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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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忆何其芳(2)

极端的认真负责、忠于职守,这是其芳同志留给人们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要是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无论大小,他都认真对待,负责到底。还是说干校的事情吧。那时,这位着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当一名猪倌儿。不管是酷夏的白日.还是严冬的夜晚,不管是大雪铺天,还是狂风卷地,他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河南息县多雨的天气里,我常常看到他穿着灰色雨衣雨裤,手拄一根木棍,肩挑一担猪食,一步一步走过去。息县的泥土,“晴天似刀、下雨似胶”--有名的粘,一脚踩进泥里,就象被什么咬住似的拔不出来。在这样泥泞的道路上,空身儿都难走稳,何况再挑一担猪食。其芳同志又这样年老多病、又不会挑担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他挑着担子,精神高度集中,右手紧紧按住扁担,左手拄着木棍作为支撑,双眼注意选路,两脚则和那如胶的烂泥相搏,真是一场紧张的战斗。但他总是坚定、顽强地走向目的地。一个雨夜,猪撞开圈门跑了。于是,漆黑的田野里,亮起了一束手电光,雨声中传来其芳同志那“来来,来来,来来……”,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唤猪声。当同志们帮他把猪赶回来时,他的雨鞋里尽是泥浆,而他的脸上却堆满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他的心绞痛发作了,痛得在床上打滚,浑身冷汗把被褥都湿了,药却找不到。同志们急得团团转。热心的吴晓铃同志,赶忙到数里外他爱人的住地,为其芳同志拿药,等到服下药去安静下来,已经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其芳同志精疲力竭了。这么厉害的病,总该多休息几天吧?不,第三天他就要上班。同志们劝阻他,他说:“心绞痛就是这样,那一阵过去了就好了,我的工作不能老让别人替呀!”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养好猪,他找了一些有关材料阅读,研究,同时还注意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编成歌诀。现不妨把歌诀抄录于下;“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直到他因病从干校回京那天,下午就要上车,上午还守在岗位上,坚持喂猪。

他在领导文学研究所时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对任何工作,不抓则已,一抓就抓到底,决不马虎从事。多年来,他总是在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写下来,有时还写得很详细,直到他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那样病重,还坚持这样做。家里人和同志们劝他说,身体不好,有些工作可以让其他同志去作,不必花那么多时间,考虑得那么细。他哪里肯!他说,该他做的事情,不能推给别人,他不能失职。每次他召集开会,事先总是做好充分准备,写出详细讲话提纲,甚至写出稿子。有几次,我看到他拿在手里的稿子,足有五、六页之多--他不喜欢用带格子的稿纸,而习惯于用白道林纸,写起来自由,他的字又小,每一页总可以写一千字左右。有些细小事情,他也不含糊。

譬如别人起草的通知,他要仔细看过,把错字、甚至标点都改正。有时他不满意,还要自己重写。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五点,遇上所里上午开会,他就嘱咐家里人,七点一定要叫他,不要误了开会。他是绝不肯迟到的。有一次,他要和学习主席诗词小组的同志到红星公社开座谈会,临上车,忽然头昏,甚至要倒下来。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或者打电话去改期,他执意不肯,休息了一会儿,还是去了,并且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坚持到会开完。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就是治学态度的谨严。他一贯提倡严肃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很强调创造性。他说,写文章必须做到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写法。如果一篇文章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见解,只重复别人说过的,宁可不写。他经常讲:做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得出可靠的结论。他在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时,身带重病,把所能找到的当年的老同志,都走访遍了。有的还不止访问一次。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有时要找好几个人。他要力求做到每一条材料都准确、真实。他认为,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像鲁迅说的那样,了解他的全部作品,他的身世,他所处的阶级的、历史的环境,从而作出确切的,符合实际的评价。作注释,必须查证大量可靠材料,力求准确,决不似是而非;对一些疑难之点,不能回避,要对读者负责。他曾对一个负责搞唐诗选注的同志说,他最讨厌那些不花工夫,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注本:别人知道的它大讲特讲,别人不知道的它一字不提。他在病中,对《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进行了认真审核,经他之手,改正了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为了一条注释,要找许多书,他的书由于房子挤而堆得老高,为找一本书,常常爬上爬下,有时费几个钟头,但他决不怕麻烦。该查对的,费时再多也要查对;自己查不到,请别人查。其芳同志还特别强调引文必须确凿可靠,要顾及全篇和作者原意,绝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能引错;引用经典着作,更要严肃认真。他反对那种摘引经典着作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的恶劣作风。他说:“有些人所引用的‘马列主义’,是经不住查对的。”在引用外国材料时,他主张尽量注意译文的准确,如果感到可能不准确,就要找各种译本查对,或者找懂外文的专家去审核。顺便说一说,其芳同志常常不满意我们的某些翻译作品。他几次说,有些外国的诗歌,译成中文之后,就象把酒翻成了白开水,诗味都翻掉了。因此,他提倡学好外文,读原着。他懂英文,常常读英文原着,直接欣赏拜伦和雪莱的诗。为了深刻理解和欣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赞的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他从一九七一年起,以年逾花甲和多病的身体,学习德语,并且边学边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为了学好德语,他常常请教专家,并几次邀请留学德国的一对夫妇到他家来作辅导,这种好学的、进取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凡是和其芳同志接触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他心地坦荡,热忱率直,谦虚宽厚,温和平易。

