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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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世纪交响(14)

在文学的转型中,作家向“平民”的转型也许是带来活力的又一个秘密。面对变动的陌生世界,作家继续作为社会代言人和生活意义的诠释者常感力不从心,于是便出现了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先生到学生的微妙变化,这未必是坏事,倒有助于作家深入自己不熟悉或熟视无睹的生活。赵德发的《青城之矢》,生活实感之强惊人,题材和角度也颇奇特,它写的是当今都市最底层扒垃圾的人群,真切地表现了一类人和一个群落的生存方式,打开了社会底层众生相的图画。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人,怀着自卑,说垃圾是城市的“屎”(矢),自己是城里的“蛆”,自有其挣扎的艰辛和精神的苦闷。作者同时表现了他们深藏的善良和灵魂中的光点,不乏灰色中人性的庄严。我以为,此作能让人谛听到现代都市脉搏的跳动声。作者不用俯视,而用平视的眼光开掘出许多新鲜而丰富的东西。萧平的《翡翠鹦鹉》,也以平民的意识和眼光,冷跟旁观“大款文化”的恣肆,作者的同情当然在那位被当作玩物的礼仪小姐一边,作者克制着愤懑,尽量平淡地叙述着大款暴殄天物的恶谑嘴脸,以及把活泼泼的鹦鹉宰杀了做佳肴的惨酷一幕。其实,真正的惨酷在于,礼仪小姐的命运多么像鹦鹉的命运,占有美却不懂美,直至扼杀美才是愚昧暴发者的真面。方方的《凶案》也写平民,一件类似社会新闻或小市民口头传闻的东西,经她的手一处理,那惊人的荒唐,深刻的愚昧,尽在其中,“故事之外”的韵味耐人玩索。邹月照的《捉奸》从一个贪财、好色、愚顽的司机写起,环环相扣,层层生波,借“捉奸”而解剖了一个沿海开放城市企业里的人事网络,“捉奸”的由头倒不再重要。王正昌的《初雪》捕捉住某局一正一副两位局长的潜隐心态,从或恋栈或急于晋升的对比中,揭出当今机关里的某种人情真实和品格高下,这样一些作品都在说明,当作家重心下移,以平民意识进入复杂的社会关系,关切生活,思索生活,就能源源创造出新鲜多趣的生活戏剧。

我们强调寻求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当然决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满足短视目标,而是追求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那就是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反思和当代性揭示,及于此,无论什么题材都能实现与时代的精神连结。这方面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比较典型。它的主要篇幅写廖怀宝其人的历史表现,但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周大新善于纵向地铺述人物的命运史,此作前二分之一的描写却不但平平,且有些落套,但是,当读到廖怀宝大跃进吹牛却把责任下推,一九六○年饥馑故意让记者采访他的俭朴,文革中听父命故意弄伤自己,干校中故意对落魄当权者暗加照顾,以至他后来步步腾达,我的心不能不为之一震了。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腐蚀了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扭曲了他,周大新写出了“这一个”的人格和灵魂。廖怀宝虽还活着,但精神已经朽烂,其文化人格与改革潮流处处抵牾,成为历史的惰力。人物典型化的写法曾被认为过于传统,《向上的台阶》表明,问题不在运用何种方法,而在有无深刻而大气的思考,相比之下,某些跳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充分揭示而追求抽象终极价值的作品,倒显出空玄和贫乏来了。张卫民的《双兔傍地走》、《英雄圈》,也因注入了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使传统的题材增添了新意。

二 崇尚体验--从生活状态到灵魂状态

去年以来,文学界冒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口号、新提法,如“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文化关怀小说”等等。被早些年的新名词聒噪得心烦的人们,大多对之无动于衷,我却觉得勿须苛求,甚至应抱欢迎的态度。因为它表现了文学焦灼突围、重整旗鼓的愿望,也是应对文化市场的努力。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随着社会需求和热点的变化,文学不断提出新口号,原属正常之举,倘若冷静到什么也不想提,或提不出,倒是令人可悲的。问题是,这些口号刚刚提出,尚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既没有深刻的思想提升,也没有稳定的价值支撑,因此就仍然只能停在现象的层面,仍未跳出现象学的名言:“回到事物本身去”。平心而论,今天的小说比新写实小说推进了多少呢?变化甚微。新写实的一些名篇,恐怕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也未必已全然超越。但从整体看,变化又确实存在,有种新的艺术思路和审美态度变得突出而显豁,那就是祟尚体验,从对生活状态的体验到灵魂状态的体验。严格说来,任何创作都离不开体验,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可是,当作家以主动的姿态,全身心地深入到一种尚难把握的新旧交错的真实,亲历亲知,感同身受,充分关怀和体味,满怀人道主义的热力,这种体验就可能绽放出新鲜的光彩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例如刘继明的一组“文化关怀”小说就颇多新意。我在《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一文中,描述过这种转移:“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生活化,是流动和不断变形。由于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浸在归纳的满足中,一些貌似稳定的观念会转眼间失去稳定,这使一些作者权且放下归纳的欲望,去体验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如果说写生存状态的新写实直接脱胎于文化寻根,那么生活化就更注重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

