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这是十五世纪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令，这条禁令导致大明王朝的对外贸易全面萎缩。直到明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这种状况才出现了一点转机。有一天，朱棣忽然心血来潮，决定改变对外贸易政策，对封闭多年的海上贸易实施开禁，闭关锁国的状况从此改观。当时，大明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朱棣是一个恩威并用的帝王，他一方面允许日本商人到中国沿海通商，一方面又对日本征夷大将军加封了一个日本国王的头衔，把征夷大将军弄得晕晕乎乎的。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沿海的秩序出现了少有的一段宁静。这之后，皇帝虽然换了又换，但是这种宁静却一直延续了八九十年。
到十六世纪上叶，这种宁静再一次被打破了。
话说公元1523年，日本的两个商船队扬起巨大的风帆，从日本出发，浩浩荡荡地向中国东部沿海驶来，先后“一片木板都到达了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浙江宁波。一个船队由宗设率领，一个船队由瑞佐率领。
本来，按着中国的规定或者说约定俗成的规矩，商船到达后应该由海外贸易管理部门检查报关，并设宴款待，先到者宴请时先检查、先报关，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后报关，宴请时坐次席。
本来瑞佐是后到的，当然应该后检查后报关，吃饭的时候也应该坐在宗设的下席。可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一个朝代，贪污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当时，瑞佐的副手是从宁波雇来的一个经纪人，名字叫宋素卿，这家伙把数额很大的一笔贿赂送给了海外贸易管理部门的主任赖恩。这个名字叫赖恩的家伙是一个太监，是皇帝从身边派来的。明朝是太监当政的畸形社会，皇帝对大臣们都不放心，处处派太监去监督，甚至派狗屁不懂的太监去做前线的监军。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由雄狮率领的羊群，这些绵羊都会变成雄狮；一个由绵羊率领的狮群，这些雄狮都会变成绵羊。你说让一个没有“那活儿”的太监去掌管军队、海关，还能好了？
海外贸易管理部门是一个肥缺，肥水当然不流外人田了，皇帝就派身边的太监赖恩把持着这个最容易受贿的美差。合法的收入很正常地被呈献给皇帝老儿，非法的收入就很自然地揣进了赖恩的腰包。
当时大太监赖恩得到了瑞佐的红包，当然一切都要给瑞佐方便了，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后来的瑞佐”都排到了“先到的宗设”的前面。瑞佐的货物被安排优先检查、优先报关，宴请的时候瑞佐也坐在宗设的上座，宗设坐在了次席。宗设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要拿瑞佐出气。赖恩当然偏袒瑞佐了，他在暗中为瑞佐准备军械，让他与宗设一决雌雄。宗设无可奈何，去进攻瑞佐所居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去，宗设并不放过这个让他受到侮辱的同胞，继续追击，瑞佐被宗设所杀。后来，宗设带领自己的部下跑到海边，沿途烧杀中国人，抢掠沿海的百姓，无恶不作，最后夺船而逃，回到日本。
自高自大的明朝政府并不知道检讨自己的过失，而把这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对外贸易，说是对外贸易惹出的麻烦，大臣们都把矛头一致指向了对外贸易。就这样，短暂的开放局面戛然而止了，政府还为此撤销了这个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部门，而那个惹事的大贪官、大太监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官方虽然裁撤了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但是民间却仍然存在着对外贸易的需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比较优势，日本人也有日本人的比较优势。中日之间的贸易并不能因为瑞佐与宗设的打斗而中断。最后，政府的职能逐渐被民间组织自发地承担起来……
瑞佐、宗设火并事件之后，日本的商船到达之后不再由政府出面招待了，而是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代理一切事宜。开始，无论中方还是日方都还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得十分愉快。但是，久而久之，中国方面的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越来越多，加上当时民间的贸易又没有政府部门介入，很多生意都是不很规范的，逐渐双方就出现了矛盾，尤其是中国的富商欠钱不还，最多的欠款达一万多两，最少的也欠下几千两。为了讨债，日本商人使出了种种办法；为了拖欠，中国富商也想方设法地制造借口，实在推脱不了就逃之天天。明朝政府对这些事情根本置之不理，导致日本商船队与沿海富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日本商船队多年的辛苦怎么肯就此罢手呢？日本商船队只好花钱找那些声望高而且绝对不会逃跑的乡绅出面斡旋一切。想不到的是，这些所谓“声望高”的乡绅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也更多。日本商船队无奈，索性就把船停泊在沿海一些小岛上，不断到岸上去索要，情急之下还对周边进行骚扰。乡绅们不胜其烦，最后想出了一条砸锅补锅的损招，他们警告地方官员：“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是有历史性原因的，你们看现在他们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后果。”政府官员跟当地那些富商和乡绅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听了富商和乡绅的恫吓，怕因小失大，担心自己所管辖的海域再次倭寇泛滥，果然出兵清剿沿海那些讨债的日本商船队。这时这些乡绅又转过头来给那些日本商船队通风报信，说：“政府军队可能要出兵清剿沿海了，赶快躲避一下吧！”日本商船队非常感激这些富商和乡绅的关照，对他们的口送春风认为是手眼通天，于是彼此间的生意就做得更多，这些富商和乡绅欠给他们的债务也更多起来。如此再三，富商和乡绅们不断翻新花样，日本商船队使出浑身解数，彼此的生意在这种摩擦中进行了二十多年。到16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商船队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占领了沿海的几个岛屿，发誓不讨回债务就绝不回国。
