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车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古罗马人为军队所铺设的，而4英尺8.5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
任何其他轮距的车在这些路上行驶，寿命都不会很长。
也许你还要刨根问底地问下去：古罗马人为什么以4英尺8.5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你以为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吗？还没有。
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点，因此火车轨道的距离决定了火箭推进器的宽度。而火车的轨道宽度则是2000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条道跑到黑，是说找到一条道从早晨走到天黑，形容人做事一根筋，缺少变化。中国人是这样，看来欧洲人也没比中国人强到哪里去，咱们不过是一条道从早晨跑到天黑，他们竟然一条道从2000年前跑到现在，甚至跑到了太空上。不仅他们自己这么跑，害得全世界的人稀里糊涂地和他们一起跑。
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路径呢？因为有现成的路可走，因为有现成的车子可坐；你要改变路径就要自己重新铺路，就要自己重新造车。这个成本不是任何人、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资本、需要技术、需要建造新车的人、需要建造新路的人……
正是这些昂贵的成本，使人们不敢轻易改变路径，使人们一条道从2000年前跑到了21世纪高度文明的今天。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路径依赖”。
它最初是由生物学家在研究物种进化分叉时提出的概念，后来在对技术应用效果分析中被广泛使用。路径依赖的意思是说：一种技术一旦被利用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收益递增的趋势，随着利用率的提高，其在市场上的地位就越来越稳固，而它的地位越巩固，它也就被应用得越广泛……这种良性循环使自身不断得到强化的趋势迅速蔓延，直至统治整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种同类的新技术出现，也很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任何一个个体都没有能力单独使用你的新技术，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环境。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段故事：
柯蒂（QWERTY）打字机键盘于1870年发明出来之后，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这种键盘最初字母的排列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而是按着字母被使用频率的高低排列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经常出现相临字母连续被使用的情况，这个时候键盘就容易出现故障，影响效率。后来他们就打破了原来的次序，将最不容易连续使用的字母安排在一起，这样键盘的故障消除了，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手指运动的距离却是最大的。就是说这种键盘中的字母排列次序是最不科学的。
后来，有一种DSK键盘被研究出来，这个键盘克服了原来那个键盘的缺点。但是由于市场中的打字机用户对这种新键盘很不适应，人们已经熟悉了柯蒂键盘。对这种键盘的依赖，排斥了效率更高的DSK键盘的推广和使用。
在网络上，有很多公司推出自己的软件，免费供大家使用，为什么呢？其实，这是根据路径依赖原理设计出来的推销计划。开始的使用的确是免费的，但是当你认可了这种软件的时候，当你的大量数据都依赖于它的时候，它升级了，升级的时候就不是免费的了，要不他们就向你推销相关的配套产品，要不他们就向你要求给付升级费用。
反正他们迟早要为你享受的免费午餐收费的。
“路径依赖”现象在经济领域被广泛传播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1981年，诺斯出版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专着，书中对制度的变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990年诺斯又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这两本书使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述，而路径依赖现象也借此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诺斯最开始是从技术演进的路径依赖中受到启发的，并且将其应用到制度演进的分析中。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是指一种制度一旦被社会所采用，不管这种制度正确与否，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自我强化倾向而不容易改变，除非借重外力才可能摆脱这种状态。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一种既定的制度可能会延续几百年、几千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我们形象地称其为“转轨”。这其中所付出的成本也是比较大的，克服的阻力更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计划经济30多年，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大包大揽的生活方式，人们没有思想、没有创造性、没有动力，一切都依靠国家计划行事，依靠上级的命令工作。转轨过程中为了减员增效，为了抓大放小，为了适应市场，为了提高效率……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惜花费13年的时间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废除了上千种法规文件，借助这种外部力量推进我们转轨的速度，克服“路径依赖”的阻力。
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是，这种正式的制度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它借助某种力量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迅速改变的。而非正式的制度却不同，它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的阻力更顽固，更难以克服。所谓非正式制度是指那些思想观念、风俗人情、传统文化等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影响，互相强化。正式的制度是有形的，依靠国家的权力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改变的，而非正式的制度却是无形的，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意识里，并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它很难在一朝一夕从我们的思想和头脑里消失。比如我们的儒家思想中的一切负面因素，2000多年来，改朝换代多少次，这些思想也一直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且代代承传。
所以，学习先进管理思想，管理制度，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要跟上制度的变迁，要使制度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充分地协调一致，克服路径依赖的阻力，这才是一件真正艰难的里程。
比如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于国于民都非常有利的事情，国家的高层领导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为此我们对过去的一些制度、法规、文件都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很多需要政府审批的权限，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国际惯例的要求，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但是，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仍然有很多组织、个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削弱，权力的削弱就必然相应地造成利益的丧失。