崇尚体验的审美态度,还与前述作家的“平民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作家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平民化”的视角进入生活,就愈是把体验性置于首位,教化性和理性评判退居其次。这种体验味甚浓的作品,在陈建功的《前科》,毕淑敏的《生生不已》中已见端倪,刘庆邦的《家道》就更有代表性。《家道》没有连贯的、缜密的故事可言,也没有通常小说的炫目外表和煞费苦心的叙述策略,它的人物,既非英雄,亦非恶徒,根本没有惩恶扬善的好戏可看,只是如诉家常一般,以一颗平常心诉说着作者的妻子的一家人,包括岳父,妻兄,内弟,弟媳等一干人物,怎样在世事中浮沉、进退,显隐,特别是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后,这一家子好像个个离开了原先的轨道。作者的岳父似属贯穿人物,由在位时的顾盼自雄到退休后的门庭凄寂。读《家道》,绝无事不关己的“看戏感”,你无形中就化为其中一员,参与了进去,你在过日子中饱尝的酸辛、冷眼、凉热,均可在此重演一遍,所以,名为“家道”,何尝不是世道、人道之谓?

作为注重体验的小说,《家道》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所叙虽是翁婿关系、外戚关系之类家务事,但并不堕入卑琐和絮叨,也不刻求所谓原汁原汤的“原生态”,始终关注着生活背后的精神体验。二是,作为叙述人,作者绝不是被动角色,“我”无处不在,渗透于作品整个肌体,每个人物的情感心态全靠“我”来外化。这个“我”,既不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人,也不故作谦卑地仰视他人,而采不卑不亢的平视态度,“我”就是家中一分子,且作者对这个“我”,也毫不姑息,不乏自嘲自剖之勇气。这等特点可看做重体验一脉小说的共同点。

由于各个作家的个性不同,体验的方式、内容、悟性不同,如《爱情错觉》(鲁羊)之体验爱情的幻变不定,《链条》(邹静之)之体验复仇者的潜意识,《蓝鱼儿》(杨争光)之体验荒谬行为,《枯坐街头》(李功达)之体验打工仔的孤愤心绪,《窄门》(陈宝光)之体验守候临产妇的小人物的提心吊胆,《本是同根生》(叶广苓)之体验贵族之家的风流云散,就各有妙谛,构成一个五光十色的艺术世界。这里所说的“体验”,既指作家个人的体验,也指作家设身处地地代人物体验,归根结蒂还是决定于作家主体的体验深度。体验式小说给文坛带来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的新情绪、新感觉、新人物,但它终究局囿在现象层面,少有生动的思想魄力和深邃的理性精神,因而它只能是转型期成长中的小说形态。

三 先锋的人间气

假如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来形容近来一部分先锋小说的发展状况,也许有几分相像。本来,先锋小说应有超尘脱俗的气息,悲天悯人的哲思,恍兮惚兮的意象,它的读者注定了不会太多。可是,现今的书摊上摆着《红粉》,《活着》、《妻妾成群》、《一个人的战争》等等出自先锋作家的作品,有的改为影视颇为走俏,先锋作家不再是世事独立的冥思者,倒是塑造着畅销书作家或影视作家的新形象。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演变的?先锋小说在新时期的滥觞,始作俑者当属王蒙,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继而,一批青年作家发出青春的嘘声,曲折表达的依然是个性自由的呼声;再继之,莫言、马原等人在结构、语言、叙述上大胆革新;又继之,格非、余华等人将叙述游戏、生命意识、历史情思巧妙糅合。当格非写作《迷舟》、《大年》、苏童写作《妻妾成群》时,恐怕绝没有想到,几年后一个叫新历史小说的浪潮兴起,且欲罢不能了。造成先锋小说隐入历史雾幔的原因在于,它们始终存在现实性、精神性匮乏的弱点,它们始终缺乏一个中介--当代生存的思索,当代人灵魂的深入;加以它们的审美态度与流行观念格格不入,便只能在“历史”上大做文章。这也是先锋小说不得已的苦衷。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的,它们对现实主体之理解寄寓在历史躯壳上,回避着对现实主体的直接评价,因而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反抗困惑的勇气。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在格非《雨季的感觉》、《相遇》》、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最后的艺术家》,残雪的《索债者》,张曼的《情幻》,何顿的《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三棵树》以及林白、陈染、蒋子丹、东西等人的近作中,可明显感到人间气、尘世感的加浓、向普通人心灵的靠近。当然艺术把握仍不离个体、生命、幻觉、异化等触点。我们最初的先锋小说是从个体的荒谬感、孤独感开始的,现在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剖析个体在变化了的现实中的精神困顿。《张生的婚姻》中的哲学教授张生说过一句话:“形势一片大好,我却没有出路”,对这些写精神困厄的先锋小说而言,这话很有代表性。