这时富豪乡绅们也发现，用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就想出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招数，他们贿赂政府官员派兵去清剿日本商船队。这次，日本商船队也学乖了，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们派出自己从日本带来的武装力量登陆与中国的政府军迎战，并把那些政府军打得溃不成军。
日本商船队的索债大军跟着明朝政府军的屁股后就进入了中国境内。他们攻城略地，兵火蔓延了浙江、福建、南直隶（今江苏）三省。那些曾经是正经商人的日本人就这样变成了“倭寇”。他们对明朝的腐败官员和那些不讲信用的奸商恨之入骨，但是他们却找不到这些贪官，也找不到那些商人。于是这些变成倭寇的日本商人就把自己的愤怒一股脑儿都撒到了无辜的平民百姓身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场灾难绵延不断历时达十九年之久。直到公元1564年，这些已经失去索债初意，全部沦为海盗的最后一支突击队在福建的仙游被戚继光全部消灭，倭寇之祸才被最后彻底平息。
这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大书特书的抗倭历史，过去史官们将笔墨多着于抗倭方面，对倭寇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深入地探讨。现在我们掩卷深思，教训还是比较深刻的。
我们应该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纠纷说到底其实根本原因还是经济纠纷。经济纠纷处理不好，最后常常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政治冲突，甚至成为战争的根源。比如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虽然各方都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其根源还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其根源还是来源于经济纠纷。其实很多亲属、同学、朋友之间大打出手也常常是从经济纠纷开始的。边境贸易在任何两个相邻国家的百姓之间都是存在的，处理好了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也能够提高彼此的经济水平，改善彼此的生活条件。但是处理不当却可能由此成为两个国家战争的导火索。
再有，当一些新兴的经济活动或者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动逐渐蔓延的时候，国家应该及时通过法律的手段介入其中，而不能放任自流。否则这种缺乏法律规范、法律依据的经济活动就必然成为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比如传销活动、民间资本的借贷行为、地下赌球，等等，都属于此类，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整治，就会无边无际地泛滥，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
还有，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处理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绝不是地方经济崛起的后盾，而是扯地方经济后腿的最重要原因。有很多地方政府面对本地的造假行为、贩假行为、污染环境的行为、骗取外地商人的行为……熟视无睹，表面上看这是保护本地人的经济利益，其实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在经济活动的博弈过程中，人们只有通过源源不断的经济往来才能开发出不尽的财源，靠一次两次的行骗，靠造假贩假偶然获得的几笔意外之财并不能使人们真正成为富有的人，也不能使自己这种违法的“生意”维持长久，最后只会使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臭名远扬的没有诚信的穷乡僻壤，再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地方发生经济往来。从长远利益来看，这种行为绝对是自杀式炸弹，是自取灭亡，是杀鸡取卵。明朝的倭寇是什么原因产生出来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
另外，我们应该学会先做人后做生意。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要讲究诚信，没有诚信就必然导致经济纠纷，使正常的经济交往畸变为不正常的经济活动，最终由经济纠纷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冲突，种下种种祸根。
最后，对一些富豪来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可能资本在原始积累的阶段存在着一定不规范的现象，但是当一些人在资本积累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的情况下，当企业已经达到很大规模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过去那些无赖行为、流氓行为、痞子行为，这些行为常常成为他们再次栽跟头的原因。所以，要努力培养自己的修养、素质，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做一个为富而仁的富豪，彻底根除掉那些留在身上的流氓作风；否则，一个有钱人、一个亿万富豪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绝非与一个平头百姓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能比拟。因为亿万富豪的“办事能力”是非常强的，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后果也是不可估量的，或者是难以收拾的。
明朝的倭寇虽然被戚继光赶跑了，戚继光也因此擦干了明朝政府那些腐败分子的屁股。但是，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任那些不法的经济行为胡来，在频繁的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寇”还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干扰我们正常经济活动的不和谐因素，成为我们永远的痛。
记住这些血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