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认真负责、忠于职守，这是其芳同志留给人们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要是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无论大小，他都认真对待，负责到底。还是说干校的事情吧。那时，这位着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当一名猪倌儿。不管是酷夏的白日．还是严冬的夜晚，不管是大雪铺天，还是狂风卷地，他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河南息县多雨的天气里，我常常看到他穿着灰色雨衣雨裤，手拄一根木棍，肩挑一担猪食，一步一步走过去。息县的泥土，“晴天似刀、下雨似胶”--有名的粘，一脚踩进泥里，就象被什么咬住似的拔不出来。在这样泥泞的道路上，空身儿都难走稳，何况再挑一担猪食。其芳同志又这样年老多病、又不会挑担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他挑着担子，精神高度集中，右手紧紧按住扁担，左手拄着木棍作为支撑，双眼注意选路，两脚则和那如胶的烂泥相搏，真是一场紧张的战斗。但他总是坚定、顽强地走向目的地。一个雨夜，猪撞开圈门跑了。于是，漆黑的田野里，亮起了一束手电光，雨声中传来其芳同志那“来来，来来，来来……”，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唤猪声。当同志们帮他把猪赶回来时，他的雨鞋里尽是泥浆，而他的脸上却堆满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他的心绞痛发作了，痛得在床上打滚，浑身冷汗把被褥都湿了，药却找不到。同志们急得团团转。热心的吴晓铃同志，赶忙到数里外他爱人的住地，为其芳同志拿药，等到服下药去安静下来，已经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其芳同志精疲力竭了。这么厉害的病，总该多休息几天吧？不，第三天他就要上班。同志们劝阻他，他说：“心绞痛就是这样，那一阵过去了就好了，我的工作不能老让别人替呀！”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养好猪，他找了一些有关材料阅读，研究，同时还注意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编成歌诀。现不妨把歌诀抄录于下；“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直到他因病从干校回京那天，下午就要上车，上午还守在岗位上，坚持喂猪。
他在领导文学研究所时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对任何工作，不抓则已，一抓就抓到底，决不马虎从事。多年来，他总是在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写下来，有时还写得很详细，直到他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那样病重，还坚持这样做。家里人和同志们劝他说，身体不好，有些工作可以让其他同志去作，不必花那么多时间，考虑得那么细。他哪里肯！他说，该他做的事情，不能推给别人，他不能失职。每次他召集开会，事先总是做好充分准备，写出详细讲话提纲，甚至写出稿子。有几次，我看到他拿在手里的稿子，足有五、六页之多--他不喜欢用带格子的稿纸，而习惯于用白道林纸，写起来自由，他的字又小，每一页总可以写一千字左右。有些细小事情，他也不含糊。
譬如别人起草的通知，他要仔细看过，把错字、甚至标点都改正。有时他不满意，还要自己重写。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五点，遇上所里上午开会，他就嘱咐家里人，七点一定要叫他，不要误了开会。他是绝不肯迟到的。有一次，他要和学习主席诗词小组的同志到红星公社开座谈会，临上车，忽然头昏，甚至要倒下来。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或者打电话去改期，他执意不肯，休息了一会儿，还是去了，并且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坚持到会开完。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就是治学态度的谨严。他一贯提倡严肃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很强调创造性。他说，写文章必须做到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写法。如果一篇文章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见解，只重复别人说过的，宁可不写。他经常讲：做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得出可靠的结论。他在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时，身带重病，把所能找到的当年的老同志，都走访遍了。有的还不止访问一次。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有时要找好几个人。他要力求做到每一条材料都准确、真实。他认为，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像鲁迅说的那样，了解他的全部作品，他的身世，他所处的阶级的、历史的环境，从而作出确切的，符合实际的评价。作注释，必须查证大量可靠材料，力求准确，决不似是而非；对一些疑难之点，不能回避，要对读者负责。他曾对一个负责搞唐诗选注的同志说，他最讨厌那些不花工夫，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注本：别人知道的它大讲特讲，别人不知道的它一字不提。他在病中，对《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进行了认真审核，经他之手，改正了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为了一条注释，要找许多书，他的书由于房子挤而堆得老高，为找一本书，常常爬上爬下，有时费几个钟头，但他决不怕麻烦。该查对的，费时再多也要查对；自己查不到，请别人查。