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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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文坛撷英(6)

我因写过类似角度的文章如《缩略时代》,思索过类似的问题,便对这篇文章留下深刻印象,连同它的作者“何向阳”也一并记住了。至于何向阳是男是女,从事何种职业,还有过哪些着述,却一概不知。不意,今年在审读“21世纪文学之星”的书稿时,何向阳再次浮现了。这次不再是因一篇文章,而是他以参评作者身份提供了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论文集(为了公平,书稿在送我们审读前就做了处理,作者名字用很浓的墨汁盖住,即使对着太阳也辨认不出,但因上述原委,我一拿到书稿就明白了它的作者叫何向阳)。我发现,这位何向阳近年来真写了不少文章,尽管批评界不断有人脱“评”了,跳槽了,洗手不干了,她却始终目不转瞬地关注着当代文学的每一波动,时时出之以精彩的评述和概括,热情未曾稍减。我还发现,在何向阳的文章里,类似《复制时代的艺术和观念》式的以挪借为主的洋味儿较浓的倒是极少数,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具有材料丰富,论述严谨,文笔流转的特色,每一篇都是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的产物,不愿轻率出手。倘若从气质秉赋上看,他的一部分最用力的文章,是含着一种诗的气质和生命意识的,大约依他的本性,并不特别喜欢搬弄新概念、新术语以轰炸自己、轰炸他人。到他写作四万字左右的长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整部评论集就以此题为题,可见他多么重视这篇文章),他似已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基本脱下了理论的铠甲,抛弃了归纳点什么或演绎点什么的职业惯性,全身心地投入了“描述”,让意念跨上黑骏马,让心儿奔向生长过哲合忍耶教派的黄土地,沿着张承志的心路历程,带着对张承志“与众不同的杰出和不顾一切的偏激”的深深理解,在精神理想的空间纵情驰骋。他吟诵着张承志的话:“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如果这梦是我的生命。”既是对张的由衷首肯,也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语吐露。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他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当然也没有人比他更无力拉开距离地观照张承志。

这部书稿由于得到编委们的一致通过,“何向阳”不必再保密了,关于其人的履历及着述情况便也很快转到我手中--编委会把编审此书并写一短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看了材料,发现他的年龄、性别、创作情况都有些出人意外,这里不妨向读者略加绍介:何向阳,女,1966年10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继而攻读该校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她现在河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工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发表文学论文三十余万字,其论文论点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摘编。她曾频频荣获河南省政府、河南作协所颁发的各种奖励,如青年奖、优秀科研奖、新人新作奖等等,虽然她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更大影响,但在河南,早已是出类拔萃,众所周知的了。她的出色,正好印证了编委会选稿的眼力,作为参与者,我有些欣慰。不管从哪方面看,何向阳都是文学评论界涌现的一位难得的新人。80年代文学新人大批涌现,那在世界文坛也很罕见的情景已成往事,文学新人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更遑论评论人才的出现。现在,有多少人能忍受清贫乏苦和冷寂之境?一种个人无法左右的浮靡和功利之风所向无敌,正在摧折着文学新苗的成长,当此之时,像何向阳这样的理论新秀要崭露头角,实为不易。

她的年龄这样小,又是个女孩子,也确乎少见。过去人们常说,有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那是说,搞史学的要有成就,太年轻出不来,其实,文学研究何尝不如此。但任何事都有例外,以何向阳而论,她在80年代中期开始写论文时,仅十七八岁,不能说不早,但她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广泛涉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并不浅尝辄止,这本集子里的一些关于文艺心理学、人格研究、文学批评的长篇述评,就是她在读研究生时期在导师指点下--边读书一边思考的成果。后来,她的兴趣似乎转向了文化学和寻根热,关于审父与恋祖、图腾与禁忌、部落与家园的一组文章,是其痕迹。我特别看重何向阳的,主要不是她在资料占有和细心爬梳方面的努力,而是她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出色的想像力和穿透力,即从文学本体和审美特征出发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大胆假设能力。试以《怀旧:新时期小说的情绪主题》为例来看,在何向阳眼里,你的作品究竟属于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寻根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写作本身是一种回忆,人类永远有对安慰的渴求,永远有回归母体,回归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记忆的冲动,于是,她发现了许多创作的秘奥,发现了作家中“不愿走出青春回忆的人”和“企图在剧变中挽住点什么的人”,从而找到了一种纵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视角。这样的研究比之那种非要制造个什么新术语,把鲜活的文学现象一个个硬按进里面的方式,不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吗?但我又多少感到,何向阳是位求知欲很强,兴趣总在不断转移,永不满足的评论者,这一方面使她的文章变化多端,富于生气,另一方面又使她的文章缺乏足够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深人性。

