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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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世纪交响(11)

我最后想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近年来小说创作中潜流涌动的气象,但我们还须看到,文学的开拓主要应是精神上的开拓,眼下以朴素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文学,是否只注意留下一代人忙碌而无可奈何的身影,而疏于表达他们灵魂的呼唤?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时代性主题,正在向动态的当代生活深入,那么向当代人的精神的纵深挖掘就显得非常重要。摆脱创作徘徊局面的关键,还在于作家们摆脱精神窘迫和生存窘迫,真正发挥社会良知和时代心音的作用。

喧嚣与沉思

一切都在纷纷进入市场,用书籍和期刊包装着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例外,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推着走。当时间到了90年代的今天,我们愈来愈清醒地感到,文学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变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也正在变,从根本上说,作家、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读者的力量通过市场的杠杆空的前地增大;作品的热点更加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热点;作家已很难维持自上而下的灌输者和全知全能的教诲者的地位了。通俗文学有点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高雅文学为寻找自己新的立足点而备感焦灼。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困惑的声音是:高雅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高雅文学什么时候也不会消亡,出路就在脚下,只有经过不懈的调整和创新,才能证明自身在这个商品化社会和大转型社会中独特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文学环境的急遽变化,传来的不全是坏消息,浅俗、媚俗、低俗的东西,毕竟是骤雨不终朝,飘风不终日,有它吼够的一天,而对精神价值和优美艺术的需求,毕竟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社会、读者对高雅文学的需要正在悄悄回升。中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文学期刊发表的,文学期刊的常规操作方式目前还不会有太大变化,生要的在于它的内容的更新。近一年多来,在这个领域里,我不敢说又有什么新的思潮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不小,无论选材趋势、人物类型、审美体验和叙述方式、作者构成,都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许多作品里涌动的情感潮汐,又有不少新鲜的、陌生的东西。我们与其硬归纳什么,徒托空言,不如沉浸进去,细加品味。面对不少精心之作和它们的多元色调,我常常想到这些作品背后执着的探索者、沉思者,想到他们在喧嚣、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甚炽的氛围中,所保持的那一份冷静和超脱、智慧和灵心,想到他们用艺术之光唤起我们心中的神圣感,便油然而生敬意。该去的去了,该留的留下来了,严肃文学自有源源不断的献身者;数最少了,但素质高了。

说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不少人曾指出新写实潮流的广泛存在。的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坛,“新写实”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那时,两难的境况,无奈的现实,困惑的情绪,比起人物来,更吸引作者们的注意,他们追求生活原生态的还原,思考群体的生存状态,认为创造典型境遇、典型状态比创造典型人物更重要,毛糙的生活片断比精心安排的情节更重要,他们不忙于判断和评价,甚至拒绝评价,拒绝赋予浅层的意义。然而,性格毕竟是最有魅力的,性格的凝聚力最大,如果说1993年的中短篇有何特点的话,回到人物、回到性格创造的审美追求在一些作品中变得突出起来了。当然不是复旧,而是在更加逼近生活真实的层面上提高人在作品中的位置。

毕淑敏的中篇《阿里》很出人意料,又极具震撼力,它是我所看到毕淑敏作品里最优秀的一篇;得过好评的《女人之约》、《原始股》什么的,与《阿里》一比就不算什么了,如果说前者是聪明的观察,后者便是滴着血的生命。我读《阿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认为女主人公游星的悲剧决不仅属于阿里高原,它属于整整一个悲哀的时代,但又离不开酷寒的阿里高原,离不开铁罐般严密禁锢的年月,离不开军营这特殊的环境。当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是一千比一的时候,女兵班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见的。作者没有夸大“性”的作用,也没有苛求那个荒谬的时代为什么荒谬,她以对人的深刻理解来叙述她的故事。尖刻的、傲气的、敏感的、个人欲求强烈、骨子里带着反叛性的女兵游星,是个高干子弟,虽然她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幸运,又肯按父亲的旨意到高原锻炼,并非娇贵的宠物,但她的锋利的性格和特殊身份却招来周围的冷漠。别的女兵都能收到求爱信,惟独她没有,对于她,男性们早就“同仇敌忾”了。这里,“一旦沾上男女关系就永难翻身”,她竟肆无忌惮地偷吃了禁果。事发后,“那个熟悉的游星仿佛死去了,剩下的只是个外表像她的女人”。由“我”来监护游星,由貌似清白的女人来看守貌似不清白的女人,多么残酷,残酷得像《红字》。如果她不是在一种现在看来怪异的气氛里被开除党籍,如果她为之吃尽了苦头的情人不是那么轻易地掉头而去,如果她不是带着负罪之身将去面见老迈的慈父的话,她也许不会死,因为她是那样的热爱青春和生命。游星的个性刻划得呼之欲出,她所具有的不再是狭窄的政治批判意义,她是一种严酷的美,环境愈是恶劣。这种美就愈是夺目。

毕淑敏写得从容。也许因为她自己就把青春留在了阿里高原,与其说她在写游星,不如说她在塑造大相无形的高原。严峻的高原与压抑不住的生命热流交织成一首悲怆的诗。分信件,种向日葵,洗澡车,乘橡皮艇漂流,写来如临其境,作者的感觉真是好极了!要表达我读后的复杂感受,借用这句话或最恰当:“这不知是不是地球上最矮的向日葵,但我想它肯定是世界上最高的向日葵了!”