所以，转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克服“路径依赖”的阻力，使我们改革的列车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高速度行驶，我们可能还要做很多的努力。
改革就像一股强大的洪流，任何阻拦的力量都必然要被冲垮，何况一段过去的老路呢？虽然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还习惯走过去的老路，但是毕竟这种路是越来越少了。一条崭新的、通往幸福的坦途、高速路、绿色通道正在一点点代替过去的老路。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
3.干草垛里寻落针--满意化原则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西蒙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经济学寓言：
在一个干草垛里随机地散布了许许多多的缝衣针，这些针在尖锐程度、长短、粗细等方面都存在着些许的差别。现在，一个人要从中找出一根针来缝补衣服。那么，这个人该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呢？如果这个人遵循最优化原则，那么他就要在干草垛中翻遍每一棵草，将所有的缝衣针都找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缝衣针进行对比，从中选择最尖锐、最光洁、最适手的一根出来，这样未免太耽误时间；那么还有第二个办法，可以不遵循最优化原则，而是遵循满意化原则，就是说只要找到的缝衣针能够实现缝衣服的目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有一个大致满意的结果就行。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寻找缝衣针的人只要找到一根针，能够完成缝衣服的目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看，遵循不同的原则，任务实现的过程竟然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成本的付出更是天壤之别。其实也的确如此，采用最优化原则，将每一根针都搜寻出来其实收益并不大，不但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也不太可能实现。而坚持满意化原则，却可以在收益损失极小的情况下极大地降低搜寻的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
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情况就和这个“干草垛里寻落针”的过程是一样的，你所坚持的原则就决定了你决策的成本。西蒙在这个寓言中将“寻找缝衣针”的过程比喻为“决策”的过程，既形象又准确。那个“最尖锐、最光洁、最适手的一个”就是在最优化原则指导下所做出的最优化决策，那个“能够实现缝衣服的目的”的缝衣针就是在满意化原则指导下做出的满意决策。
西蒙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依据满意化原则进行决策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下决策者才去寻找最优化的方案。
其实，现实中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决策时面临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都是极其广泛的，很多时候要寻找一个最优的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决策过程甚至是无法继续进行到底的。
我有一个非常精于算计的同事，我们曾经一起到美国出差，出差之前夫人们交代了很多采购任务，其中之一就是采购长筒丝袜。所以，正式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一起到市场里闲逛，不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就走散了。
美国的超市简直太大了，大到了你一天逛不完的程度。
我对购买这些东西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研究，所以我逛了半个小时的工夫，就将夫人安排的任务完成了，然后我就钻到一个书店里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去了。我的这个同事可好，在超市里整整转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才回来，买回来一大包长筒袜。据他自己说：“我买的长筒袜是最便宜的了。”的确，他买的每一双要比我买的便宜0.2美元。但是我却当场否定了他所谓的“我买的长筒袜是最便宜的了”的这个说法。首先你只走了一个超市，美国的超市千千万万，你根本无法走遍所有的超市；另外如果单纯为了买最便宜的长筒袜而走遍美国的超市也毫无意义，因为寻找的成本将远远超过因此而得到的收益。虽然我是有意和他抬杠，但是这个例子却和干草垛里寻落针的道理一样。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劳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决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获得收益的最大化，而决策本身也是一个时间和资金消耗的过程，当决策消耗的成本比寻找到的理想方案而节约的成本还大的时候，这个最优化的决策就是没有意义的。况且，在美国的一个超市里寻找最便宜的长筒袜，我们都要付出一天的时间成本，可想而知，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个最优的经济决策，要在一个潜藏着无数未知数的广阔领域里寻找一个最优化的方案，会有多难？真的是像在干草垛里寻落针一样艰难。
在现实的世界里，当我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尤其是用数学方法，也就是数学模型进行最优化决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隐含了满意化原则对最优化原则的替代。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变量都拿到线性方程中去求解，拿到矩阵中去计算，我们必须对现实世界进行必要的简化，在理想的状态下去求解方程的最优解。而这个理想状态的最优解其实就是一个实际问题的满意解。
西蒙的满意化原则突破了经济理论关于最优化的严格假定，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他为人们寻找到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实际利用价值的决策方法，是对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
即使是我们个人在面临各种决策的时候，也会经常应用到这个满意化原则。比如升学考试、专业选择、居住环境的选择、工作环境的选择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我们非要寻找一个最理想的工作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天天都面临着寻找工作的问题，因为每一项工作在你没有亲自担当起来的时候，你并不能切身地感受到它对你适合的程度；再比如找对象，这也适用于满意化原则。无论是你自己寻找到的，还是别人给你介绍的，你首先要在对对方的人品、长相、学识、性格、爱好等方面了解了之后，在感到满意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交往。但是你不可能将所有的异性都进行了解了之后，再在其中选择一个你认为最优的对象。那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你是谁？再说了，你认为对方是最优的，对方可能还不认可你呢！所以，不要寻找什么最优、最好，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不过是一个空心的汤圆而已，我们又何必消耗那个无限的成本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一句话说得好：追求完美的人，其实是性格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