这部书稿放在我案头已有些时日了,我不想马上交出去,还想再读一遍,但时不我待,必须连同序言一起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它就变成泛着油墨香的新书了,到那时候,让我们再重读一遍《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吧。

1996年7月21日酷暑于北京

泡沫与石头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聚会,大家都在感叹书报多得看不过来。他们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好小说了吗?我说,我还想问你们呐。于是大家一起叹道:“看,看得过来吗,每天被书报壅塞着,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是真话。现在的文化产品着实浩繁,每年新出的各种书籍多至十几万,各类报纸也有几千种,据说连长篇小说一年也能出到近一千部,最壮观的也许要数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了,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打开电视,频道有几十个,直叫你目迷五色,不知看哪个台好。如果再加上多媒体电脑,传媒手段和文化品类之繁,真是不可胜计。过去只是听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早晨喝牛奶的时候,边喝边快速翻当天的几十版报纸,翻完了一扔,就忙去了。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快差不多厂,天天都有报纸扩版的消息,你也得赶快翻赶快处理。连书也出现了麻烦,书原本是文化人最宝爱的,藏书是文化人的一份自负,可现在花样翻新的书太多,书架爆满,要把一本新书摆上去,就得拿掉一本老书,人们在发愁阳台太小,书没处安放。总之,单从数量之多来说,你得承认,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是空前地繁荣了。所以朋友们为“多”而感叹,不是没缘由的。

但多毕竟比少好,为“多”犯愁,毕竟是大繁富中的小烦恼。这就好比进一家商场,究竟是货物琳琅满目,可供选择的余地大好呢,还是货物单调,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选择好呢,当然是前者。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该记得,中国是有过一长段为少而发愁的年月,岂止是少,简直到了精神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地步。戏,只有八个,你要成年累月地反复看,不想看也得看。

电影也不是没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自己的则只剩了地道战,真是“野无遗贤”啊。报纸也有,但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全是一个面孔,连字号大小和排版位置都一样。文学书呢,全成了毒草,准看的只有一两本,恕我不愿在此提起它们的大名。那个年代,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真是可怕透了。你固然没有费脑筋选择或鉴别真伪的烦恼,但别忘了,那是以剥夺你的精神自由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谢天谢地,总算与为少而发愁的年代揖别了。

然而,多和少的关系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往深处想,凡事物总是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少到极致会出现多,多到极处又会变少,何况,多要看什么多,少也要看什么少。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什么都好,包装好,印刷好,封面设计好,纸张也好,可就是一样不理想:内容一般化,水分多,干货少,让人激动不已的,或很耐看的太少。还有一位朋友抱怨说,这几年他几乎没从头至尾看完过一部电视剧,频道虽多,但拨了一圈又一圈,好节目却很少。这些话或失之偏激了,但并非全无参考价值。不错,现在的文化产品多是够多的,如洪波涌起,泡沫飞溅,但消失得似乎也快,转眼就忘个精光,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炒作声吸引过去了,有时你会自疑,是不是记忆力垮了,怎么刚看过的东西就记不住呢。如此看来,这种“多”岂不又演变为少了吗?当然,我得把话说完全,现在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且不少,可惜被“多”给淹没了,消融了,要发掘出来还真费劲。

我忽然想起“文革”前的十七年,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数量比现在不知少多少,但像“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之类的长篇,至今似乎还流传着,还在供人改编,它们的寿命也好像尚未终结。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文艺多繁荣,思想多解放,艺术水准多高,而是受创作生产力和出版条件所限,逼得你必须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磨也得磨。于是,那时的一些好长篇,别的不敢说,至少凝聚着很结实的生活血肉,自叙传和个人革命体验的色彩浓重。它少是少,但放进时间的长河,似乎又成为一种多了。我不是复古派,绝无拿过去贬低现在的意思,更无拔着头发回到十七年的痴梦,但是,倘若我们现在陶醉于表面的热闹,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即灰飞烟灭,谁也不再理会,这样的“多”,恐怕也不值得过分自豪。