其芳同志还特别强调引文必须确凿可靠，要顾及全篇和作者原意，绝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能引错；引用经典着作，更要严肃认真。他反对那种摘引经典着作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的恶劣作风。他说：“有些人所引用的‘马列主义’，是经不住查对的。”在引用外国材料时，他主张尽量注意译文的准确，如果感到可能不准确，就要找各种译本查对，或者找懂外文的专家去审核。顺便说一说，其芳同志常常不满意我们的某些翻译作品。他几次说，有些外国的诗歌，译成中文之后，就象把酒翻成了白开水，诗味都翻掉了。因此，他提倡学好外文，读原着。他懂英文，常常读英文原着，直接欣赏拜伦和雪莱的诗。为了深刻理解和欣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赞的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他从一九七一年起，以年逾花甲和多病的身体，学习德语，并且边学边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为了学好德语，他常常请教专家，并几次邀请留学德国的一对夫妇到他家来作辅导，这种好学的、进取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
凡是和其芳同志接触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他心地坦荡，热忱率直，谦虚宽厚，温和平易。
对于“何其芳”这个名字，我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了。他的《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最伟大的节日》两首诗，我在中学课本里学过，它们引起我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同时，它们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当时，我借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贪婪地阅读。我后来念大学中文系，与此不无关系。在大学里，我几乎读了所能借到的其芳同志的所有着作，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文章，包括理论文章，都洋溢着一种率直的真情。老实说，从那时起，我对其芳同志产生了某种崇拜。等我一到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除了我的导师蔡仪同志之外，第一个想见的自然是其芳同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样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定很不好接近、有点架子吧？他或者是穿着笔挺的衣服，皮鞋擦得亮亮的，摆出某种派头？有一天，我正站在二楼会议室门口和人说话，其芳同志走过来了。旁边一个同志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新来的，蔡仪同志的研究生。”他立刻微笑着和我握手，藏在深度近视眼镜税后面的眼睛，放出非常温和、亲切的光辉。“欢迎，欢迎”，他总是说话很快，“住处安顿好了没有？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见到蔡仪同志了吧，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一连串的热情话语，把我的拘束一下子驱散了。和同样是热情、亲切、温和、平易的蔡仪同志比起来，他的话又快又多。他一点也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他的衣着穿戴，也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一身半旧的海蓝色制服，一双圆口布鞋。那次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其芳同志的手。那只写出了那么多咄咄逼人的论辩文章的手，原来是那么柔软；因为胖，他的手背上显出四个小窝，甚至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的手的温暖……
以后，和其芳同志接触多了，处处感到他的为人中有一个“真”字在，他的洁自的、坦荡的心灵，就象北京十月的蓝天那样明净，就象山涧的溪流那样清澈见底。其芳同志并非没有缺点，也不可能从来不犯错误；但是，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那些不足之处。一九三八年冬至次年夏，他和沙汀同志一起跟随贺龙同志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平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途又回到延安。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其他场合，多次检讨，说：“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在一首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三周年的七律中，还提到这件三十六年前的往事：“烈火高烧惊旷字，奈何我独告西旋。”并且加了一条小注：“与冀中告别时，敌人正进行残酷‘扫荡’，焚烧村庄，黑夜中，红色火光烛天，景象惊心动魄，是时竟别冀中军民而西归，至今思之，犹为渐愧不已。”对于主席批评他“书呆子气”和总理对他的把教，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在诗文、谈话中提到，以鞭策自己前进。他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谈到主席对他的五次接见，谈到在重庆跟随总理工作的那些难忘的时光，谈到主席的谆谆教诲，谈到总理的忘我工作。他说：“我很惭愧，没有按照主席和总理教导的那样作好工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想，一个时时刻刻总是记着自己的缺点、错误的革命者，即使他缺点、错误再多，也是一个可尊敬的优秀战士。我时常问自己；我能不能像其芳同志这样，念念不忘自己的弱点，以作为自已不断前进的鞭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