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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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长篇平台(21)

谈了对《此岸》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我也想坦率指出它不尽人意的方面。我最大的不满足也许是,它固然在怀旧,却未能进入忏悔的层次,未能提出更深刻的困惑、怀疑与追问,它的悲剧意识比较淡薄。换句话说,作者似乎陶醉在某种平面的、乐观的、自足的心态中,尚未想到去追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去追究主要人物自身有无精神缺失问题。第二,作品节奏快,动作性强,故事引入人胜,始终有命运悬念吊住胃口,作为小说,这当然很好,但不善于“停顿”下来冷静细致地刻画人物,描绘场面,便有一种始终在匆匆赶路的感觉。第三,有一种凡事皆理想化,浪漫化。完美无缺化的倾向。写马长青这个受难者,就有点神化,此人不但品格高洁,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儒释道无所不通,甚至年逾花甲,性功能亦非常人可比。作者显然把他理想化了,把他作为扛十字架的高人来写。无美不集,无善不备,反而容易见出假来。最后我想说,尽管如此,《此岸》还是一部富于才华,气势宏大的作品,我们不仅被它的丰富与复杂的情节感动,更被它的人性深度和精神诉求所感动。

读《大法官》记

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一部正面地深入地表现法官的生活与形象,集中体现法治精神理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格力量的作品,就这个意义来说,《大法官》的出版非常值得重视。“大法官”这个题目,来自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受冤者因终于获释用家中百年老木做了一个匾,题词“大法官”,以感激法院。事实上应该是法官去抚慰因司法腐败、司法草率而受屈的百姓,不应为纠正了自己早该纠正的错误而沾沾自喜。但无论如何,人们希望多多出现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威严的大法官,这一愿望在今天是特别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感的。

我理解,这部作品不是那种简单地附和当前反腐倡廉题材创作热潮的作品,不是一部趋时应时之作,而是作者经过长期积累和深思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审美追求的作品,与当前的这股创作潮流并无直接联系。我们早该有一部这样的作品了:描写执法者在当今复杂、错综、棘手的境遇中,使命的沉重与光荣,人格的理想,法的尊严,张扬一种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的浩然大气;另一方面写出执法者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把法治与生活整体性联系在一起。

《大法官》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题材上的独特性。以法官为本位、为主体来展开描写,虽然题材本身对创作并不起决定作用,但毕竟是难得的,而且难度甚大。现在,你可以绘声绘色写好一个案件,却很难写好一群法官。重要的是,在艺术的把握方式上,这部作品同样舍易就难,不利用案件的惊心动魄,却选择了走一条日常化、生活流的写作路子。只要一看即明白,作者选择的案子颇为一般,重点不在案件本身,而在案件背后的东西。它不搞情节化、戏剧化,水渲染案件的离奇曲折紧张,开始我们甚至感到太平淡了,过于平易,们读到后来,即发现平淡中见复杂,见深刻。看起来已了解的案子(如周士杰案),其实重头戏在后曲,盘根错节,出人意表,但又绝对符合生活的复杂。作品植入了许多案件,但不失其表现法官的主旨。作品中典型颇多,既有贪污受贿案、杀人案、行政诉讼案、警察开枪案,还有法官自己的离婚案,它们伸开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但作品实际写了一个市的城乡及官场,一个法院。法院也是社会的组织,通过法官们的社会关系,写了社会。由于这种思路和写法,此书头绪多。容量大,平易中见深厚。

最突出的特色还是刻画人物显出了力度,写出了少见的法官真实形象,而且写到心灵深处,写出灵魂血肉来了。不是所有人,但颇有几个人物。作者看来,法官也是人,要解开束缚,抛弃外在的拘谨,大胆地写出血肉真情。有高尚坚韧的,有深沉多思的,有桀骜不驯的,有滑头的,有沉沦的,不一而足。我赞赏对主要人物杨铁如的形象刻画。他痴心不改,以命相许,刚正不阿,执着向前,已令人畏惧并为此丢了官而不自知。他不无自负,虚荣,英雄情结和自我中心的想法。他立了功,却明升暗降,连连受挫,直到痛下决心辞职,实为一条汉子。他与儿子之间的父子冲突,下台后的沮丧,因不知情中碰触了贪官网络而备受打击,以及下决心辞职,都写得十分动人。作品不回避弱点,人物反得以鲜活。他说,只要我杨铁如不死,还活着,天下事我还得管。他以天下为己任,理性之光照耀。能力很强的市长孙志,其复杂性、多面性写得也足,应对机敏,能言善辩,有怜悯心,但仍陷入犯罪。大龄女,过期女人林子涵与方正之恋,写得动情,写出了新的观念和人生的遗憾。王玉和的猖狂,无耻,有恃无恐,又臭又硬,写来传神。聂小倩之自尊,尖锐,我行我素,也突出。邵红这个贪污犯之妻非常有特点,神秘而难捉摸,最终全案因她而破,是个创造。

我想到以下问题:该作品仍留有电视剧之痕迹。怎么看这个问题?文学语言与电视语言是否相容,产生一种新型文本,兼容两者之需?我不想一般地反对,因为《大法官》确实好读,自成一体,有可能探出一条新路。现在,该作品可读性与文学性结合得不错,简洁,动作性强,对话的塑造功能显示出来了,语言的功能也充分放大。

作品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案件太多了,容易分散、干扰对主要人物的描写;二是拘守素材的限度,突不出法院的大门,受真人真事的框范,太注重真实性,而减弱了想像性、虚构性。