对于“何其芳”这个名字,我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了。他的《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最伟大的节日》两首诗,我在中学课本里学过,它们引起我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同时,它们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当时,我借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贪婪地阅读。我后来念大学中文系,与此不无关系。在大学里,我几乎读了所能借到的其芳同志的所有着作,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文章,包括理论文章,都洋溢着一种率直的真情。老实说,从那时起,我对其芳同志产生了某种崇拜。等我一到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除了我的导师蔡仪同志之外,第一个想见的自然是其芳同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样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定很不好接近、有点架子吧?他或者是穿着笔挺的衣服,皮鞋擦得亮亮的,摆出某种派头?有一天,我正站在二楼会议室门口和人说话,其芳同志走过来了。旁边一个同志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新来的,蔡仪同志的研究生。”他立刻微笑着和我握手,藏在深度近视眼镜税后面的眼睛,放出非常温和、亲切的光辉。“欢迎,欢迎”,他总是说话很快,“住处安顿好了没有?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见到蔡仪同志了吧,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一连串的热情话语,把我的拘束一下子驱散了。和同样是热情、亲切、温和、平易的蔡仪同志比起来,他的话又快又多。他一点也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他的衣着穿戴,也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一身半旧的海蓝色制服,一双圆口布鞋。那次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其芳同志的手。那只写出了那么多咄咄逼人的论辩文章的手,原来是那么柔软;因为胖,他的手背上显出四个小窝,甚至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的手的温暖……

以后,和其芳同志接触多了,处处感到他的为人中有一个“真”字在,他的洁自的、坦荡的心灵,就象北京十月的蓝天那样明净,就象山涧的溪流那样清澈见底。其芳同志并非没有缺点,也不可能从来不犯错误;但是,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那些不足之处。一九三八年冬至次年夏,他和沙汀同志一起跟随贺龙同志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平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途又回到延安。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其他场合,多次检讨,说:“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在一首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三周年的七律中,还提到这件三十六年前的往事:“烈火高烧惊旷字,奈何我独告西旋。”并且加了一条小注:“与冀中告别时,敌人正进行残酷‘扫荡’,焚烧村庄,黑夜中,红色火光烛天,景象惊心动魄,是时竟别冀中军民而西归,至今思之,犹为渐愧不已。”对于主席批评他“书呆子气”和总理对他的把教,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在诗文、谈话中提到,以鞭策自己前进。他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谈到主席对他的五次接见,谈到在重庆跟随总理工作的那些难忘的时光,谈到主席的谆谆教诲,谈到总理的忘我工作。他说:“我很惭愧,没有按照主席和总理教导的那样作好工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想,一个时时刻刻总是记着自己的缺点、错误的革命者,即使他缺点、错误再多,也是一个可尊敬的优秀战士。我时常问自己;我能不能像其芳同志这样,念念不忘自己的弱点,以作为自已不断前进的鞭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