也许情况没我说的这么严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量大了,“多”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非要挡,无异于螳臂挡车。据说后现代的一大特点是“复制”,让你根本找不到原创性的东西,何况咱们的作家电视家也要吃饭嘛,创作丰富于个人自娱或社会财富都没有坏处,我们总不能为了出精品,强行扼制作家的写作速度,故意把很多出版社电视台关门吧。但有些规律似乎又是没法更改的,比如马克思就说过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话,若投入太少,却非要结硕大无朋的果,那只有靠催肥和稀释了。所以,有必要在一片“多”的喧闹声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多和少的关系上,我是主张第一要区分门类和层次,不同情况不同要求。如对报纸、电视一类媒体,对通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快餐,多多益善,多又何妨,但对纯文学产品,就得有所控制--我指的是作者的自我控制,宁可少而精,否则等于自我消解。第二,纯文学的发展,似应在少的基础上多,在质的追求中增加量。我们常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定的质量,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质量目标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历史上看,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总是极少,能传诸后世的经典更是微乎其微,这自然是谁也掀不动的铁律;但不能因为识破了这一点,就蔑视永恒,就随波逐流,沉浸在批量炮制的快乐中。现在一面是出书难,另一面是出书滥,有的作者性子太急,恨不得一个月出一部电视剧,两月出一部长篇小说,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实在不多。当然这不能全怪作者,谁让我们有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小说市场呢,谁让这市场胃口那么大,消化能力那么强,作者们加班加点地干,还是供不应求呢。然而,文学史从来不用数字计量,而是以代表性的作品来标识的,就像连山的波涛一般。1958年的红旗歌谣究竟有多少万首,我统计不出,统计出来也没有意义。红楼梦的时代究竟年产多少部长篇,我也不想考证,考证出来恐怕也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少的精品虽然是从多中来的,但并非数量越多精品就一定越多,对文艺产品来说,这个正比例不能成立。

人之为人,就在于总有对永恒的追求,作家之为作家,就因为他永不满足,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人类追求永恒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造福人民,或繁衍子孙,或融入大地,或托之信仰,或遁入宗教……而呕心沥血地创造艺术精品,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当此文化产品滔滔涌动之际,提倡一下对永恒的渴望,也许很有现实意义。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泡沫,但泡沫消失得最快,人们不易发现的是河床中的石头,石头却是长久的,倘有更多的作家不愿做赶时髦的泡沫,能以自我作古的精神争做河床中的石头,我们一再呼吁的精品可能真的会多起来。

一个女性的生命写作我原本是不经意地阅读着《永远的五月》,未及读完眼眶里却盈了泪水。这是一篇极罕见的、能给人以有力的情感冲撞并使人一时之间肺腑酸柔的作品。我想,不应把它看做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创作,而应看做一个女性的生命写作。它的语言是那样的朴素而有韵味,它的叙述是那样地自然而去尽雕饰,它的情感是那样地内敛、凝重而显出奇异的平静和理智。只有历尽痛苦的人,遍尝生死荣辱者,曾与最艰难的生存肉搏过的人,才会拥有这份从容。不错,这只是一个妻子对亡故的丈夫的怀念和回忆的文字,但我们领受到的东西却远远超出这个范畴。这是因为,这里的丈夫虽是最普通的人,但在精神上有种异样的动人的品格,这里的妻子,虽是个平常女子,但她偏能感应和发现被人们长久忽略的某些最重要的真实。我在这篇文章中至少读到了关于生命,关于时间,关于友爱,关于人的自尊和价值,关于处人与处世,关于疾病对人性和友情的消耗,关于男女的两性矛盾,关于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等等方面的内容,它足以触发我们关于人生的广泛的感慨。

是的,在这里我使用了“生命写作”这个词儿。“生命写作”者,即把生命兑换成文章的意思。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是有数的,能称为生命之写作的东西也不可能太多。尽管有人认为凡他写的东西都是精品,都是用全生命写出的,我却怀疑。这就好比人身上的血液是有定量的,不可能像水龙头似的流个没完。我们称赞一部比较好的作品,总说它是用生命写成的,其实不乏夸张成分,除了真的用生命写成,其余多半是准生命写作,或者非生命写作。这是因为,有的作品是用知识写的,有的是善于运用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写的,有的是借用前人的经验写的,有的则用流行的语式和感觉写的,真正用生命写的,自然也有,但并不多。生命写作是个很高的标准,多数情况下,它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血肉体验相联系,常以自述形式出现。将生命外化,用以写外部世界的当然也不少,如文王演周易,孙子修兵法,司马迁着史记,曹雪芹叙金陵十二钗者即是,但作者显然把生命投注进描写的对象中了。总之,以生命写作者,是跳进艺术的火海,让自己的生命与描写的对象一起燃烧殆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