无情的叙述--关于《城市狩猎》

一种透底的、毫不矫饰的坦率,一种撕皮裂肉般的坚决,一种淋漓尽致的诉说快感,构成了《城市狩猎》特有的抓人力量。当今,好看的小说与不好看的小说区别在哪里?依我看,事件的设计不是主要的,除了传统的读者,对主题意义人们也不大追究厂,关键似在叙述语言本身,看你说什么活,中听不中听,看你从生活中融会了多少鲜活之物,能否把压在心底的欲望,冲突的价随观,流行的民间话语,特殊的氛围,以及人人有所感却不知怎么表达的情绪,织成一道语言的瀑布,不断撞击读者,激起共鸣。对某种小说来说,好像人们已失去慢慢听故事的耐心,只想赶快如入到语言的狂欢中。比如,写一个落魄的企业家:“这座城市白天叫人烦躁,夜晚令人疯狂,清晨却又给人无限的孤独,他用于抓抓自己胳膊,三角肌没有倒是满手肉坨坨的松软,这显然是过度的欲望和生命运透的结果”,再如,写城市的死角:“小区道路泥泞,水电时断时续,成了外来盲流最理想的安身之地,二胎三胎婴儿的哭叫声,伴着犯罪分子乘虚而入,老鸨把客人拉到此敲诈,赌徒在此通宵达旦,服食毒品成了公开的秘密。一些负案在逃的不法分子也嗅迹而来,过上了归隐生活”。如此表述,就很具当下性,生活化的特色。细细品味,还会发现它属一种泼辣无情的叙述--无情地追求真实或追求无情的真实。

城市文学的潜能在这部小说里也充分地表现出来。硕士生陈小民是个特区的闯入者,银行的女行长杨莹后来嫁给了他,围绕他们的是形形色色的一群,有一败涂地四处躲债的企业家,有掮客,骗子,有或老奸巨猾或盛气凌人的银行行长们,有消息灵通的市长们等等。这是些被饲养在城市里的人们,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座特区城市。因为城市,他们常常在宴会,酒楼,桑拿浴室,洽谈会以至法庭上见面,一旦撤去城市背景,他们立刻形同陌路,互不相识。他们生活其中的城市如巨大的坩埚,磁铁,漩涡,吸引着他们在此聚首,他们的种种欲望、谋略、手段在此交锋,各个不同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在此展览。书名“城市狩猎”很恰当,这些人几乎全是狩猎者,不排除他们建设特区的客观目的,但究其根本,他们要猎取的是金钱,地位,财货,女色,住宅之类,这些新的权衡价值驱动了他们的热情,于是,狩猎也就在人与物、人与人或人与自己之间展开。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圈子”的议论,说圈子不是人人都可建立的,也不是人人都能进入的,商场,政界,政企联袂,无不如此,作为一个人,离开了圈子可能一事无成。这里的圈子,不妨看做小说中人物的境遇,扩而大之,就是这座城市的缩影。

这部小说也并非没有悬念,比如世纪大厦的归属问题,就占去了大量篇幅,但它并不怎么吸引人,除非对金融业或房地产业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它只是小说借以扇形展开的由头罢了。整部小说的特点是,弱化故事,强化对生存状态的揭示。当然它有一个隐蔽的大悬念,始终抓人的,那就是陈小民,杨莹,兰保尔,以及几位行长们的命运。正是这些狩猎者的命运感,他们在波诡云谲的商场、官场、情场中的沉沉浮浮,还有他们的扭曲,紧紧吸引了我们。陈小民本是个很重情义,很孝敬老人,很有干劲的青年,竞争到后来,他居然忘了自己还是个“硕士生”。他与杨莹的婚姻本不乏真情,但杨莹处境险恶,自顾不暇,扭曲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以至乍听妻子亡故的噩耗,他竟无动于衷。看陈小民由热而冷,由奋进而消沉的变化,令人感慨。同学关系也在变质,王云涛对急欲揽活的陈小民的戏弄,令人寒心。兰保尔从发迹到颓丧,反映了特区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他由气宇轩昂到狼狈四窜,曲尽了一个被异化者的可悲,还有那位连名字也没有的来自北方的张副行长,一派文革遗风,外在的庄严与内在的肮脏构成绝妙的反讽。这等丑类最终落马,毕竟说明正义未泯。由于小说里颇多直接来自生活的细节,这些角色都好像在我们身边,不因特区而另类化。写出特定情势下人与人的隔膜,戒备,无情,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这部书用生活本身提供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东西。

《城市狩猎》毕竟只停留在写出生活表象的活灵活现上,没有冒进。作者安于此,不想判断他暂时无力判断的正在行进中的复杂生活。对此我是欣赏的。与其堆砌空洞的议论和所谓终极关怀,不如让生活尽可能饱满地呈现出来。也许作者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本小说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写出了某种真实的灵魂状态。就这个意义来看,我觉得杨莹是全书最重要最耐人寻味的人物。她的发迹近乎传奇,一年…个台阶,因为背后有个没文化的老干部无端的欣赏她。一入官场,杨莹就此告别了她的纯真。她时而一脸冷傲,时而笑容可掬,没有多久,她就学会了走门子,找靠山的全部技巧。很难说她的某些行为不属于经济犯罪。只有极少的时候她才流露出一点女人和妻子应有的温柔。她为了固宠所作的努力是辛酸的,她为了保全官位失身于骗子的场面是可怜的。她为了外在于她的虚荣活着,惨不忍睹。

从这部小说以及像《破碎》之类的小说多少可以看出,当代小说题材热点的悄然移动:如果说,80年代北方作家常以西北风或农业文明的原始自傲的话,那么,90年代南方作家和特区作家所显示的那一份与城市相联系的活力,就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了。描写城市生活小说的增多并形成不约而同的阵势,不是偶然现象,生活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文学的格局、思维和叙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