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寨同志的“散文”缘
已经晚上八点多种，电话铃响，拿起听筒，对方声音温和亲切，但是显得有些苍老：
“我是朱寨。”
唉呀，真是稀罕，做梦也想不到是这位八十七岁高龄且身体有病的老爷子！由于我生性懒惰，疏于向候，除了春节，平常一年也不一定给他打一次电话，现在他倒主动打电话来，我心里十分愧疚。因为腰疾，一般我总是半躺在床上，一听是朱老爷子，腾的一下起身，不觉正襟危坐聆听：
“最近重读了你的散文，有话要说。”
原来是朱寨同志要谈谈对我散文的读后感。
他简直是对他手边所看到的我那些散文逐篇评点， 连续说了二十多分钟（我真怕他累着）。他的话实实在在，句句都点到穴位上，我佩服而感激；而他话语里常常流露出赞扬，更使我兴奋得热血涌动。要知道，这是一位散文行家对我练习写作散文的赞扬，一位不论人品还是学问都令我非常敬重的长者对我这个虽然不算年轻而仍是散文新手的奖掖。这位散文写得非常漂亮的长者的话，使我觉得自己这个本来不会写散文的人，得了一次大奖。这唤起我三四岁时第一次学会自己拿筷子吃饭、第一次学会自己穿衣裳穿鞋子而受到妈妈夸奖的感觉。
这次又感觉非常特别。为什么？因为太巧，甚至巧得让人不敢相信：此时恰逢我的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刚刚看完最后一校，即将送去付印。我手上正拿着清样呢，却传来老爷子的评点。我从未将散文集出版之事告诉朱寨同志。他有特异功能？他能神机妙算？怎么散文集尚待印刷他就用“天眼”看到并且进行评论？
我在电话中告诉朱寨同志：
“正好我的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即将开印，还没来得及告诉您呢。本来想请您作序，可是考虑再三，没敢。”
我的确动过几次念头，想借重朱寨同志的大笔。但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如是者，不下四五次。最后彻底打消这个想法。我不忍心惊动一位年近九旬、又因贲门癌做过手术、身体虚弱的老人为我写序。那年他手术后，我同妻子去探望，都开刀一个多月了，仍然只能吃流食。本来他声如洪钟，一次聚会他被逼上台唱了几句陕北民歌“黑板上写字放呀嘛放光明”，那音色颇有杨洪基的味道；可现在声音全变了，不但沙哑，而且变细、变弱，不像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而且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今年是术后六载，他身体还算恢复得不错，但毕竟是身兼病体的耄耋老人。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对我散文的评说。真是喜出望外，又觉得受宠若惊！
是有些“受宠若惊”，但我不知怎么形容才准确。我又想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同事联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围绕【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突然一天我被叫到当时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朱寨同志办公室，《解放军报》三位负责人专程赶来，找到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朱寨同志，郑重其事地代表组织，向作者，向作者所在单位文学研究所，正式传达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对那篇文章的表扬。要知道那是1976年11月，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半（甚至一大半）还留在文革氛围之中，人们的心理还几乎延续着对待所谓“最高指示”的敬畏。在这样的时候，几个无名小卒忽然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赞赏，你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那阵子，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全国大小报刊均加按语全文转载我们的文章，记者不断打电话来要求采访，约稿信和电话纷至沓来。朱寨同志专门找我：头脑要清醒、冷静！不要一篇文章就飘。正是他的提醒，我始终夹着尾巴写文章、做学问。我几乎拒绝了所有采访，一般也不应约作文。
朱寨同志今天对我散文的评点和夸奖，同样令我激动，但与当年在他办公室那次听传达时的激动不同。那年传达最高领导的表扬，庄严郑重犹如泰山之在顶，心里怯生生的，手足无措；而今天朱老爷子的电话，却如春风，如冬阳，如小时候妈妈放在我头顶上的爱抚的手，使我更觉亲切、更觉温暖、更觉舒适、更觉受用，热血流得虽然不如那次快，却冲击得更为深入。
