籍辽宁绥中，自幼随父居住北京。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得郑振铎先生小说戏曲文献、版本目录学方面之真传，后转入北京大学师从胡适之、罗常培、魏建功诸先生，在音韵、训诂、校雠、考据之学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成为我国着名的古典戏曲和小说研究专家。
吴先生不但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学问做得好，小品文写得漂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北京有名的饭馆，什么全聚德、萃华楼、东来顺……他吃遍了。他下饭店，不光吃饭，还要深入后厨，与大师傅切磋厨艺，许多名厨都是他的好朋友。文革结束不久，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吴先生当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时候），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的食品质量和饭店服务比以前可差多了。日本朋友来京，他在全聚德请客，对贵宾夸耀：“这是我们最好的饭店，其烤鸭脆香可口，冠盖京华。”不想话音刚落，烤鸭上来，鸭肉不但片得太厚，个别的还难以咬动。他顿时觉得很没面子。送走客人，他把服务员叫来很沉痛的说：“本来我最喜欢你们的烤鸭，可今天是怎么了？没有想到你们给外国客人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你们的经理是我的朋友，我为你们难过。”事后全聚德经理专门到吴先生家赔礼道歉，并且又特地请吴先生光临烤鸭店指导。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好像吴先生曾撰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吴先生文雅而幽默，平易近人又热情好客。他平生最喜欢做的事大概就是结交朋友，尤其在演艺界，有不少莫逆之交，如马连良、郝寿臣、侯宝林等许多着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演员王晓棠言小朋夫妇等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这些表演艺术的顶级行家遇有舞文弄墨之事，常常苦于笔涩而求助于吴先生，而他也总是爽快受命，并且每每完成得十分漂亮。文革时马连良作为罪名之一受到批判的那篇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可能1962年发表于《北京日报》或《光明日报》），实出自吴先生之手，为此，他也陪着挨了不少批斗。吴先生同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饰演胡传魁的着名演员周和桐也是好朋友，在信阳五七干校时，特地买了一斤信阳毛尖托回京探亲的同志带给周和桐，那天我在现场，他把写在茶叶包装纸上的一句话指给我看，还模仿胡传魁的腔调念道：“喝出点儿味儿来”--熟悉《沙家浜》的人一看就明白此话乃由胡传魁的台词化来。吴先生还有许多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兼课时的学生，如王金璐等，师生情谊甚笃；甚至未曾经他授课的一些梨园名角也尊吴先生为老师，一提起或一见到他，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像梅兰芳的入室女弟子言慧珠，对一般人可能显得傲气，但在吴先生面前，则以“学生”自称。听人说，文革前一次盛夏，吴先生在青岛海水浴场沙滩上漫步，突然一位穿着鲜艳泳衣的漂亮女士，大老远喊着“吴老师吴老师”，急速跑来，热情握手，嘘寒问暖。一时，沙滩上众多目光皆聚焦于此，且惊奇不已。谁知在青岛沙滩上海浴的众人之中亦有不少识者，他们悄悄指着这位女士喃喃叹曰：嗨嗨，呵呵，这不是言慧珠吗！不错，她正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一、言派创始人言菊朋的女儿，红遍全国的上海京剧院女演员：言慧珠。用今天的话说，她可是个“大腕儿”，“明星”乃至“巨星”。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疯狂追星，也没有现在的所谓“追星族”；倘搁在今天，青岛海滩上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才怪！但是没有几年，悲剧发生。文革中，言慧珠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挂白绫，结束了四十七岁的美丽生命。一代名伶陨落，吴先生闻知，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痛惜良久。
与朋友聚会，请朋友吃饭，是吴先生一大乐事。有一次不知什么缘由他同我们谈起朋友喝酒相聚的事。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一家人，乃前清官宦之后，因手头紧，要卖一坛好酒，说这坛酒是其先人在道光年间埋于地下的，已逾百年矣。吴先生闻讯，与几个朋友赶去。一看，果然是好酒。打开坛盖：酒已成黏糊状，香气袭鼻……于是买下。吴先生说，那酒虽好，已经稠得不能直接喝了，必须兑上今天的上等粮食酒才好享用。吴先生郑重其事发帖给知己朋友，摆了一桌酒席，详细讲述此酒来历，让大家细细品味，然后畅怀共饮。我当时被吴先生的描述陶醉了，只恨自己无缘。
