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蔡仪夫人乔象钟去日本访问，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向她问起蔡仪。她奇怪，为什么不是文艺理论学者或美学家关心蔡仪，而是现代文学研究家关心蔡仪？原来是因为蔡仪先生的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被日本学者金子二郎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日本把蔡仪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的影响比国内要大。而且我想起，文革前，越南青年学者阮进德来文学研究所进修现代文学，点名要蔡仪先生做导师，也是因为蔡仪先生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我是蔡仪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当了蔡仪与阮进德的联系人。蔡仪先生从不张扬自己，从不说自我赞扬、更不说自我吹捧的话。但是，惟独对这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表示满意。刚才说了，这书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越南也注意。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蔡仪先生一九七二年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是：“我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至今仍然自信比一切后来大部头的几种同类着作在发展线索上讲得清楚，虽然没有被人认为是学术着作，人们也不认为我搞过新文学史。”
接着说蔡仪先生当年的自述经历：
“五零年四月，华北大学迁北京，我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并兼研究部副主任，五二年又兼副教务长。五三年调文学研究所，至今。这期间，主要是写些文艺理论文章，论述现实主义问题，有一本《论现实主义问题》；也被迫写了些美学论辩文章，不情愿的，有一本《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六零年，组织上要我去主编《文学概论》教材，也是作为任务，还没有完成。”
追寻革命
一般人眼里，蔡仪先生是个学者，只知道读书，做学问，写文章，着书立说。为人安安稳稳，斯斯文文，静静谧谧，说话细声慢语，温良恭俭让。表面看来，确实如此。这是几十年来我自己以及与我年龄相仿的或者比我岁数小些的朋友们亲眼看到的、接触到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面。
但是，时间长了，深入了解，就会知道这个感觉太片面、太皮相了。
蔡仪先生同时也是个孜孜以求、矢志不改的革命者。
刚才讲了，他出身于读书人家。他的伯曾祖贞斋公与曾国藩同窗读书，并缔结了金兰之交。但贞斋公却走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书生之路。曾国藩做了二品大员之后，曾请当年的同窗好友去做官、参加湘军。故友相见，曾国藩设宴洗尘。席间，竟有两次来人禀报杀人之事，曾国藩一面批件，一面谈笑自若、饮酒吃肉，贞斋公甚是吃惊，原来杀人竟如此轻便，难怪有“曾剃头”绰号。还是做读书人好。贞斋公坚辞盛请，回归故里。临别，曾国藩手书一联相赠：“苦忆家乡怀旧雨，饱看富贵过浮云。”这对蔡仪心灵产生深刻影响。蔡仪先生八十高龄时所作《丙寅杂诗》写道：“饱看富贵过浮云，祖德余馨若有闻。七十多年一瞬逝，童心犹得梦中寻。”应该说，蔡仪先生是继承了祖上这种虽是弱势、却正直的书生精神的。他视做官、荣华富贵如浮云，似乎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做学问、写文章。晚年，顶多到不远的日坛公园散步、云手，一年少数几次远足，写文章累了，在自己“创造”的窗下花房里侍弄修剪亲手种植的一白一紫两株丁香，一丛竹子，一架葡萄，数棵蔷薇，还有菊花、美人蕉、玉簪花。你看到过蔡仪先生同人吵架拌嘴吗？没有。他也有委屈，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似乎只是回家对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诉说诉说而已。
