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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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世纪交响(1)

思潮与文体

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

我很赞成一位青年作家的话:一般来说,非常时期引起轰动的作品大都比较粗糙,而轰动过后一些真正的文学却又被人忽观,在中国,这几乎成为文学起伏的规律了。

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潮流所及,习惯使然,好像谁也很难置身事外。但对文学来说,“运动”状态更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短篇热闹就写短篇,长篇热闹就写长篇,官场热闹就写官场,女权热闹就写女权,国企热闹就写国企,百年史热闹就写百年史,这样积久成习,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也难以出现多少好短篇。其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然而,谁又能脱离得开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假若自外于潮流,游离下社会脉搏的跃动,其活力和吸引力必会大为减少。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创作观察先迎头赶上潮流或时尚以不致落伍的原因。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思潮,潮流,并非指临时性的配合政治和中心任务的同义语,它是指社会历史生活的大的流向和问题;同样,这里所说的文体,也并非指纯粹的形式或“形式就是一切”,而是在“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文体的。我们看到,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于是回首自己的创作,但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总是抱憾于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文学的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又轰动小而耐读性长久。这样说似乎有二元论的气味,但也确是文学创作中的实情,此真所谓二律背反,只有少数大作家可臻两全其美之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每一具体的创作都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倘若既能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方面独出机杼,既非常重视写什么,又高度重视怎么写,让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我们文学创作的品位将会大幅度提高。本文试图从思潮与文体相互激荡的角度,来描述、评价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些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情况。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但市场化只是外因,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最根本的东西。

不管今天小说的地位如何地受到威胁,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小说愈来愈成为一种伟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和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形式。20世纪初,新小说即作为“小说界之革命”的实绩,崛起于我国文坛。继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鲁迅先生为首,开启了一个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群星闪耀的现代小说的辉煌时期,以后的四十年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也都各有其丰厚成果。在最近的20年间,我国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审美的功能上,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在风格样式上,都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就小说文本来看,整个80年代的小说被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小说。这一看法大体是不错的。到90年代,特别是近些年来,小说领域连这样的归纳也做不到了,出现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也就提出了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

若仅从表相观察,近年来的小说,第一个触眼的特点是“杂多”:题材上的更加广泛多样。80年代我们爱讲题材的无禁区,其实,现在才是真正走向了无边界的宽广,从历史到当下,从家族到市场,从社会化到个人化,从政治到性,从官场到国企,从都市欲望到女性话语,可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涉猎。第二个特点是“分化”:80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即便手法缭乱,借鉴多门,底牌大致如一,都带有受某一思潮即时性影响的痕迹。近年来的作家,其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有女性主义的,也有宽容的现世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都一样的并存着。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创作面貌。第三个特点是“日常性”:文学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在告别大起大落,风口浪尖,惊雷闪电,排山倒海般的英雄史诗,也在告别突发性与戏剧化,更多地诉诸勤奋、坚忍、沉默、无奈乃至烦冗的生活流和原生态。第四个特点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主人公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及其非常实在的悲欢,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轻松。为了突出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还出现了不少将历史和现实加以调笑化、煽情化处理,以造成一种使人暂时处于现实之外的幻觉化的倾向。

凡此种种--自然不可能概括得全,我以为首先与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有关系。它们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却作为文化生态的大气候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迫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冷战思维的淡出,带来了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出现了如有人所归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就小说界来看,则是出现了小说功能的全方位展开与纯文学作家的边缘化处境。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的大氛围,助长了小说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其中,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影响尤为巨大,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表现,80年代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摆荡,面对听众越来越少的冷场局面,一些作家虽然依旧坚持先锋姿态,却也开始向本色叙述回归。再如,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发生更大的影响,这类创作也在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在主题和结构上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市场诱导着人们,小说只有尽可能符合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阅读习惯、审美情趣,才有可能占有较大的份额,同时,市场也无情地告诉人们,无视市场的存在,将意味着逐渐地被淘汰。然而,谈论当下的文学,又是绝对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气候(市场化、都市化等),而忽视精神气候(民族灵魂、反思潮流、个人化等等)。就某种意义来说,市场化只是外因,而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