吴先生朋友多，人缘好，所以，人乐意助他，他更乐意助人。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后，一次他家（校场头条）的下水道堵了，请几个年纪稍轻有一把子力气的朋友和学生帮忙，于是我们三人--当时还赋闲在家的京剧武生王金璐，文学研究所有名的拼命三郎栾贵明，还有我，应声前往。不到半天，活就干完了。中午吴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海阔天空谈起来。吴先生对京剧界特别关注，并且为当时的京剧前景担忧。他的侄子文革前入戏校学京剧，是一名很有天赋的京剧苗子，文革中却不能正常练功。吴先生连连叹息：“京剧如此状态，未来可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此心此情，上天可鉴！文革后情况有了转变，他的侄子，当年我们在他家见到的那个长得十分秀气、还一脸稚气的小伙子，据说成了京剧院的领导--这是后话。吴先生当时所谈，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王金璐的遭遇和前途。这位京剧名角正处于人生和事业低谷：文革时他被发配到西北某剧团，不幸摔断了腿，一时不能再登台了，似乎面临着被淘汰、被辞退的命运。吴先生愤愤不平，甚至要骂人。他表示一定要同朋友们商量，为王金璐谋出路。我与王金璐先生只有这一面之识，后续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文革后我从媒体知道王先生果然重返舞台，成为“武生泰斗”级的人物，为此我甚感欣慰。我想这其中应该有吴晓铃先生之力。还有一件与我直接有关的事不能忘怀。那时我妻子正好来京探亲，不知怎么就说起她十几年屡治不愈的头痛病，来京看病连号都挂不上。吴先生一听，即曰：“何不早说？这事好办。我给你写个条，不用挂号，直接去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找徐大夫。”后吴先生又补了一句：“徐大夫是侯宝林的干女儿。”第二天我们就去找了徐大夫。那时她大约不到四十岁，一看是吴先生的手书，立即笑脸相迎，详细诊问，最后又起身相送。这是我们历年寻医问病最顺当、最舒服、最痛快、最满意的一次。此后再没有见过徐大夫，想她现在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愿好人一生平安、幸福！
其实吴先生一直关心我、帮助我。一九八二年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出版，马上送吴先生请教。他看了，很高兴，说你再拿来一本，我去美国访问，送给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吴先生从美国回来说，大作已赠韩南教授，他说很好。不久韩南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学术交流，点名与我会见。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在松鹤楼宴请韩南，我有幸忝列其间。
吴先生仙逝已经十又四年。但我脑海时时闪出先生睿智而风趣的笑脸，还有他抬头看人时那有点儿凸显的眼球。我情不自禁地问一声：先生，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2009.10.29.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原载《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1期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学林》)
与吴晓铃先生一起吃圆鱼
鳖，也叫甲鱼，俗称王八，当年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时，老乡称为圆鱼，鲜美可口且大补，病后、产后最佳食品之一。
那时我们每十天休息一次，每到休息日，罗山城骤然增加了许多人，主要是五七干校学员--大都是下去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和对“继续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或执行不力的干部，包括何其芳、钱钟书、俞平伯、吴世昌、吴晓铃……这些“反动”学术权威。
吴晓铃先生是有名的美食家，来到罗山，听说此地圆鱼有名，他早已心向往之，私下闲聊时，悄悄说一定要去品尝。
那个休息日天好，刚刚下过入冬后的第一场雪，空气新鲜极了，太阳红灿灿的斜在天空，连风吹在脸上都觉得暖洋洋的。晓铃先生和我们几个年轻的同伴，相约上路，往东迎着阳光直奔罗山城而去。这段路大约二十里，体弱者须走两个小时。晓铃先生体虽不弱，毕竟年过半百，我们进城时，已快十一点了。城不大，没有几座像样的楼房，街道也不规整，似乎垃圾也没有专人清扫。接近中午，城里有限的大小饭店挤满了操北京口音及南腔北调的各色人等。他们大都同我们一样，一面接受再教育“继续革命”，一面按其本能“继续”享受口福。我们簇拥晓铃先生找了几家饭馆，最后在一个相对干净一点的地方，围着一张破桌子坐下，然后去“喊菜”--那是“革命”时期，没有服务员到餐桌为你点菜，而是食客自己挤到卖菜口去开单，喊出菜名，我命名为“喊菜”。嗬，你听那喊菜的声音，腔调不同，口音各异，但有一个菜名却十分一致且喊得最响，这就是“圆鱼”。圆鱼，几乎成了北京食客们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还要了什么菜、什么饭，但大盘圆鱼，印象是永不磨灭的。晓铃先生一边吃，一边为我们这些极少吃或者如我这样根本没有吃过圆鱼的人进行启蒙。他的话，别的我记不清了，只剩两点还留在脑子里：一是说“圆鱼的裙是它最好的部分”；一是说“圆鱼最好的吃法是做羹，营养最丰富”。我坐在晓铃先生旁边，边听边吃，圆鱼裙和圆鱼肉飞快下肚；还为没有吃到圆鱼羹遗憾不已。只后悔当时我太贪嘴，吃得过多，回到干校，肚子难受，折腾到半夜。多少年后，我研究李渔《闲情偶寄》时，读到李渔引古人两句诗“新粟米炊鱼子饭，嫩芦笋煮鳖裙羹”，忽然想起当年晓铃先生“圆鱼最好的吃法是做羹”的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鳖羹，传统名吃也。后来请朋友吃饭时，总要点一道“清炖甲鱼汤”--这是后话。