但是另一面，蔡仪先生究竟处于新的时代，已经与他的先人贞斋公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之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蔡仪先生成为一个一生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革命者。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被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曾说，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何允汉、文心金等等，都是团员，经常分头或一起到北大附近的工人夜校进行宣传，为他们讲课。问题不在形势好的时候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在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恶化，李大钊被捕，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蔡仪先生的一些革命同志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杀头的杀头……--这样的时候， 以前革命的人纷纷离开了，遁入书斋或销声匿迹。蔡仪先生不，北方不行，他去南方。他于一九二七年春带着团员介绍信，经天津，过上海，到武汉……寻找组织，寻找革命。但最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很失望，很苦闷，只好回乡教书。
在家乡教书期间，还曾被当地军阀作为共产党嫌疑犯抓去侮辱一番；但当时蔡仪先生尚非共产党员，也没有暴露共青团员的身份，只好释放。
蔡仪先生是于苦闷、悲愤、无奈之下去了日本的。到日本后，他的“寻找组织、寻找革命之心不死”，据蔡仪夫人说，他还曾企图寻找日本共产党--也许今天的年轻人看了好笑：怎么追求党、追求革命，追求到日本去了？你不知道：“共产国际”嘛，那时的革命者心目中，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是一家。请看，这就是蔡仪。真是“革命之心，矢志难改”啊。但是，当时日本也处于革命低潮，共产党倍受打击，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到一九三三年小林多喜二因拒捕而被杀，共产党组织被摧垮。
蔡仪先生虽没找到日本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并参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成为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成员。
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回国，抗战爆发，马上投入抗日活动，而且不遗余力。他是在一群共产党人周围参与抗日活动的。很快，大约是四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入党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其兴奋，可想而知。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此后，蔡仪先生忠心耿耿跟党走。
当然，蔡仪先生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失误。批胡风即其一。然而责任也不能全由蔡仪先生个人承担。蔡仪先生说：我向来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若指得并不正确呢？
--这可能是造成他那一代人、甚至延伸到我们这一代人发生许多悲剧性事件的原因之一。
血性汉子
有人误解蔡仪先生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胆小如鼠的文弱书生而已。
其实他不知道，蔡仪先生实际上文弱其表、刚烈其里，平时从不惹事、从不争名争利，但遇事沉着冷静，正气凛然，是个危急关头敢作敢为、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路见不平高声疾呼的血性汉子。
据蔡仪夫人说，一九二七年，蔡仪先生南下寻找革命路经上海，在街上看到一个叫化子模样的青年，腋下夹着一卷破席，忽然用英语向他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吗？”蔡仪先生回答：“是。”那人说，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流落于此，本要到江湾去找他的哥哥，身上没有一文钱，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这个青年为了使蔡仪先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还说，清华图书馆的地板是钢化玻璃的，还有游泳池，蔡仪先生正好也去过清华，知道他所言不假，于是相信他确实是清华学生，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旅馆。