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头一尾两个时段的文艺学状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
（1）都处在社会基本结构的大变动、大转型的时期。前者，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地震”接连不断地冲击下，整个社会真是翻江倒海、地动山摇，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而文论领域里从“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正是那巨变的一部分。那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上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各种主义丛生，各种思潮并存，新思与旧见相克相生，中学与西学相交相溶，熙熙攘攘，层出不穷，场面煞是好看。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无疑是那时的文化、学术明星。（顺便说一句，过去总是强调“五四”对“辛亥”和“戊戌”具有革命的否定性，其实，至少在文艺学范围里，它们是在同一轨道内的向前推进，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后者，从“文革”浩劫中惊醒的中国改变历史航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也发生巨变，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迎来了又一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二十来年的文艺学历程，前期（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的“舆论一律”走向“多元争胜”的过程（尽管还远未达到理想境地）；后期（自八十年代末至今），是从“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是从“轰轰烈烈”进入“哲学沉思”的过程。九十年代的文艺学更加注意学术独立。总之，这一头一尾两个时段社会结构的变动、转型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势能和文化语境，促使文论（文艺学）在哲学基础、根本观念、学术范式、观察视角、叙事语码、论述对象、思维方法以及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调整，获得大幅度的突破和进展。
（2）都处在从封闭走向相对开放的时期，大量译介外国的学术文化思想，并迅速地有时甚至是饥不择食囫囵吞枣地加以吸收。
（3）都处在非常激烈的中西交汇、古今碰撞的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转型和调整，外来思想文化的引入，新的现实生活的内在要求，文论家、文艺学家的思路被激活了，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思想开放，新说蜂起，呈现出空前的文化和文论（文艺学）多元化和多样化状态。
（4）都处在新旧交替、新旧杂糅的时期，旧规范或已破或正破或将破，新规范或已立或正立或将立，使得文论（文艺学）有时出现短时的失序状态，等等。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复，两者必然有着根本的区别。譬如，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性质不同，所处的国际历史环境不同，所处的国内文化语境不同，面对的对象和问题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而且，它们各自的未来走向也不同：如果说最初那二、三十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四十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统天下；那么，最末这二十来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
主要启示
百年来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风雨历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譬如说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适应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最新历史现实的迫切要求；必须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吸取资源；必须积极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学者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等。然而，在这里我只想挑出几点来加以强调：一是走出“学术政治化”的误区，二是不封闭，三是多元化，四是“知”与“思”的完美结合。因为其他方面以往人们已经谈论很多，而这几点，则关注的力度尚嫌不够；而且就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我认为这几点对于建设和发展文艺学最为痛切、最为紧迫。
（1）走出“学术政治化”的误区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一个带全局性的特征是，在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十分突出，这是制约百年文艺学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将学术政治化，从百年文艺学的起点梁启超那里就开始了。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在当时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主张，他们所写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一个最显着的特点就是突出改良政治。他们把文艺（小说、诗歌、戏曲、文等等）和文艺学（小说论、诗论、戏曲论、文论等等）看成是而且仅仅看成是改良政治的手段，而且也仅仅是一种手段。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新诗歌、新戏曲；他们虽未直接提出文艺和文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就是要文艺和文论为他们的改良政治服务。他们仅仅把文艺和文论当作为改良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百年文论中由梁启超等人开其端的“学术政治化”倾向，后来被继承了、发展了。譬如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论的提倡，三十年代的“普罗”文艺理论等等，都是突出强调文艺和文论的“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文艺要“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建国后，更发展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学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等主张，“学术政治化”甚至以政治代学术的倾向更趋严重，多次学术研讨变为政治批判。如《清宫秘史》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文艺思想批判、“文学是人学”及人性人道主义批判、58年“拔白旗”、63、64年批封资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以至于“文革”中极左思潮将这种主张推向极端，文艺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和俯首帖耳的工具。
这种学术政治化的倾向，也表现在史的研究中。前面我们曾指出，以往几十年间我们写史，往往以政治或经济时期的划分来代替某些学科本身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以政治或经济代替学术。例如我们写的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大都用王朝的更替、政治的变革作为分期的标志；写的许多“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或“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文艺思潮史），也大都以政治分期为标准，如“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等等。这样，各个学科的历史，就成为政治史或经济史的演义或例证。
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2）不封闭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封闭是窒息文艺学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开放是促进文艺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上面我们所看到的百年间最初那二、三十年和最近这二十余年文艺学的繁荣，其特点之一正是开放；而“文革”期间文艺学的凋零，其特点之一正是封闭。“莫封闭、要开放”，这是百年来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经验。
因此，今后我们建设和发展文艺学，必须开放，特别是必须重视中外交流及其强大作用。
前面我们曾说中国现代文艺学是“混血儿”，主要是指它是中外交合的产儿，是开放的产物。这不是个贬义词。
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当然是在“外力”冲击下打破封闭而进行的，正是由于“外力”注入“新质”，这个转换才得以发生，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才得以诞生。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学繁荣，与改革开放之后第二轮“西学东渐”有密切关系。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胸怀宽广、乐于和善于同其他民族交往、既奉行“拿来主义”、也奉行“送去主义”的民族。汉、唐就是例证。那时周边民族或更远的民族（大食、大秦等），有多少“遣汉史”、“遣唐史”和商人来华，又有多少汉、唐使臣出使西域或其他地区和民族！直到明代，我们仍然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着较多的交往。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发展、获益，象刘勰、严羽等大文论家都受到佛禅影响。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我们却变得保守了、封闭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打破。最早一批被震醒的知识精英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容闳诸人就是代表。
从此，西方的思想、学术也随之更快、更广地传入中国，催化了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变革。虽然当时的变化表面上看似乎还未怎么波及文论的研究，但是却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立种下了潜在的基因。稍后的严复翻译《天演论》对中国的社会、思想、学术、文化、文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上世纪最末几年与本世纪最初几年，梁启超、王国维诸人接受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如叔本华、尼采等等），提出许多新的文论问题和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直接进入转化古典文论建立现代文艺学的实际操作，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之父。而最近这二十来年，由于广大学人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用同过去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大量译介、引进外国文化学术思想，因而能够重新审视传统--包括五十年代的、“五四”以来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以至五千年以来的传统；能够以新的气度和眼光看待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文艺现实的迫切要求，从而使文艺学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封闭多年，就象滚滚长河被人为筑起的堤坝阻遏，积蓄了无限势能；一旦开放，大坝轰毁，洪流奔腾，势不可挡，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而使得新时期文艺学在这二十来年空前活跃、繁荣，初显百家争鸣、多元交辉的势头和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