当时我们不但在饭桌上大吃圆鱼，而且还要买许多带回去，给因故不能进城的同伴。
集中在罗山的干校，光中央各部委的就有十来所，人气甚旺。比起对“继续革命”的理解和实践，他们于圆鱼的认识和热爱倒是更为积极，也更为一致，大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一时间，圆鱼价格猛涨，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之后，我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干校，因所谓“树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美名，辗转到息县、又到明港军营专门搞“清查运动”；又因林彪之死而“运动”势头锐减，且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十分“厌战”，于是到附近稻田钓鳝鱼和到池塘捉圆鱼，就成了大家兢兢业业、专心致志从事的一项“业余”活动，可谓“热火朝天”--刘再复是当时的钓鳝能手。而且，越到后来越是“敌我不分”，革命群众和清查对象联合起来一起钓鱼、捉鳖。我是北方人，于钓鱼捉鳖不在行，只好跟在精于此道的许志英等人后面提壶，站在田埂上或池塘边，瞪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时刻准备着把他们钓出来的鳝鱼和捉到的圆鱼放进壶里。
钓鳝鱼常常获得丰收，晚上宿舍里用自制煤油炉熬鳝鱼汤，别有风味--张锡厚煤油炉做得最地道，鳝鱼汤熬得也不错。然而，捉圆鱼的成绩却不理想；我们在附近大小池塘跑遍，而且风雨无阻，带上雨伞、穿着胶鞋，矢志前往；无奈收获甚微。
想当年我们学部在北京“池浅王八多”，又集中在建国门内五号那个小小“池塘”里，只需围而捉之，“王八”易于上手；京城内外的革命造反派时常光顾，总是硕果累累，捉到一大批“王八”在大院里游街、批斗，一时闻名于京城、乃至闻名于全国--只是后来历史证明他们捉的是假“王八”。没料想，现在我们这些曾经被捉过的众多假“王八”，在远离京城千里的河南池塘里捞真王八，难度却如此之大。
也许是真王八不屑于见假“王八”？未可知也。
人物掠影
读顾准
我知道世上有顾准其人，是在二十多年以前，从干校回来之后，一次经济所一位好友告诉我，他正在跟顾准学英语。“顾准英语很好，非常热心教我。”那时我们都住在学部大院，顾准就住在八号楼一层拐角靠厕所的房子里。因为都是单身，吃食堂，我时常在饭时注意到项准提着饭盒去食堂的身影，稍高的个儿，瘦瘦的，戴着没沿儿的帽子，近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总是目不旁视，很少与人讲话。我从朋友那里略知他的身世，再对照他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孤苦、悲凉。
今天读顾准，二十多年前的形象总闪现在眼前。但是，我的感觉不再仅仅是悲凉，而更多的是悲壮。
顾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悲剧英雄。
读顾准，时时有些联想。
我们这个宇宙有无数个星体。有的发光，有的不发光，只是靠别的发光体照在它上面的反射光而显出些亮色。顾准是一个发光体，是一个能够照耀别人的发光体。
顾准从十二岁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起，一直到五十九岁去世，坎坷一生，命运多舛，但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发射出自己的光：年龄不过十几岁的会计学校教师和一系列会计学着作的作者；地下党工作的出色组织者和活动者；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任上的“查帐征税”法的创立者；1956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最先阐发者；以至于在文革期间在“地狱”中对历史、对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者，惊世骇俗的发问者，振聋发聩的一系列见解的提出者……
从学理上说，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生命个体，都应该发光，都可以发光，都有权利发光；但是在现实中，有时候却只允许某些人或某个人发光，而剥夺了其他人发光的权利。好象人类社会也只能像自然界一样，天上只允许有一个太阳，其他只能被其光辉照耀。太阳之外的发光体，都是“罪恶”的存在。
顾准就是在不允许发光的时候发了光，甚至在被再三剥夺了发光权利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发光。
于是，他多灾多难。
但是，他活得最像一个人，他的生命最符合人的本质。
读顾准，我还时常联想到一个形象，就是高尔基笔下的丹柯。那是一个在黑暗中，在漫无边际的茫茫森林中，掏出自己的心来燃烧着照亮人们前进道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