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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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长篇平台(19)

作者在“题记”中有言:“直书实录,野史真相,非所当非,前事不忘”。一般来说,它属于怀旧反思,追往事,戒来者的作品。我感到惊讶的是,作者的记忆力何以那么好,好得可怕,不论是写土改,写肃反,写反胡风,写合作化,写反右,还是写反右倾,大跃进,写文革,都能提供出当时逼真的细节和人物故事,根本不用编造,全是活灵活现的东西。有些作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的故事,在这样的作品面前立刻黯然失色。由于用了充分生活化的笔调,夹杂了不少幽默风趣的笑料,还有那种自己不笑让别人笑的调侃和反讽,于是十分好读。它是重与轻的奇妙组合:沉重的政治主题与轻松的大白话式的叙述。对这种实录性很强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怎么看我没有把握,但我可以肯定,它的认识价值是卓越的。编辑者给这部大书所加的说明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西部风土民俗的巨幅画卷,深化政治经济改革的思考热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除了“百科全书”的提法最得夸张了,其它几句我能接受。为此书作序的涂光群先生说它“足可传世”。并非虚语。

我感到此书有如下特点:首先是直面真实,直面历史的勇气,它不惧揭出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复杂与隐秘的心态,能写出在今天看来极荒诞的东西,却在当时是极自然的。作者可谓吃透了极“左”的本质所在。第二是敢于评价,有胆有识,一切由过来人叙述,有大梦苏醒之感。第三是人物逼真可见,由于人物无论野心家还是老实人,大多有原型,如实写来,栩栩如生,不必特意费力去“刻画”。当然,若要用专业化的文学眼光去要求,毕竟过于纪实了。我虽不知故事的“出处”,但我还是担心,会不会有人对号入座呢。

深刻与矫饰并存--漫说《石瀑布》

《石瀑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彦英着)是一部尚未引起广泛注意的长篇小说,这自然有它自身的原因,比如写法上的传统和拙实,人物题旨的似曾见过之类。可是,这部书一旦读进去了,又会觉得它是那种平实外表下藏着某种深刻难言意味的作品。这绝非我的夸张。此书作者郑彦英三年前曾有一部中篇《老秘》问世,那篇小说,描绘一位书记身边的“老”秘书,如何竭忠尽智,以屈求伸,渴盼晋升,那一夕数惊的复杂心态,写来如荡秋千般起落无常。“老秘”其实并不太老,只是比首长老些,又总难以“进步”,故以“老”称之。作者自己或许并不明确,只是照实写来,却在揭示着一种灵魂出窍的依附人格,一种我们鲜见的另一类异化和迷失情状。当时我颇感惊讶,在创作上还不是多么深邃的郑彦英,何以能在局部的某个点上探究到了那样的深度?但郑彦英有个顽固的弱点,就是眼看要攀上一座山峰了,却总是脚下打滑,来个人为的“曲终奏雅”,作品遂由深刻返回平面,故事由奇特落入俗套。《老秘》里的“老秘”,最后一反常态变得乐观而自负,热爱秘书上作,致使作品原先的批判性基调,突转为一种廉价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讴歌。这部《石瀑布》,似乎又在犯他创作上的老毛病:小说一面闪耀着中国式的智慧,写出中国农民中的某类人特有的智巧与狡黠,以及中国式的金钱拜物教和钱奴心态,一面又让满脑袋宗法观念的守财奴忽然大彻大悟,高歌猛进,摇身一变而为改革开放中打头阵的英雄好汉。但惟其如此矛盾,反倒使得这部作品很费人思量。

几乎可以肯定,作者所显示的某种思想深度是生活带给他的,是一种“生活的深刻性”的表现。有时候,作者不假思索地、出神入化地写着他非常熟悉的某个人物,完全沉迷于对人物情态的有趣描写之中,却已在不经意中触碰到某种常人难及的深刻。郑彦英的创作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专注于观察人和描写人,对单个人的兴趣超过了对坏境的兴趣,这未免显得过于孤秃,但也往往因此被引领到某个深处,促成了某种“发现”。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人物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这部小说的主角,那个不论春夏秋冬永远戴着一顶粗编草帽的、忧心忡忡的暴发户林连生,就很容易让人想起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公。记得在舞台上,阿巴公的腰里老是扎着一根粗麻绳。手总是向宅中抓取着什么。他请客吃饭,硬在饭堂贴出“人是为了活着而吃饭,决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条幅,叫客人不好意思多吃,以达到省钱之目的。他贪财若狂,嗜钱如命,一见有人伸手借钱,“就浑身抽搐,等于被打中了要害,刺穿了他的心,挖掉了他的五脏”。当他的一万金币失窃,他如一头老狼哀号不已时,观众忍不住要哈哈大笑。阿巴公之所以成为不朽典型,固然在于它揭示了所有守财奴的共性,但更具体的还是它写出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者的“致富欲与贪啬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马克思)的突出特征。林连生的某些表现似乎并不亚于阿巴公,只是更具中国特色。他总是用脏兮兮的编织袋装运大宗的钱,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他不怕苦累,亲自包揽财务开支,不让任何人沾钱;他大搞黄金走私赚钱,却从来都是单兵作战,绝对缜密;他的钱也决不存人银行,而是筑密室、修暗道存贮起来,他甚至直接存金锭,闲来敲击一番,如闻仙乐。不可思议的是,用这种土办法他居然神不知鬼不晓地藏匿了上亿元钱,而善良的村民们却还在为他的亏本担忧呢。看来,中国河南的农民企业家林连生,这位由赤贫起家的个体金矿主,比法国的阿巴公高明得多了,尽管他的某些习性与阿巴公颇相像,比如,他喜欢嗅地下室里人民币特有的气息,他喜欢摸钱,“那快感超过了抚摩女人的手”。