焦祖尧的《归去》,也是写性格的力作。作品里的吴福,真是个有意思的人,他当农民时艳羡工人,当上合资煤矿的大铲车司机后,却又怅然若失,内心空荡荡的,终于归来,但蹲墙根晒太阳,敞开拉屎的日子并没有给他多少自由感,他又渴望着归去,再当工人。看来,人生是个无休止的反悔、遗憾的过程,《围城》就讲过这个道理。可是,吴福的烦恼对中国农民来说则是空前的。他与美国人安德逊之对比一土一洋,他妻子改芳与“怎么自在怎么活”的西番莲之对照一传统一现代,这烦恼就扩大了深化了。也许有人注意过一个大铲车司机的烦恼,但很少有人对其烦恼挖得这样深。小说的切入点非常之好,吴福的视角也妙,口吻也像,没有细致的观察揣摩难臻此境。焦祖尧近年来创作不多,但毕竟是有功力的作家,语言干净、利索,无废话。一个人总有他该去的地方,主人公吴福却拿不准他该去哪里,《归去》的魅力,正在对吴福这种边缘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白描。

转型社会不断孕育和蜕变出新的性格,要能发现它、描绘它却并不容易。像中篇《单身贵族》这种作品,就不是谁都写得出来的。它的作者钟道新,堪称文坛一怪杰,他对商界、官场、科技、股票、期货、房地产、金融、现代管理术,谙熟得惊人,不知他的这份素质,是何时修炼成的。读他的小说,兼有逛大商厦和科技馆的收获,超前意识纷至沓来。同写大都市,他与王朔不同,王朔写底层恣肆的顽主们,用杂拌儿的语言发泄反价值的破坏欲,钟道新写的是新老“贵族”,经济场和权力场中的骄子和浪子。何为“单身贵族”?主人公许前飞身为经理,一有钱,二有车,三英俊,最重要的是第四,有个不在身边的妻子,故有此雅称。许前飞为了做好生意,打通关节,真是酒食征逐,驰驱不已;他还得稳住后院,取悦情人,难免心神俱疲,愁多欢少。看来他真得记住这样的话:“在商场上不要相信任何人”。许前飞的生活方式目前还属于少数人的,但以后会更多。这篇小说富于张力、承载的信息量大,关莉的线索,赖明的线索,都向社会扩展而去。

有的性格,是旧的政治文化和体制捏塑而成,他有昔日的辉煌,又深陷在今日的困境不能自拔,一旦用新的眼光加以深刻烛照,这种性格也就变成一种新的文学发现了。奚青的《天有病,人知否》包含的人生况味,颇耐咀嚼。秘书处长吴子耕,是擅写党八股式文章、报告的老手,他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他的窥伺欲和升官梦,都和一种政治文化形式密切联系着,他并不知道他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尽管他强自挣扎,但日甚一日的精神委顿证明着他的沉疴没有多少治愈的希望。从“单身贵族”许前飞,我们可感到生活的剧变,从吴子耕身上,这感觉就更如强烈。写人方面,孙少山的《老杆》也很可观。

先锋派小说在近年来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我阅读有限,但也时有思索,我认为一部分先锋派作家正在逐渐摆脱文字游戏,叙述游戏和较纯粹的人性游戏,尝试着走上与现实主义整合的路径,也即增加社会历史内涵。从余华的《活着》的发表,似可看出先锋派艺术蜕变的端倪。这些年来,先锋派在语言革命、叙述革命上确也独领风骚,往往使评论者多从技术层面落笔。然而,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性要求,这是一股无形的吸力,先锋派也难禁其吸摄力。事实上,先锋派虽欲淡化社会性,它整体上表现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情绪和心理,本身就脱不开世纪末的社会性。最近以来,他们更强化了对终极价值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无论“纯形式”、人性、侠风、历史游戏之作,都在加浓社会性含量,有人对此戏称为“浪子回头”。1993年我读过格非的《雨季的感觉》、刘恪的《孤独的鸽子》,林白的《玫瑰过道》、兆衬的《张生的婚姻》等等。这里对后者略加评说,以见一斑。

《张生的婚姻》叙述平实,骨子里充满现代味,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小说写年轻的哲学教授张生与漂亮的宾馆女招待小柳的婚姻突变,小柳在去结婚登记的路上,忽然临时变卦,使张生如做了一个虚幻的梦。小柳的失常举措固然不近情理,但也非毫无来由。小柳原来纯洁到极点,二十多岁还看小人书,但邪恶露面了,爱她的大领是个高级流氓,她目睹了人兽不分的一幕,精神轰溃,隔段时间就到初恋的树林里哭泣。但她又是个总得相信谁,总不能一辈子不相信人的姑娘,张生的出现恰逢其时,才使他们有了一段情缘。小柳的天真状态结束得太突然,正像荡妇小芳所言,她很快就会天真不起来。