我入文学研究所快要半个世纪了，许许多多老一辈学者都是我的老师，耳濡目染，随时受益。而其中有四位是我“直接的”导师。我用“直接”这个词，是说我是他们真正的类似先前社会中所谓的“入室”弟子。一位是何其芳同志。文革后期他刚刚获得一点可以工作的权利就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马烽同志，介绍我和蒋守谦去太原参加山西作家协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他急欲恢复文学研究所的业务活动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可谓迫不及待。在文学研究所内，他拖着病体亲自组织了一个毛泽东诗词学习研究小组，主要是在连续十年只要“革命”不要学术的情况下，他急于要大家尽早尽快进入业务工作状态，赶紧写文章；或者说，他要抓紧一切所能争取到的机会，要大家重新学习和练习写文章。我是该小组成员之一，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送给他，他一句一句地改，还约我到他家，详细谈意见，可谓手把手教。我在本书《痛失良师--忆何其芳同志》一文中已略述一二。一位是蔡仪先生（那时称“同志”）。我是“文革”前通过正式考试投到蔡仪先生门下做美学研究生的，要说我是蔡门“入室”弟子更加名正言顺--在本书《我所知道的蔡仪先生》中已经详述。一位是叶水夫先生（当时也称“同志”）。一到文学研究所见到蔡仪先生，他得知我在大学修的外语是俄语，就郑重其事地说：“我为你挑选了一位俄语导师，水夫同志，他是《青年近卫军》的翻译者，苏联组（当时尚未称“室”而叫“组”）的研究员。”我马上去拜见叶水夫先生，聆听教诲。他戴一副金丝框架近视眼镜，中等偏高个头，身体微胖，面孔白皙，温文尔雅，十分热情。可惜，“四清运动”、“文化革命”，使我没有能够跟这位导师多学些东西，此乃终身遗憾。一位就是朱寨同志。他是我的散文导师。
虽然我真正学写散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是朱寨同志的散文对我的影响，却可以追溯到四十四年以前。那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其芳同志等所谓“铁板钉钉”的当权派和学术权威，已经一个一个陆续被揪斗了。我们这些青年人被“文革”那场罪恶之火烧得头脑发烫，被裹挟着去做一些至今想来仍然悔恨不已的事情。由于派性，你揪我这一派（或者与我们关系较好）的有头有脑的人，我就揪你那一派（或主观认定属于那个圈里）有头有脑的人。当时，对立派说我们是“保蔡（仪）派”，要在我们的“保护伞”下把蔡仪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如何反击？想出来的对策就是以攻为守，找一个类似蔡仪的人物，也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他们那里年纪稍大而又有些权威的人是谁呢？拨拉来拨拉去，大概朱寨还算得上。朱寨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怎么办？查。不知从哪里听说，朱寨写过许多散文，还写小说，其中有一篇写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似乎受到过批评；还有《厂长追猪去了》那篇小说，据说是讽刺。查资料的任务派到我头上。说老实话，当时我还没有认清朱寨长得什么样儿，打进所那天起就没有同他说过几句话。纯粹是为了打击对立派而故意拿朱寨开刀。我按着线索（这线索怎么来的，我都忘记了），查朱寨的文章，然后仔仔细细找“罪证”。但是，查阅朱寨散文的结果，让我得到的不是“罪证”而是审美震撼。我现在已经忘记他那篇描写原始森林的散文发表在哪个刊物，叫什么题目，但是里面有一段文字至今印象深刻，即对雷劈大树的描写。那是一个十分独特、形神兼备的审美形象，它具有强烈视觉效果，如同刀刻出来一般，仿佛可以触摸；它不但（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词儿）“冲击你的眼球”，而且电击你的心灵。我真佩服朱寨有如此敏锐、如此独特、如此准确的审美感觉。但当时这只是我心里想，而嘴上不敢说。找来找去，抓不着什么。只有一个地方，他写雷电腰斩大树，用了“大自然的暴君”（我仅凭记忆而没有查对原文，不知是否准确）这一字眼儿。是否有人以此为据，说他影射？但是我却感觉这是神来之笔，妙极，妙极！若说“影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我对朱寨同志的最初感觉和第一印象：一位有独特才能的散文家。心中暗想，我若写散文，就要写得像朱寨那样。
“文革”十年，我挨了九年整，有一次想一死了之（幸未得逞）。“文革”后期，朱寨同志被解放出来主持工作。当我被管制、被监视（连家信也要拆开检查）、被当作异类的时候，一些人不敢正眼看我，一些人鄙视我，多数人只能偷偷同我说说心里话--但是不管是谁，他们没有一个坏人，现在更都是我的朋友。在我受气的时候，朱寨同志不论当政还是不当政，对我，一个曾经企图搞他“黑材料”的人，从未横眉冷对。他的为人像他出生的山东大地一样厚道善良。从“五七”干校回来，特别“四五”运动前后，我们更成了知心朋友。“四五”期间，我同何西来几乎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常常骑辆破自行车，整整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再加上一个晚上，呆在那里看花圈和花圈上的挽联，看大字报，抄挽联和大字报，听议论也参与议论，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匆匆骑车赶回、再匆匆赶去。回到所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朱寨同志那里眉飞色舞地讲述我们的所见所闻。朱寨同志也十分开心。突然，“四五”运动被镇压，白色恐怖袭来。各单位都要清查，不断传出抓人的消息。朱寨同志把我和何西来叫到办公室：“文学研究所没有一个人去天安门，也没有一个人抄大字报。”大家会心而笑。他作为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所有同志。