然而,倘若把林连生仅仅视为一个病态的歇斯底里的钱奴,那就未免太轻看他了。林连生与阿巴公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并不缺钙,他是苦难和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一棵虬曲的、野性的树,有的是蛮力和野心。他也不缺权变和狡猾,他缺的是科学、民主和文明的理想。在他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就没了娘,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后来成了人人取笑的牧猪郎。他穷透了,鹁衣百结,满面污垢。因其可疑的身世,在宗法气颇浓的乡村,他曾备受侮辱、嘲弄和蔑视。这一切使他形同流浪汉,身上有股说不清的愈挫愈锐的机灵劲和泼皮式的流氓气。一天,他给各家的猪身上写上了各家主人的大名,招摇过市,全村为之震怒,要收拾他。他却声言是怕把猪弄混了,实则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罢工。猪们只听他吆喝,唤不回自己的猪的村人们恐慌莫名,乖乖儿地接受了他每头猪抽一元补贴的苛刻条件。谁能想到,这是发生在文革年代的事,他当时即能出此损招。他由此品尝到被人恳求的滋味。他又用无赖手段骗奸并占有了村支书的女儿,处境为之改观。他的诸多铤而走险的怪招数,常人绝难想像,小说家也难凭空杜撰。所以村人说他“心眼很稠”,“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他把诡诈与忠厚,聚敛与装蒜结合得天衣无缝,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欲擒故纵和请君入瓮的战法。他总是能抢在前面发财,又总能制造他吃了大亏的假相。细想起来,这一切决不是因为他有先进的观念和经营策略,而多是出于灵敏的嗅觉,小生产者的精明,原始而笨重的剥削方式,因谙熟周围习性而特有的心理估算能力等等。作者因为对这种人的熟悉而能活画出这么一种人,写出其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聚财富的惊人潜能,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至少,有助于我们对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某种中国式的智慧加深了理解。

的确,林连生的爆发力甚强,但终究算不得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尽可凭借政策的好风和个人的鬼精一时发横财,但到一定时候他又会心劳力绌,变成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作者甚至已经点出了他不妙的前景。堕落是一条现成的路摆在那里,他的最高理想无非是过小地主式的生活。幼年时大地主张冠峪的三妻四妾的生活模式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非常迷信生母坟地的所在地“石瀑布”带给他的鸿运。钱多极了的他时而装穷,时而夸富,时而破衣烂衫,时而豪车美服,不知怎么活着才好。他对来矿山寻其情人的女大学生馋涎欲滴,下流到用春药折磨她,直到招来一顿“你除了有钱,还有啥?你是乡巴佬,是蠢猪”的臭骂。这种描写是准确的,深刻的,真是写出厂“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浮士德式的冲突”(马克思语)。

但接下来,小说就开始跑题了,对林连生其人的研究被一个流行了十年的老公式所代替:所谓由物质上的致富转向了精神深刻与矫饰并存上的追求,由对钱的渴望发展到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对名誉的渴望。不能说这个公式不对,这个公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幼年受辱的林连生就更为适应。问题在于,作品只展示了一种结果,却省略掉了最重要的蜕变过程的心灵轨迹,这样一来《石瀑布》也就变成了大路货了。我们看林连生为女儿能当上名记者,上下其手,一掷千金,好像处处在印证这个公式。小说迅速向“大团圆”逼近:林连生忽然就不怕露富了,不再藏着掖着了,忽然就懂得按股份制运作了,忽然就当上政协委员了,他甚至豪气十足地宣称要“得诺什么奖”(诺贝尔奖)了。他的女儿也当上副处长并夺到别人的未婚夫了。真是心想事成,花好月圆,兰桂齐芳,洪福齐天。我不是说像林连生这种人就一定不可能转变为深化改革的带头人,我只是想说,这个转变应该是痛苦、深刻且漫长的,没那么轻松。文明不会在一个晚上完成。试想,林连生的钱对妻子女儿都隐瞒着,怎么会突然舍得把一半财产无偿地奉送给李广汉呢?目光新锐、视野宽阔的外来人李广汉的形象设计是不错的,他只能影响却无法替代林连生的灵魂中的变革。

