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还时常喜欢用艺术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对付那些需要用坚实的材料来证实和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证的理论问题。例如，在前面我们曾经引述的一段话里，刘再复说“作家的超越是无限的”。那么，请问怎么个“无限”法？又如何能做到“无限”？作家也是现实社会里的人，他虽然是能动的、具有历史主动精神的、富有积极创造性的主体，但是他能超越历史超越时代对他的限制而“无限”吗？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创造，而是在历史所给定的一定条件（当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下来进行创造。作家作为精神生产者，他当然也参与历史的创造，他的创造也不可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之外来进行。如果是那样，作家就是“超人”。但，“超人”只能是一种想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刘再复还如夏中义所批评的，“将人文主义本体化”，从而将“人”的能动性无限夸大，并且将文学的“人”混同于历史的人。夏中义在《新潮学案》中指出：“当现代意识要求人们在珍视人文主义的反封建精髓之余，还应避免其自恋癖式的文化天真时，刘再复却依然天真的将意向混同于现实，将目的混同于起点、将‘应该是的’混同于‘本来有的’，亦即将人文主义本体化。”
“人文主义本体化”的哲学观移植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中即表现为“文学主体”无限创造力的宏扬。在这里，那个人文主义所信奉的全知全能的“人”，又以文学中拥有无限能动性的精神主体的姿态上场，具体到文学对象即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顺便说一句，刘再复的所谓“对象主体”这个术语作为科学语言是不通的，只能作为一次性的艺术修辞存在，如“油炸冰棍”、“黑暗的光明”、“炎热的寒冷”之类），更是一个超越作家的意识控制而一意孤行的人物形象，刘再复认为只有这样人道主义的原则才得以贯彻到底，“把人当作人”才算落到了实处。于是在作品中“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的实践的人”与现实中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主体能动性的人相等同了，文学的“人”与历史的人被混为一谈。在刘再复看来，作品人物作为艺术创造的终端显示或对象化，如果在它身上未能体现出“灵魂”的自主性的话，主体性理论就等于留上了致命的豁口，于是为了保证理论的彻底性及体系的完整性，却无意间犯下一个将文学的人等同于历史的人、以经验性感受取代科学的逻辑推理的错误。
造成“主体论”由哲学命题到文学命题的“走调”与变形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刘再复感性诗化思维与李泽厚理性哲理思辨的差异，更主要在于刘再复那在新时期特定思潮背景下复生的源于西方早期人文主义的文化态度。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是中华民族潜在生命意识空前自觉且表现强烈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家已开始走出“人”的贫困及“文学的贫困”，在思维的精神领域，为至高无上的人的价值争得一片理性地位。正是这样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时代思潮，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自身的丰富性及自身力量的伟大，因此把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发挥人的自主创造精神成为这一时代的吁求和需要。而这一时代的心理特征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不期而遇了。新时期理论家面对的是与早期人文主义相似的时代主题，于是萌发了与之相似的人文情怀：对人性的纯情讴歌，对人的力量的无限自信与弘扬。在这里，主体性概念早已成为某种已知、不证自明的前提和目的，而它的局限，它早已被二十世纪人类主体性胜利的恶果所证实的阴暗虚弱，却被人们轻易放过，因为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急迫的任务是唤起广大民众的主体意识，以“以人为本”去反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的人道主义启蒙。刘再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主体性理论的建构的。古典人道主义的情怀使他毫不犹豫地抹去了李泽厚实践主体论中人性发生学意义，同时他又同李泽厚一道回避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限度，使整体理论沉湎于早期人文主义的文化天真中。于是，在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对人价值尊严的纯情弘扬被当作人的永恒本体属性，进而被奉为文艺创作的准则和范本。
这里也就引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第二个方面的局限，即：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本身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正如两位青年学者在八十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大厦，是建立在西方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古典人道主义及其主体性理论的基石上的：“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同古典人道主义及主体性理论的血缘关系是一望即知的。虽然他也曾参考了一些现代思想家的着作，比较注重个体存在的意义，但他的理论实质上仍然属于古典人道主义的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古典人道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自我消解的因素，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人道主义或主体性自身的局限性。”。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刘再复有关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想的阐述，基本上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理论的水平上。
虽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主体性”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它是当代的一个时代命题；但很可惜，无论是李泽厚还是刘再复，都没有赋予它更深刻更具体的当代规定性，以至于这个命题在他们那里显得比较空泛，没有充分体现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气息和内涵。读者在刘再复论述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是似曾相识的以往西方文学家和理论家的词汇和心态，所举的例证，常常不是哈姆雷特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不是赫尔岑就是别林斯基，好象刘再复的身子是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而他的双足仍然站在二十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脑子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当时的哲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的思想汁液所浸泡着。例如，《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自我”、关于“感情”、关于“爱”的话：“自我尊重的需求是作家在社会中有意识地回归自我，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不仅回归自我，而且把自我的感情推向社会，推向人类，在爱他人、爱人类中来实现个体的主体价值，此时，作家既有自我，又超越自我，而重心在于对他人的爱。作家的超越是无限的，主体性很强的作家总是把爱不断地朝着更深广的境界推移，而且最后总是达到一种高度的超我境界，这就是‘无我’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家，就是他们身上已具备一种热爱人类的至情至性，他们的爱完全是超功利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在热烈地爱着，同情着，但自己也毫无感觉。”这里的用语多么面熟。你似乎在十九世纪的某些作家和理论家譬如雨果、譬如托尔斯泰那里，见到过类似的语言、类似的表述；也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欧仁·苏那里（如《巴黎的秘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那里、“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克利盖（《告妇女书》）那里、“装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对世界表示“无力的悲叹”的卡尔·倍克（《穷人之歌》）那里，找到相似的陈述。