“文革”过去，这些年我与朱寨同志各人忙各人的工作，又不是同一研究室，除了春节我必去拜年之外，平时见面不多。但是有一点是例外，当我偶有所感，写点散文随笔，却第一个想到请教朱寨同志。他也总是给予热情而认真的指点，本书中《名字》、《大舅》、《大舅撑起我的天》、《爸爸》等几篇，他初读时，就提过具体意见，说有的地方议论多了，要去掉；有的地方要多些感性的具体形象；有的地方用词不够准确……他还常常动手勾勾划划、添添减减。我许多散文都留下朱寨同志的斧正痕迹。使我获益最大的是他有时把自己写散文的体会讲给我听。譬如他说：写散文须尽量避免抽象议论，用形象说话，要描写而不是论述；要写出自己的独特感觉、感受和体验--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散文要真实，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情节不能虚构，但也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想象甚至虚构，有时不能不借助想象。等等。我写散文，不但总是记着他的话，而且常常拿他的文章作为范文，从中得以滋养。我特别佩服他只用几句话就把对象的本质特点准确、锐利而形象地刻画出来的能力。譬如他写何其芳的几篇散文可谓描写人物的同类文章中的精品，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表现和典型细节，描写人物特点极为准确，简直出神入化。
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当青年同志送文章给他的时候，他常常迫不及待，接过来，摘掉眼镜就读。突出的眼球和鼻尖贴着纸面，似乎是视觉和嗅觉双管齐下，一字不漏地认真阅读。
他伏案执笔的姿势和神态，完全像一个呕心沥血，镂骨铭心的雕刻师。他左手按纸，右手握笔，像雕刻师与顽石搏斗一样，他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眼下手下的纸上，把全部生命力灌注在紧握的笔上。他的手指短粗而灵活，手掌厚实而柔软，他握笔的拳头像虎头钳子咬物一样把笔攥紧，一个个如雕如刻的蝇头小字，仿佛从那暴着筋管、发着亮光的广额硕颅中迸发出来的铁花。
以上是《脑力劳动者》一文描写其芳同志读文章和写作的片段。
再看朱寨同志在《急促的脚步》中怎样描写其芳同志“急促的脚步”：
他脚步急促。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推拥着，仿佛有一个向往的目标吸引着他。他双脚象秒针一样奔走，两眼像时针一样凝注。像幼童放步人生，像初生的安泰脚沾大地，欣喜激动，因抢步而踉跄，不时鞋擦地面，踢拖有声……这是何其芳同志给予我的最初印象，也是最后的印象。
他披着那件几乎一年四季都不离身的大号棉衣，两手向后捉着摆动的两袖和衣襟，顺着崎岖蜿蜒的石级小路，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来。那件不合身的棉衣，对于他与其说出于御寒的必要，不如说出于一个武士对战袍的感情。他那急切的神情，也绝不象去作一次悠闲的漫步。尽管他早己走下山来，越过河谷，再爬上一个小坡，已来到我们的院子里，但他那一路的小跑，还象在下那陡峭的山路，收留不住脚步，急促而细碎，踢拖有声。
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祖国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游行中，他借助拐杖和大家一起奔走欢呼。尽管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依然象小跑一样急促。有时竟拎起手杖，象持枪的战士，奔赴在前。正当他焕发革命青春，重踏新征程的时候，死亡残忍地夺去了一个顽强的生命。他临危前，我在他身边。他发着高烧，头上敷着冰袋还满脸通红，舌干唇燥，频频嗫嚅：“热，热……”但他那双露在被单外面的赤脚，却苍白无色，摸了摸，冰冷。我觉得是一种不幸预兆。似乎他也会意。我替他拉了拉被单把两脚盖上，同时我想：这双冰冷的双脚以急促的步伐，走完他革命征途的全程。
上面第一段可谓描写何其芳总体形象的一首诗。第二段是何其芳在延安鲁艺。第三段是何其芳粉碎“四人帮”后游行。
我想，再没有人比朱寨同志对何其芳的描写更入神入骨的了。极矣，至矣，蔑以加矣！
这就是我的散文导师朱寨同志。
这就是我与朱寨同志的“散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