在旅馆门口，那青年人迟迟不肯进去。蔡仪先生说，你是我的客人，没有关系，请到里面坐。蔡仪先生不仅让他在自己房间休憩，而且还让茶房买来一碗牛肉面请他吃。临走，问他需要多少钱？那青年人说，到江湾的路费，只要三元。蔡仪先生给了他五元。蔡仪先生后来说，那时北方学生到南方来寻找革命者很多，即使萍水相逢，也应竭诚相助。他坚信那位青年是为革命而来南方，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流落街头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蔡仪先生取道天津南下。火车到天津，日本人要检查。日本兵非常野蛮：“站好！不许动！”蔡仪先生十分气愤。日本兵说的是日本话，蔡仪先生听得懂，但站台上几百名中国同胞听不懂，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按常理，在这样的时候，为躲避麻烦，尽量不要出头露面，混过去，走人。但蔡仪先生看不得日本人折磨自己的同胞，站出来，把日本人的话翻译出来，并大声为自己的同胞讲话。日本兵看到蔡仪先生竟敢在这种场合大声为同胞说话，还懂日语，于是先把他扣起来，审讯，推打，侮辱。后来在他身上翻出九州帝大的学生证，才把他放了。
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一向温和的蔡仪先生发了一次火，表现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的强硬，而且是同他最好的朋友杨晦。当时的教育部要蔡仪先生为“文学概论”拟一个提纲，作全国文科教材使用。提纲拟好了，教育部说要开会讨论，由蔡仪先生主持，就在他家楼下。参加会的，有教育部的代表，有北大的杨晦、钱学熙等先生。那时，正好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大讲学，有一个“文艺学引论”提纲。毕达可夫何许人？不过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讲师，算不上什么权威，即使权威又如何？然而，蔡仪先生主持的这个讨论会进行到第三天，杨晦先生说，应以毕达可夫的提纲为准，要讨论，就讨论毕达可夫提纲。蔡仪先生很恼火：教育部要我拟的提纲，又由我主持讨论会，我拟的提纲自然应该参加讨论。蔡仪先生说：“何况我对毕达可夫提纲还有不同意见呢！”杨晦坚持：“当前学习苏联是党的政策。”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互不让步。虽然杨晦先生是蔡仪先生的老朋友、好朋友，而且年长蔡仪八岁，蔡仪一向敬重他，但这次，却是“寸土必争”。
六十年代，一次在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看话剧《刘胡兰》。正当演到刘胡兰就义时，反派演员出了点儿小差错，观众中有人发出“吃吃”笑声，与剧中气氛、特别是与观众此时的心情极不协调。听到这笑声，平时不言不语的蔡仪先生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像火山爆发，霍然站起，大声吼道：
向革命烈士学习！
向革命烈士致敬！
这吼声变成了口号声，在剧场回荡。接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起立致敬--向烈士，也向蔡仪。
性情中人
蔡仪先生最初是学哲学的，后来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写大篇大篇抽象思维的文章，出大部大部逻辑严密的着作，成天同概念、判断、推理打交道，总喜欢从那些纷纷攘攘、变幻无穷的现象世界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极富理性”而“缺少感情”。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人民文学》编辑部开座谈会，一位专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老作家坐在我旁边，指着正发言的蔡仪先生悄悄对我说，我真想写写他，看他是怎么思维的--他脑子里叫理性概念填满了吧？感性、感情，经他的理性阳光一晒，蒸发没了。
这当然是错觉。
不错，蔡仪先生很少感情用事，毅力惊人的坚韧和坚强。譬如，拿戒烟这件事来说吧，别人戒烟，难之又难，常常听说有人十次八次戒不掉。戒了又抽，抽了还戒，反反复复，无有穷期。蔡仪先生不。他从小吸烟，说戒，五十年烟龄，一次戒烟成功--一九七二年戒烟，直到一九九二年去世，二十年没再抽过一支。再如，他唯一的儿子小豆在瘫痪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冬去世，活了十八个年头。师母乔象钟送别爱子时在东郊火葬场那一声“我的心呀”的惨叫，多少年叫人颤抖。蔡仪先生的失子之痛，可想而知。但是，当时还作为“黑帮”分子受管制的他，六十二岁，就已经白发苍苍，早上到东郊火葬场领了儿子的骨灰，抱着骨灰盒，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送到西郊八宝山骨灰堂。天很冷。社会也很冷。失去爱子的蔡仪先生，心差不多冷透了，冻僵了，再厚的衣服也暖不过来。然而，那时他没有流一滴眼泪。他知道他必须坚强。再大的灾难他也要挺住。因为他还有夫人和两个女儿需要安慰、照料。人家还强迫他去接受审查。他抱着儿子的骨灰从古城的东郊颠簸到古城的西郊，吞咽着悲伤。中午回到家，充满抚慰地对夫人说：“不要难过了。这是最好的结束，没有痛苦，他舒舒服服地过了十八年。”那天下午，他又“上班”--接受管制去了。