但是，“爱”、“感情”等等在雨果和托尔斯泰等人那里，虽然浮泛、缺乏社会现实和客观实践的深厚根底，但非常真诚，而且还多少渗透着、蕴涵着他们所处的十九世纪那个时代的气息和内容；而在刘再复这里，则不但显得浮泛和虚飘，显得苍白、空洞，显得抽象、无力，而且显得相当陈旧，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如同康德的“主体性”是先验的、给定的的一样，也带有先验的给定的味道。就是说，刘再复的“主体性”不是历史地生成的，而是先验地给定的。因而他的“主体性”似乎总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的既定状态。他没有（至少论述“主体性”时没有）用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这就使得他没有具体论证甚至也没有试图探索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条件下，“主体性”有什么新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内涵。譬如，当代的“主体性”既不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突出个性，强调个体的权利优先，个体权利压倒社会责任和义务，个体压倒群体（即所谓“个体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突出群体，强调社会责任和义务压倒个体权利，群体压倒个人（即所谓“群体主义”）；而是群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权利和责任及义务等等在新的基础上相结合、达到某种新的平衡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既强调社会要尊重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又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中西、古今价值观念碰撞融合的结果，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最近，英国新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着《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思想，如：“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我们时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保持的关心焦点是社会公正，同时应当承认，左右两派之间的分野所未能涵盖的问题的范围比从前大。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自由应当意味着行动的自主权，而这又要求社会的广泛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抛弃集体主义之后，寻求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权利和义务的重新界定。可以说，这一新政治理论的主要座右铭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看得出来，连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得不注意当代时代特点，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吸收既往的经验，力图寻求个人与社会、权利和责任的新关系，新的立足点。对于我们来说，当代的“主体性”既应该带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也应该带有数百年来在西方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下富有竞争性、选择性的运动形式；既有面向全球的博大开放的胸怀，又有中华民族的的优秀文化的立足基地；既尊重个人的充分自由和权利，又强调社会责任和义务，等等。这样的“主体性”目前在我们的国家正在“生成”着、“发展”着。然而，刘再复对“主体性”本身所固有的“生成性”和永不停止的“历史发展性”，特别是对“主体性”在当代的新内涵新特点，似乎视而不见。
更重要的，是刘再复没有意识到人道主义及主体性理论本身会有这样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刘再复在肯定人道主义及“主体性”价值的时候，对它过分钟爱、甚至“溺爱”，浪漫主义地赋予它超时代、超历史的无限性，而看不到它的限度。有的学者所指出：就历史的意义而言，“人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来自“人道”与“非人道”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人道”意味着一种价值；第二个含义来自“人道”与“超人道”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人道”则意味着一种限度。当今世界，西方已经发展到“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电脑日新月异，“全球化”、“一体化”（主要是经济的，但也不能不推及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历程正在迅速推进；而中国也正以令整个世界吃惊的姿态迅速崛起。当世界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当代社会正处在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换的历史关头，未来的社会是智力社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但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不断进行调整。过去那种传统的人道主义及“主体性”命题，也不能不接受新时代、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和批判。科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们对旧有的人道主义、“主体性”命题的局限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他们正在试图提出超越个人的、超越人的、以宇宙为中心的新命题，倾向于不再用“人役于物”还是“物役于人”、“人道”还是“非人道”的旧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关系。这样，所谓“人道主义”，所谓“主体性”，也将逐渐成为过往的命题，再往后，可能回渐渐失去其时代效应和意义。但是，刘再复和他的同道们，仍然固守着（局限于）他们的古典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阵地，不能超越；而新一代学者则毫不留情地给他们以历史的批判，超越了他们。
尽管文学主体性理论存在着逻辑不周严和论述欠妥当的问题，但它对于新时期文论革新的意义还是不可低估的。它将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念注入文艺理论系统，带来理论的内部结构的深刻变革。它不仅使经过重新阐释的文艺反映论“内在地溶入了主体性内容”，使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且促使文论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强化，激发了研究者们的理论自觉和建立新的批评模式的热情，从而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相配合，带来了人本主义流向中众多研究方法，诸如：文艺心理学方法、文学人类学方法等的兴起和拓展。总之，文学主体论的确立，为新时期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新型文论体系建立提供了有力的观念前提和方法论依据。
（本文乃与张婷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