此篇的关节在于,为何正处在柔情蜜意中的小柳忽然变卦了?张生并没有什么过失呀。他的最大过失就在于他生活在幻觉中。小说写这个“义人”,思想者,学雷锋的标兵的精神失重和悬空,他后来买黄色小报,切动脉,说脏话,动手推人,发现了另一个非理性的自己。他从不相信上帝到最后在上帝面前忏侮,他从超凡入圣到学会粗俗,他从不理解那个集邮少年杀人到明白了恶的嚣张,总算比原先清醒了一些。但小柳仍然信不过他,她不相信纯洁可以保持,精神还有价值。“读书人总比玩钱的人可靠”这句话真要令人发一浩叹。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非理性的,但又无不被物欲操纵,包括那个因一枚邮票杀人的少年。是不是我们的时代也失去了理性?

描摹世态,本属一种古老的把握方式,今天它又焕发极大活力,成了当今中短篇小说审美意识的重心所在,作家李国文干脆把他的系列短篇总名为《世态种种》。摹写世态的意识,似与商品经济、都市经济存在某种联系,宋代、明代都是世态小说的繁盛期。写世态是因为世态有写头,缤纷缭乱,变化莫测,升降浮沉,千姿百态,它本身即包含巨大魅力,新酌情态、意象、情绪、“活法儿”,如实写来即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当然,写世态并非终极目的,其动人的秘密仍在于它背后的价值沉浮。

阿成的中篇《蘑菇气》,无论在近年的小说还是他本人的小说中均属上品,好像他没费一点气力,只临摹了一段经历便成此佳作,让人想起羚羊挂角,无痕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无技巧即最大技巧一类的话头来。小说写几个搞创作辅导的老师,随一地头蛇似的老邱,来到嫩江平原一处叫:“蘑菇气”的地方,打野鸭、吃狗肉,会会业余女作者的一天行状,那人物声容、地方风俗、关外莽荡的景象,呈满溢境界,过目即断难忘怀。阿成自言他在打乱生活与艺术之界限,固然不错,但他是巧妙道保留了生活的醇味,去掉了冗繁的叙述,貌似“自然主义”,其实由作家的心灵在取舍。刘震云的《新闻》也很突出,因它写了新闻界走穴的内幕,一般人看重它的现实性、干预性,却不太注意作者艺术上的追求。作者的着眼点仍在世态世风,至于具体操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那些记者的名字都很怪,什么“大头”、“糖果”、“油素夫”之类,似有违小说作法,其实作者认为,他们都是符号,是类型,为典型世态服务的。杨泥的《香水》也写得冷静而调皮,突出了当前农村中浮躁的、官样化的、一窝蜂的办企业的现状。香水厂尚挂在嘴边,从上到下就轰扬开了,此类闹剧眼下比比皆是。看完《香水》,真如作者说的“一出门,清风一吹,小雨一淋,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许多”。刘醒龙的《暮时课诵》、徐坤的《斯人》、陈建功的《前科》、《放生》、何继青的《军营股民》、毕淑敏的《原始股》等,均属写世态的力作,因评论已多,不再赘述。

从单一模式闯出来的当今文学,将以愈来愈多样的面目出现,这是开放时代多元化需求的必然反映。然而,多样,创新不限于外在形式、手法、叙述、语言的革新,最根本的,还在于精神存在形式的多样和情感表现的多样,在于精神空间的开发。值此“换脑筋”的年代,凡是生存、死亡,性爱,人的异化和人性的复归,浪漫的情思和纯美的观照,这些永恒的母题,都绽出新的花朵,不细细品味,不能领会新意。

王安忆的中篇《香港的情和爱》是部重头作品,海派都市文学的上乘之作,虽然手法略感单一(幸好是中篇,倘是长篇就易于让人疲倦),但对置身商品世界的漩涡中心,经奋力拼杀后的那种苍老,荒芜的心态,是写得极传神的。王安忆把种种世态人情进行一次一次地“开方”,分解到最小单位,剥出最内在的“核”,见解是那么独到而贴切,可说妙语连珠,剖毫析芒。她的笔触冷静,情感超然,通篇是“深深水,缓缓流”,与那种大开大合,如火如荼的写法迥异。这大约就是海派的代表性作风吧,对事物体察入微--所谓精明也者,一副细嚼慢咽的样子,绝无西北人吃羊肉泡馍的粗放。但安忆又不像有些上海作家那样琐屑,津津乐道于阿猫阿狗,她深沉,大方,有概括手腕。方方的《行为艺术》也颇别致,小说在竭力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认为生活本身就蕴藏着艺术性,而艺术也可以不必借助“艺术媒介”,让生活本身来充当媒介。女画家飘云的行为艺术也好,一件疑案的揭秘过程也好,都是为了恢复人们正在失去的新鲜体验和奇特感受,当事人在一系列偶然中互相成为对方行为的配合者。于是,“我们都对人或被人进行了行为艺术”。显然,这是一篇带有强烈探索性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