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
前些日子，我和学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谈天，山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知怎么话题落到学术的创造性与当代学者的状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认为我们这一辈学者，六十岁左右的，或者六十至七十岁之间的，有点“苦”，有点“惨”。虽然你比我小几岁，但也许你同我们感觉差不多--“苦”，主要指生活境遇；“惨”，主要指学术作为。生活境遇的“苦”倒没什么，惯了，各种政治运动的“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天灾人祸的“苦”、文革十年动乱的“苦”、五七干校的“苦”……都过来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对“苦”已无所畏惧，倘再有什么“苦”袭来，我们可以象《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唱：“谢谢妈！有妈给的这些‘苦’垫底，什么样的‘苦’都能对付。”学术作为的“惨”，却引起朋友们长时间的议论，而且内心有些悲凉，有些哀痛，有些惭愧，有些无奈。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辈人学术上缺少作为。一位朋友说：“虽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说这辈人学术的创造性不大，甚至可以说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自由意志，因而对学术的发展贡献甚微。”一位朋友说：“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文章，到头来数一数，有哪一篇是让人能够记得住的？”另一位朋友补充道：“有的人一本接一本出专着，有谁说得出哪一个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或命题是他提出来的？”于是，朋友们为自己这一辈人作出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判断：这是没有大家也出不了大家的一辈，他们辛辛苦苦却平平庸庸，愿意奉献却不善于创造，习惯于顺向思维而不懂逆向思维，“狼”性不足而“狗”性有余，。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也不能全由我们这些人自个儿来负，须要仔细寻找和分析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某种时代氛围和社会禁锢之下，即使你个人很努力、很刻苦，即使你皓首穷经，把一些“经”倒背如流，又能如何？又能为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增添些什么新的东西？
在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反省这些问题。
是呀，我们常常埋怨世界对我们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术重视不够，或不重视。埋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翻译、不介绍或很少翻译、介绍我们的学术着作和理论思想。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家翻译、介绍？这些东西应该是具有独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有启示意义的，是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财富的。当然，不应该要求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上根本没有永恒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真理。但是，它应该在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对人类学术有价值、有意义。例如中国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禅学经典等等，古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着作、各种学说，不但在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有价值，而且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
如果说时代久远一些的，例如在“古代”范围里，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对世界贡献多多，比世界其他民族毫不逊色；那么到了近代和现代，譬如就限定在近一百年左右，而且限定在美学和文论这个领域，谈中国对世界的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大概底气就不那么足。俄国学者拿出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学者拿出了“新批评”，法国学者拿出了“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德国学者拿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提出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晚期艺术文化的“西马”理论……（再说一遍，我绝不认为这些理论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总有某种意义和价值）；那么，中国学者拿出了什么呢？让我们反省一下，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六十岁或六十至七十岁左右的学者，向世界贡献出了什么可以让人称道的富有创造性的着作和理论学说来呢？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你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看问题、来作比较，因而是片面的。那么，你就给出一个不片面的、全面的说法吧。
不管怎么说，为此，我时常感到困惑，并且不觉得多么有面子。
但是去年（2001）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召开的“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使我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且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
为准备发言，我阅读了些材料，作了些考察。最后，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看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这可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吧？
据我所知，西方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俄国和前苏联也没有，日本、印度、埃及等也没有。而且好像他们之中有的人也不怎么承认这个学科名称。我在1988年与同事一起访问苏联时，曾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着名美学家鲍列夫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交谈。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是这样的。
杜：中国理论界现在提出“文艺美学”这一新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您怎么看这一问题？苏联有无类似的提法？
鲍：（稍微思考了一下）我认为“文艺美学”，还有什么“音乐美学”，其他什么什么美学，这种提法不科学。苏联也有人提什么什么美学，但我认为并不科学。正像（他指着桌子）说“桌子的哲学”、（指着头上的电灯）“电灯的哲学”等等不科学一样，这样可以有无数种“哲学”。同样，如果有“文艺美学”、“音乐美学”，那么也可以提出无数种“美学”，这就把美学泛化了、庸俗化了。事实上美学就是美学。可以有文学理论、音乐理论、绘画理论……它们涉及到的都是统一的美学问题。
后来，我在同几个年青朋友一起编写《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时，在《序论》中引述了与鲍列夫的谈话，并表明了我不同的观点，为文艺美学学科创立的必要性、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和辩护，并且描述了它创立、发展的历程，用事实确证它无可否认地活着，茁壮成长着。
我相信“文艺美学”会被其他各民族的学界所承认、所接纳。它一定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苑一枝独具光彩的花朵。
“教父”之称
许多学者有同感。也许真的可以把文艺美学作为咱们中国学者的一种贡献。
在美学史上，人们把第一个给“美学”（Aesthetica）命名（1750年）、使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称为美学的教父。我所知道的见之于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个提出“文艺美学”名称的应该是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2003年底在台湾台北市举行的《回顾两岸五十年文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持）上，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在评议你的大会发言时说，王梦鸥先生《文艺美学》并非这一学科出现的最早标志，在1969年，中国文化大学文学系就已开始讲授“文艺美学”，主持此事并讲授此课者，即金荣华教授；差不多同时，台湾的一所师范院校，也开设了文艺美学课。在大陆，较早提出文艺美学名称并竭力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是胡经之教授。那么，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称为文艺美学的教父？也许不为过誉。众所周知，教父，是基督教术语，本来指公元二至十二世纪这段时间，在制订或阐述教义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奠定了基础的神学家；也指教会行洗礼时为受洗者设置的男性保证人或监护人。后来借用它指称凡世某些相类似的人物。台湾学者和大陆的经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堪当文艺美学教父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