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妻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助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晓得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邓有米说：“不是让你上酒吗？”
成菊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
邓有米说：“也罢，看在张老师的面上，不整你了。”
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中午在余校长家没有吃好，张英才饿极了，一会儿就将碗里东西全吃光了。山上的夏天，同山下一样，有点活动就会热得满头大汗；不一样的是，只要停下来，用不着擦拭，再多的汗也会马上被凉风吹干。张英才稍不注意就打了几个喷嚏，他怕惹上感冒，就起身告辞，要回去赶紧洗个热水澡。
路上，拿上手电筒送他的邓有米，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肯结婚，就是因为刚来界岭小学，就和王小兰成了情人。那王小兰的丈夫结婚不久就瘫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米最后说，若是哪天夜里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最不喜欢别人打小报告，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米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已走到了学校的操场边，张英才就叫邓有米回去。
张英才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只好放下书，拿起凤凰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上山来半天了，随着心情的放松，他发现琴盒上写着一行字：赠别明爱芬同事并存念。
这时，余校长在外面敲门。
张英才打开门问：“有事吗？”
余校长欲言又止地支吾一句：“山上凉，多穿件衣服。”
张英才说：“我正想过去问你，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是谁？”
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妻子。”
张英才说：“没问过就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
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这东西对她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
张英才被这话吓了一跳。
余校长不明不白地离开后，张英才想再给姚燕写封信，然而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如何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姚燕。
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