《石瀑布》通过农民中一个亿万富豪的命运,揭示了他内蕴的强悍、精明和内在的精神危机,这是小说的敏锐处;但它又把这个传统的幽灵寻找尊严的过程,也即走向现代的过程,浪漫化,玩闹化,矫饰化了,这又是它的肤浅处。这种问题和这一矛盾,不但存在于《石瀑布》中,同时存在于不少表现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因而值得思索。

《世纪贵族》好读

因朋友的介绍,读到一部最新出版的长篇,叫《世纪贵族》(中国青年出版社“九十年代长篇系列”之一,作者彭名燕)。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这三十八万字的,读后冒到嘴边的话是:好一个编故事的能手,好一个言情能手,好一个善于揣摩生活热点和读者兴奋点的能手!这书写到一定程度就深水下去了,保持着有限空间里的和谐和完整,倘用第一流长篇的要求来要求它,显然小合适,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新鲜、多趣,不断刺激你的阅读期待,它把社会小说的优势和言情小说的优势杂糅得巧妙,它展示着一种新型的时代美感,描绘着都市里正在涌动的新风景。索解一下它何以“好读”的原委,也许不无价值。

它的结构,按说并不新奇,无非是英雄美人的模式,改革过程加罗曼史的模式,在人物的设色上,甚至还有琼瑶的气息。这样的写法,早在十年前就有了,日渐让人生厌。但《世纪贵族》有些不间,总觉得熟悉的框架里灌注着一些新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倾斜,从改革过程倾斜到人的命运戏剧上来。当然,围绕新亚电子厂的盛衰。外商的形形色色是少不了的,谈判呀,签约呀,翻脸呀,炒鱿鱼呀,也是省略不掉的,但作品主要不写这些。它主要写的是动和变,升降沉浮无定准,离合悲欢无休歇,每个人都在选择中挣扎,每一种感情都在时间中变色,它之“好读”,首先来自于它所传达的这种浮躁感、变动感、不确定感。这是它的魅力的第一个秘密。

这种内在的动感,决不是没来由的,也不是作者任性的主观操纵,它表现了作者对特区和新都市的生活节奏的一种理解,对这种节奏下的人的命运的一种把握。小说中的于松涛、黎少荣、胡鹏、冰莹、阿霞们,从旧体制走进了市场经济的风雨,他们和港商江锦萱、陈百雄们一起,受利益机制的驱动,登上市场竞争的舞台,演出了纠缠不休的、交叉换位的人生戏剧,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不发生着连他们自己都惊讶的变化,这当然就有好戏可看了。作者把这种正在成形的活法儿,这种新的风俗人情加以文学化、定型化的处理,自然也就使作品漾出一种新型的通俗化的美学趣味。

第二,这部小说还是写出了生活的大趋势,新生的东西战胜陈腐的东西的新陈代谢过程,大有一浪盖一浪,一物降一物之妙,但它靠的不再是观念的较量,而是人的质量的较量,它紧紧抓住了人物和他们的内心冲突来写。胡鹏、于松涛、黎少荣三入,仿佛站在三层阶梯上,胡有改革热情,但缠绕着官僚气和权力崇拜的影子,颇似早年的乔光朴,于是,更精明、更开放的于松涛取代了胡,但于松涛一旦掌权,又被嫉妒心煎熬,搞武大郎开店的一套,于是清华高材生,更有生气的黎少荣与之展开了交锋。

于松涛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他由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渐渐走向反面,是令人深思的。此人仪表堂堂,言辞锋利,头脑机敏,意志坚定,既是事业上:的强者,又是讨女人喜欢的那种人。从胡鹏的压抑下解放之初,他确乎生机勃勃,但他的灵魂深处有种致命的毒素,那就是希望历史到他这儿中止,秩序到他手里凝固,辉煌到他这儿结束;生活自然不理睬他,冲得他东倒西歪,以至昏迷到与香港富婆江锦黄苟合。

第三,最能抓住大众读者的,是它对人物情感逻辑的突转性、戏剧性的出色描绘和对女人微妙心态的揭示。作者是女性,具有女性视角的敏感、精细甚至尖刻,一旦写到人物近乎非理性的瞬间感觉,就会妙笔频出。于松涛与冰莹,山盟海誓,坚如磐石,作者居然能令人信服地写到他们离异;于松涛与江锦萱是商战中的仇敌,作者居然能写到他们一起失足;黎少荣与冰莹、阿霞的关系,也能写到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地步,真所谓事事关’隋,“言情”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世纪贵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长篇、人物长篇、史诗性长篇,而是严肃的社会主题与通俗艺术的接轨,暗中走着畅销书的路。作者受古典文化戏剧影响明显,有些对自可以当作台词朗诵。作者写得似乎太流畅了,于是限制了深度。书名“世纪贵族”,令人疑惑,是不是书中的特区企业家和港台巨商,均被喻为“贵族”。当此世纪之末,他们共有一种文化精神上可悲的局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