看起来只会抽象思维、“用理性蒸发了感情”的蔡仪先生，却是慈爱的父亲。他的子女当然最有体会。从他同子女的通信中你可以感受到看似平淡、内里却热得烫人的亲情。作为学生所受恩惠，也可想见蔡仪之慈。他女儿说：“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女儿曾经争论“赤金”的颜色问题，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女儿说，纯金没有红色的；蔡仪先生却坚持：纯金是赤红色的。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消息：《阿勒泰发现天然大金块》，“金块呈赤红色，质纯色正”，他马上把这消息剪下，作为获胜的证据。真是童趣昂然。他和夫人乔象钟生有一子二女。刚才说，儿子小豆，身染不治之症，小小年纪即瘫痪在床。蔡仪夫妇为给儿子治病，费尽心力和财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仪先生背着儿子出入各大医院，甚至远至上海。一九六六年，夫人在江西“四清”，上级又要求蔡仪先生到门头沟下农村。他只得把三个孩子，其中包括瘫痪的小豆，托付给老保姆。那年他六十岁。行前，他去东单买来猪骨髓，为小豆配制了丸药；熬夜到十二点，把孩子们棉裤开了线缝的地方一一缝好。
蔡仪是长男，对父母之孝和对弟妹之爱，堪为典范。一九六零年父亲病故，他十分悲伤，自责道：“父亲如果不离开北京，也许能多活几年。特别是最近，他想回北京，因为户口报不上，要来也无法来，要到别处也无法去。终于在衰病和不满中死去。”为此，他痛苦了好一阵子。蔡仪先生亲手构筑了他们兄弟姊妹之间深厚的手足笃爱之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仪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申请到了庚款，够两个人用，他马上把弟弟蔡健接到日本读书。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三妹蔡倩接到重庆读书。解放后，他又把父亲和小妹蔡攸接来北京。
最值得提及的，是他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忠贞和对夫人乔象钟的一片深情。青年蔡仪写了许多情诗，发表在当年的《华北日报》副刊和《沉钟》上。而诗，最能见真性情，最不能骗人。有一束诗叫《杜鹃草》，写对爱情的苦苦向往和追求:
心境像一座危城，
幻影在四方围攻。
我起来四处追逐，
依然是单独的影儿在房中。
（《危城》）
我千万遍的思量这问题，
仍猜不透伊在何处。
算是伊住江南，
天际苍茫，一片云雾；
想随春去了江南，
萋萋芳草，迷了行路。
（《春光》）
还有一首诗，题为《是谁？》，是后来抄赠妻子的：
是谁播下这可怜的种子，
叫我来殷勤地守护不止？
这园地常吹着冷酷的北风，
终年地凝着凄冷的薄冰。
我每次拨开土壤去探查，
定看见里面寂寞的毒蛇，
阴郁的蜈蚣，悲哀的蚯蚓子，
冷白的眼光在四周窥伺。
它们是鬼怪一样地忽隐忽现，
驱逐吗？一天也要驱逐千遍！
疲倦了，厌恶了，这无聊的工作，
何时她才到呢？我等着等着。
她吹着一支玛瑙的红箫，
叫空气发酵酿成着春醪，
游遍了天涯，山隈里，海滨，
可从没有敲敲我心的园门。
“这园里，姑娘，曾播了种子，
只要你春光的眼睛一视，
仅仅的一视，它便可以发芽，
抽叶、成条，开着美丽的鲜花。”
我低低地在她身后细语，
不顾地她飘然向前走去。
疲倦了，厌恶了，一切是已经绝望；
只得让毒蛇蜈蚣去将他埋葬。
二十一年三月，蔡仪
一九八五年八月，蔡仪先生把这首诗重抄一遍，赠送夫人，记曰：
“这诗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写的，即发表于当时的《沉钟》上。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抄下它送给我的爱妻象钟，我预言的吹箫人，在十多年之后，让春光的眼睛照着了这种子，使它发芽、抽叶、成条，开了丰硕美丽的鲜花，现正红艳艳地开着呢！”蔡仪先生所说的“现在”，他七十九岁、夫人六十四岁。这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蔡仪先生对六十四岁的夫人又一次爱情表白，情感浓得化都化不开。这对老夫妻的“丰硕美丽”的爱情“鲜花”，永远是那么“红艳艳地开着”！青春常在，爱情常在，至死不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