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现在,无论是谁,都很难找到一种全景式地解析和归纳当今小说流向的最佳方式。我也只能或从题材选择的,或从形式主义批评的,或从创作方法的,或从作家的代际划分和性别划分的角度来展开一些分析,并把重点放到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上去。

我想首先提到社会问题小说。小说一旦和“社会问题”沾边,好像就天然地不高雅,就该掉价了。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而且确实有不少此类作品是只图暴露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遂使其名声欠佳。但是,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决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丢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当社会内在的矛盾、冲突、问题,淤积到了不得不喷发时,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也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了,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远的不说,90年代前期即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引起了广泛震动,近年来,这一脉创作又衍化为反腐小说、反贪小说、官场小说、新谴责小说,声势不小,颇受群众欢迎。究其根本,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本文要谈思潮与文体之关系,这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有个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即以“冲击波”小说而论,正视广大民众的生存,不惮于揭示尖锐的现实矛盾,是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在人文态度和价值立场上的某种游移、困惑,对某些狡黠的政治智慧显得过于宽容,未能创造出有血肉、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以及突不破就事论事的局同等等。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这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但这是个两难问题:腐败很严重,人们需要反腐小说,没有是不行的;反贪小说一多,马上就陷入模式化的泥淖,甚至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现在当然是这类创作难逢的好机遇,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与寻求强烈的现实感相对应的,是文学也在寻求新颖的历史感。这也是一种思潮,反思的思潮,主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事情确实像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像罗兰’巴特所言,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在哪个年代叙述。如果说,80年代在历史领域游刃有余的作家们突然感到历史语境变了,有点跟不上了,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90年代,除了我们烂熟于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原则外,还有大量逸出规律的现象,所谓正说、反说、戏说、野说,全都出来了,读者和观众不管历史学家如何愤怒,仍然津津有味地观看他们想看的东西,谁也没有办法。把历史现代化、娱乐化、闹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影视中的唐宫戏、清官戏为最。全部秘密就在于,叙述是在当下这个年代开始的,也即不管叙述的故事多么古老,都不能无视市场经济的汹涌和商品化现实下人们的心态。幸好,文学走得没有那么远,但也打上了90年代的某些印痕。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思想较前解放了,自由度增大了,重史派,重文派,还有我叙述的就是我派,各有表现。

文体的选择,结构的方式,都与反思的潮流密切相关。同样在中长篇领域表现突出的是,家族小说的风行。它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生发开来,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构模式之一。也许是作家们以世纪为单元进行反思时,总觉得无处下手,惟感到家国一体化的“家族”最可凭借。然而,创作实践表明,设置或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也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必然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处理素材,看发现和赋予了多少新鲜深刻的东西。

我还想提到怀旧型小说近些年的流行。这主要在“归来的一代”作家中多有所做。小说被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恭敬,好像不如反思小说来得庄重,其实,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更自然也更富人情味,不像“反思”那样用力,那样造势。比如说,反思文学中,有意无意地把“右派”英雄化、神圣化,或沿袭公子落难模式;或为民族扛十字架。现在就不同了,更注重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有时是善良而卑微的人,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哪个更真实呢,我以为是后者。我相信文学的兴趣是与年龄有关的。近些年来,对于归来的一代作家来说,“过去的生活”成了他们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和再生资源,其中既包含反思性,又不限于反思性。人放松了,记忆也恢复得充盈,过去被遮蔽了的真切的情感、智慧、意趣,也就容易露出来。在一些知青作家那里,也在努力寻找新的表现对象,也有人在继续反思知青问题,称为后知青文学,其实是忏悔文学。

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个体话语”,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

如果以上所举属于“群体话语”,大多是立足于民族、家国、历史的基地上展开反思的话语,那么近年来同样表现突出的是“个体话语”,那种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创作意向。这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