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笑笑录》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新上任的知县坐堂审案，县吏开始点名单，名单的最前面有“计开”两个字，这是当时公文行文的一种格式，并不是人的名字，新到任的知县并不知道，以为是案中的嫌犯，就用朱笔圈点了这“计开”二字。县吏当着大家的面不敢驳知县的面子，不方便明说，就变通了一下，诡称：“‘计开’未到。”等到审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最前面的两个字又是“计开”二字，知县仍用朱笔圈点了这两个字，县吏又告诉知县：“未到！”知县大怒，把手中的毛笔用力地掷到地上，说：“今天两个案子都是‘计开’为首，他竟敢对抗本县，拒传不到，这明明是嫌犯买通了差役把这个‘计开’给放掉了。”说罢，下令杖责差役。差役一看要被杖责，毕竟知县的脸面没有自己的屁股重要，保护屁股要紧，也管不了那许多了，大声喊道：“‘计开’不是个人！”知县说：“对，正因为他不是人，所以要拿他。”知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将那差役重责了一顿，限三日破案，务必捉拿逃犯“计开”……你可能觉得这知县的水平太差，但是，这也难为他了，因为这个知县的官衔是花钱捐来的，这也就难怪了。
应该说清朝是卖官鬻爵之风比较盛的一个朝代，这一点我们通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卖官鬻爵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而且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是明码标价的。早期的卖官鬻爵经过了一个先虚后实的过程，捐一个虚衔被称为“鬻爵”。后来鬻爵者觉得花了许多钱徒有虚名而没有实权，不过瘾，于是朝廷也就投其所好，开价卖实职，这才谓之“卖官”。
国家神器从此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开始。
这种卖官鬻爵的制度始于秦朝，可以说是秦始皇的一大发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十月，因为遭遇了特大的蝗灾和瘟疫，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殍遍野，正常赋税严重短缺，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秦始皇向财政部长（当时被称为治粟内史）颁诏，首开卖官鬻爵的先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十月寅庚，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纳）
粟千石，拜爵一级。”秦朝的爵位为二十等军功爵，其爵位相当于后来的王、公、侯、伯、子、男六个级别的细分。这样细致分级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都能获得爵位，而且希望这些获得爵位的人们在这个阶梯漫长的攀登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也为国家更多地贡献自己的财富，更多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想法是不错的，可惜这种做法却是弊大于利的。
在这之后，汉朝、唐朝、宋朝都从秦朝学会了这个无本万利的发财之道，将爵位明码标价，公开叫卖。更为荒唐的是，汉朝竟然开创了可以欠账买官的先例，也就是说那些想要当官的人可以先做官后付款，但是需要加倍付款。这样一来，很多靠欠债赊来官职的人担心失去搜刮民脂民膏的机会，捞不回来本钱，上任伊始就拼命榨取百姓。也有一些比较清正的买官者，他们本打算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但是终于因为无钱偿还买官的欠债而被迫自杀。
东汉时期，由于贪图一时的财政收入，公开买卖实职官衔，导致官职乱设，俸禄支出不断增加，官员的素质明显降低，官吏的贪婪之心日盛一日，危及政权，后果十分严重。
我们知道，用当时的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可以说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是皇帝的，买卖个把乌纱帽又何尝不可呢？有人愿意买，皇帝老儿就可以卖。像东汉的桓帝、灵帝甚至把卖官鬻爵当成了一个敛财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卖官的收入不是用于国库开支而是聚财私藏。这的确真够可以的了，拥有了整个天下还不够，还要藏私房钱！其实就我们现代社会而言，卖官鬻爵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马德、戚火贵、王怀忠、陈兆丰、杨松泉等人肆无忌惮，罪行累累。
也许他们这些人真的有点飘飘然了吧，是不是他们把自己也当成古时候的皇帝了？不然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
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总结了经济学十大原理，其中第六原理说：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办法。
的确，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指引着人们的决策，市场以它的公平和效率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社会普遍经济福利的广泛提高。可以说，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确使那些个别决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曼昆说得很明白：“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是好的，但是市场中毕竟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特殊情况，毕竟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当这些特殊情况、例外情况出现的时候，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变得手无缚鸡之力了，它失去了引导市场的能力，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失灵”。
这个时候凯恩斯出现了，他提出了着名的政府干预理论，并且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里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好，就和市场本身存在缺陷会失灵一样，政府干预同样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更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更严重。
于是，布坎南又适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提出了着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个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分支之一，被人们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学”。用布坎南的话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
布坎南认为，政府失灵常常可以产生以下后果：公共决策失误，政府扩张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寻租活动导致官员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可以说，我们现代生活中出现的买官卖官现象，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金钱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据，但是当金钱的力量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就异化了，这种由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它的力量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这个时候发生买官卖官那样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在手中拥有权力而兜里没有钱的时候，经济学中的交替关系就会发生作用，人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交换他人手中的金钱，可以说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买卖了。而且买了官职的人也可以上行下效，继续批发手中的乌纱帽，将自己付出的成本收回来，像市场里的批发商一样，一级一级地批下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批发乌纱帽的链条，至于买乌纱帽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水平、什么货色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重要的是看谁付出的钱多，谁的水平高倒是其次的了。
市场经济无论如何发展，必要的原则、道德还是要坚持的，是坚决不能放弃的，放弃了这些必须坚持的东西，会很危险。你想啊，他今天用钱买了县长可能明天还想要买市长；明天用钱买了市长后天还想着用钱再买一个省长玩玩。欲望是随着一个人的金钱、地位而增长的，像这样风长下去还了得吗？还有他不想要的东西吗？当官的用权换不来钱，经商的人用钱买不来官，这应该是市场经济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一旦被破坏了，可就没有任何堤坝可以抵御人们泛滥的欲望了。
是的，国家的法律对卖官鬻爵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很多人却把国家的法律不当一回事，他们还比不上封建社会的古人，古时候还有人知道将卖官鬻爵获得的钱财归国家所有，而现代的这些人却将批发乌纱帽获得的收入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