试看张曼的《情幻》。“情幻”之名也许本于《红楼梦),所谓“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作品把写实与幻觉整合在一起,不脱离现实人生,对人的主体情态在爱欲问题上的复杂性展开描写。在作者看来,人是个多面体,人本身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人是善与恶、美与丑、理性与动物性的混合体;男女之间,既可以山盟海誓,也可以转瞬形同陌路,不认识对方,也不认识自己。余宏与小岚之爱,本不乏纯洁,但因婚后的无聊,陷入肉欲的戏谑,终于诱发了骇人的非道德行为。余宏对小岚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其实体现在还是老样子,并没有改变了什么,以前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作品严厉审视当代人的灵魂,写出情与欲的分裂,理性与动物性的分裂,本我与非我的分裂,意在表明,倘若抛弃文明和道德的制约,一任潜藏的动物性肆虐,人将会变得多么冷漠、自私、黯淡,这是祸害和罪孽的根源。能说这样的作品没有一定的警世意味么。《最后的艺术家》里的杜林,一个曾经才气逼人的现代派音乐家,因为他是欲望和肉感的奴隶,终至灵性丧尽,如行尸走肉--:“现在我的脑袋空空的,啊,空得像一间大房子,里面连垃圾也没有了”。这种对当代人,包括先锋艺术家自身的反思之作,还有徐坤的《先锋》,也很值得一读。

从总体上看,先锋小说还没有形成足够的阵势,探索的锐气不足,这是令人遗憾的。先锋的流失,先锋的隐人大众文化,甚至媚俗,未必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情,更不可看做“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实是市场和读者的吸摄力所致。但先锋的转向现实,展开当代性精神探索却是我们期待的,中国的先锋小说只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在与社会性的融合,与民族性的血肉交融中才可望开出艳丽的花朵。

四 历史总不沉默

今天的文学充溢着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取自漫长历史各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曾国藩》、《白鹿原》、《暮鼓晨钟》、《旷世奇才--杨度》等迭出;一向以现时性见长的纪实文学,也勃发了历史兴趣,如《大国之魂》、《昨天》、《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短篇小说领域取材历史的作品也很不少。为什么写历史的作品有时竟多于写现实的作品,为什么这类作品可以花样翻新,永无止休?这是基于社会和作家主体两方面的原因的:转型社会产生了大量新问题、新困惑,它需要历史智慧的不断参与;而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变化,又会不断把历史作为对象表达他们的现实感悟。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是一种当代性的要求。转型期价值多元,表现于历史题材创作,也是五色杂陈。在一些先锋作家那里,历史不过是表达他们生命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道具;很难追究其客观性;在另一些写实型作家那里,他们正在为拨开迷雾,寻求真正的历史真实殚精竭虑。就近来的中短篇小说看,也有一些富于创意的新作可观。

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引起了注意,所写是抗日战争的老题材,副标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祭”,可见作者郑重的态度。作者好像无意于去考辨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也无意于借历史来表达非理性玄想,他把焦点聚结到人的灵魂,把人放到生死攸关的刀尖上去拷问,拷问的不再是狭窄的政治功利和阶级归属问题,而是良知、道义、民族灵魂、人类正义一类更深广的问题。放在当时的环境,医生苏原是要被目为汉奸的,作者把他还原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在境遇极奇特的情势下实施“生命通道”计划的殉道者。苏原在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医生天职与民族大义的激烈冲突中,选择了“生命通道计划”,不失为一种超越性选择。另一作家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等作,也有新意。作者一面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利用一切信史、档案,让人难分究属实录,还是虚构,增强可信性;另一方面,他将信史与戏剧化,纪实风格与英雄美人模式结合,读来有英雄气豪,儿女情长之感。阿成的《鬼子给你戴顶纸帽子》就更新异,作者仅凭几条伪满史料,就敷衍出几个亡灵的自我陈述,氛围逼真,东北地域风味浓郁。历史题材小说提高艺术力量的关键,仍在于它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