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原来是准备当一名工程师的。1930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在北大，每周都有各种学术报告会。钱三强带着浓厚的兴趣听讲，有一次听了清华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学。吴有训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在轻松愉快中向学生传授了难懂的概念，使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最后萌发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念头。1932年秋，钱三强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转而考取了清华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父亲钱玄同欣然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转折点。1936年，他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翌年通过叶企孙主持的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
1946年11月底，梅贻琦致函在法国的钱三强，邀请其回母校任教。1947年2月1日，钱三强接受聘请，并提出“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梅贻琦与叶企孙、周培源等研究后即决定以五万元（美金）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并着手发展原子能科学的计划，依钱三强建议筹措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1948年5月，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和襁褓中的女儿一起从马赛启程回国，历经一个多月海上颠簸到达上海。清华特派叶企孙专程抵上海接钱三强来清华工作。
就是在叶企孙身陷囹圄时，位居高官的钱三强一直未忘记恩师。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人们常在中关村看到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的叶企孙，他已经70多岁了，裹着一身旧棉袄缓缓行走，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当时已是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老师时，他就会马上跑上去跟叶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叶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因为钱三强当时是负责原子弹工程的，叶企孙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大师的“专职”提携者
叶企孙对人才，一向都是求贤若渴。许多经他提携上来的老师，不少都成为了大师级的物，可以说，叶企孙就是一个“专职”的提携大师的人。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后，吴有训是第一个被叶企孙聘请的教授。
叶企孙知道吴有训的大名，当是他要攻读哈佛博士学位时的事情。吴有训在留美学生中声名鹊起的缘起，是他玩命于实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用坏20多个X射线管。后来，他又和老师康普顿连续发表了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系列论文，成功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为此，康普顿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得知吴有训要返回中国时，康普顿几次劝说他留下来，但吴有训谢绝了。他要回祖国去，去完成一项毕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这就是科学救国。正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使叶企孙与吴有训走到了一起。
吴有训回国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几易其校，有些仓皇的味道。他是要找一个能搞科研的环境，找一个令他满意的实验室。他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现。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当叶企孙先生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欣然应邀。1928年深秋时节，吴有训走进了清华园。为了表示对吴有训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时，叶企孙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吴有训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这个系主任还高！
正是在叶企孙的实验室里，在外已荒废两年时光的吴有训又一次焕发了斗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报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学界的眼球。严济慈发表文章说，“在国内作研究，最早而最有成就者，要推吴有训，他于民国十九年曾把一篇关于X线散射的研究论文，寄往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国外杂志刊布，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据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四年内国内重要论文共有16篇，而吴有训就撰写了8篇。
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首任院长。理学院下辖除物理系外，还有算学系、化学系等共7个系。理学院犹如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指挥者就是叶企孙先生。
这一天，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来到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在《科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程式解决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华罗庚。
熊庆来看得亢奋，便不觉赞叹有声，一时引来室内同仁驻足。“这个人身手不凡，是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恰在此时，助教唐培经来到，听大家如此评判，不禁哈哈大笑：“这人是我同乡，只念过初中，在我家乡浙江金坛县中学当庶务员呢。”庶务员就是杂工。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
唯有熊庆来反倒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这个人可是个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从中牵个线，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月后，唐培经碰到叶企孙，叶企孙问他：“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吗？”
1931年8月，当华罗庚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时，在大学内部，特别是在教授会上，有关他的身份和生理问题，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华罗庚不仅是个初中生，还是个残疾人。18岁那年，华罗庚得了一场重病，命是保住了，左腿却变得僵硬，必须左手执拐，左脚要在空中画上一个圆圈才能落地。现在，华罗庚以这样的特立独行的身影每天信步在科学馆或工字厅，在众多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清华人心目中，未免有些有碍观瞻。加上他仅仅是个初中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与漂洋过海觅得硕士博士学历回来就教的大多数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顺。
关键时刻，叶企孙再次力排众议。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
华罗庚在叶企孙和熊庆来的倾力关注下，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工作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华罗庚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干得尽心尽力。除此之外，他一有空就博览群书，看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叶企孙特批他跟算学本科班的课程学习，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他还在这段时间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华罗庚又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了可喜成绩。一次，叶企孙发现了他的论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
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这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
对叶师的考试风格记忆犹新的，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投在王淦昌门下，后转学西南联大。有一天，叶企孙发现班上有一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似乎并未听他讲课。然而，若提问题，他却总有出色表现。于是就对这个学生格外留意。拿来他看的参考书，分明是毕业年级的课程。但观察他的实验课发现明显薄弱。
叶企孙知道了这个学生的来历，他是自己学生王淦昌的学生，这一课程已经听讲过。从他的学习程度上可以清晰看出自己学生的教学成果。但这个学生的薄弱处是，理论高于实验，数理能力优于动手能力，或许这正是他要转学的原因。因为在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室形同虚设，而缺乏实验室的大学，就像折断一只翅膀的鹰，无论如何也难展翅高飞。
叶企孙洞察到这一点后，就找李政道谈话，说：“以后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是，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一天，李政道所在班级进行电磁学考试。考题是叶企孙所出。李政道很快做完了考卷。他认为十拿九稳能得100分，最差也得95分以上。考试成绩公布了，李政道仅得了83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叶企孙说：“你看，你的理论成绩我给了58分，它的满分是60分，这个分数在你们年级应是最高的。但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分数总分是40分的话，你仅得了25分。把两项成绩加起来，因此你的考试成绩为83分。”
李政道听叶师这样一说，立时心服口服。
一次考试，牢记终生。以后，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正是实验把他送上了物理科学的顶峰。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系有两个名额。吴大猷当时推荐了已留校任教的朱光亚，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定下来，就去找叶企孙商议。叶企孙推荐的正是李政道。
去美深造，所学乃博士生课程，因此，政府明文要求必须是“优秀研究生”才有资格去读。而此时的李政道，一个19岁的大二学生，连本科也没毕业，竟被叶师和吴大猷破格推荐为留美博士生，一时成为西南联大的重大新闻。
叶企孙并没有看走眼。仅仅11年后，李政道就在美国与自己的师兄杨振宁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