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次博弈里，曹操与关羽双方没有动一枪一矛，死一兵一卒，你来我往的完全是感情的交流（或者我们给它一个新名词，称为“感情的博弈”），曹操打了一场胜仗。双方博弈的过程如下：
其一，曹操向关羽求救，讲自己对关羽过去是多么的关照，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曹操的感情投资现在要求回报了。
其二，关羽认为，我已经帮助你杀掉了颜良、文丑，解了白马之危，你的那份人情我已经还掉了，如今我不欠你的了。
其三，曹操说，不，过五关斩六将，你杀了我那么多的人，我仍然让你得以脱身，其实我是想放走你，不然，你如何能够如此容易地走掉？除此之外，我给你的恩情还多着呢！
上面这一去一回，说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如果没有报，就是欠着一份人情，这份人情始终在那个人的心里存放着，只有还掉这份人情，这个人才算放下了重负。而且，不对等还“债”也是不行的。一般言之，甲人情等于乙人情，如果不对等，应补足。在曹操与关羽之间，人情账就是这样计算的。
关羽本来以为已还清了曹操的人情债，现在被曹操这么一说，才觉得过去的做法不足以还清曹操的人情，所以关羽决定放走曹操。由此可见，在所有的博弈中都夹杂着人情的因素，很难用数字他的方法来计算，因此给具体的博弈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当然，这次关羽给曹操的也是一个偌大的人情，将来如果有机会，曹操也会再一次补偿关羽，直到谁也不欠谁了为止。
关羽是在领命驻守华容道之前在诸葛亮面前立下军令状的，所以诸葛亮依法应当处死关羽。但是关羽是刘备的结拜义弟，在诸葛亮欲斩关羽的时候，刘备就站出来为他求情：“往昔我们三个人结义的时候，说过要誓同生死的。今天云长虽然犯了法，但我不忍心违背这个誓言，希望先记下他的过失，将来将功折罪！”
请看，刘备与关羽结有结拜之情，关羽犯事，刘备这第一把手就为他求情，诸葛亮的“军令状”还执行得下去吗--情，在这里又大于规矩和法令了！
这样，诸葛亮就不便处分关羽了，关羽私放曹操的过失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备与关羽的兄弟之情，在刘备的一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也成为一个负担，那就是当关羽被孙权杀死之后，刘备决意要报仇雪恨，他的决策已经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第五类情况了，即情绪的占有量达到了百分之百，再也容不进一丁点理性的思考了。
刘备当上了汉中王，得知关羽的死讯，他立马就要发兵报仇。
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赵云。赵云认为，曹操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如果同东吴打起了仗，不但同盟遭到破坏，而且会为曹操所乘，如果您以国事为重，这个时候不应当与东吴打仗。
但是刘备不听，他说的是：“我这时恨不得吃了孙权的肉而灭掉他的族。”
刘备执意要报仇，这时又有一个叫秦宓的学士站出来反对，刘备就命武士将他推出斩首，孔明连忙上书纳谏，既想劝刘备，又想救秦宓。
但是，刘备竟把诸葛亮的奏章掷于地上：“朕意已决，毋得再谏！”
可见，刘备这个时候完全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迮诸葛亮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因此这次动用全国之兵去打孙权的事，完全是一种在狂怒情绪下的决策，像这样的决策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在这种情绪之下，根本不可能想到寻找一个好的时机，找到一个好的策略，用更好的机会和谋略去战胜对方，完全是一种“拼命三郎”的盲目行动，像这样的行动是很难有胜算的。
这就是夷陵战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刘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结果。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之所以贪官不能得到惩戒，冤案得不到昭雪，其主要的原因是背后的情感因素在起着作用。即使制定了很好的法规条例，但是一碰到人情方面，就很少能够继续威严下去。就像在唐代，秦王李世民判给淮安王李神通一块土地，而皇帝李渊的妃子张婕好为他的父亲向皇帝讨要，皇帝就给了他的妃子。当双方闹起了矛盾，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李渊把李世民叫来训斥一顿：“到底是我的敕起作用，还是你的教有用？”李世民的命令称之为“教”，皇帝的令则称为“敕”。最后当然是皇帝说了算，因为张婕妤是皇帝最钟爱的妃子。爱，在这里大于规则。李世民即使是先判给了李神通，仍然是没有用的。
像这样即使在法律健全的条件之下，人情也常常把法律规则当儿戏的情况，在中国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得多，这恐怕就是数千年封建残余影响的结果吧。因此，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情，就是“人情大于王法”了，所以不重视人际关系中的“人脉”是绝对行不通的。
而西方的博弈论却是抛弃了人脉、人情，单从数理与理性上进行研究的，那么这种研究出来的“方程式”，也就永远解不开中国这个古老的方程。
让我们在这里再来总结一下人的感情与理智在决策中的正负效应吧。当人的情绪达到了前面所说的8-10的程度，头脑就完全被情绪所掌控，一切理智的运算都不再起怍用了。为什么说“激将法”能够百用百灵呢？这个方法就是为了激怒对方的指挥官，让他完全凭感情去处理问题，作出决策。在这样情令智昏的状态下，我们就有机可乘了。而事实上，一些统帅所以经常会出“昏招”，就是因为他情绪激动造成的。这样看来，最容易对付的是敌方鲁莽的、情绪型的将领，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经常去刺激对手的情绪，让他失态，让他发狂。据说，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处于一种疯狂（或是半疯狂）状态，一个统帅在这个时候精神崩溃肯定是不利于己方而利于敌方的。所以，当希特勒发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就要来到了。
韩信与杨志给我们的启示
人有了情绪犹如喝了酒，情绪愈大，醉酒愈烈，带着这种情绪去决策，也如带着酒劲去驾车，也有侥幸不出事的，但如果出事，就可能闹个车毁人亡。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古往今来，描写爱情、亲情、友情的文学作品，几乎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没有了情，也就没有了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作品，当然要着重写情。而且的确，在三国之中，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异姓兄弟之情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至死不渝的结义关系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人际关系的榜样。但是话又说回来，正是刘备的这种情，成就了刘备，也害死了刘备。
或许，单就一个关羽之死，就很难劝说刘备放弃复仇的想法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偏偏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另一个义弟张飞又被部将杀害了。
为了祭奠关羽，张飞命人在三天之内准备好全军的白旗白甲，帐下的两员末将范疆、张达认为难度太大，要求宽限几天，张飞把他们各人打了五十鞭子，还说，如果违了期限，就把他们杀了示众。两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干脆把张飞杀掉，提着他的首级，去投靠了孙权。
刘备在这期间总是心惊肉跳，结果有报告来说张飞被人杀了，他放声痛哭，昏厥于地，众将官好不容易才把他救醒，到了这个时候，刘备想报仇的心思，有谁还能劝得过来呢？
张飞本人死于情绪化的言行，刘备为了两个兄弟也特别情绪化。所有这些情绪纠结在一起，这才有了夷陵之败，他胸中的积愤难于化解，也把他折腾死了。
人在巨大的感情压力之下容易烦躁不安、郁闷不宁，身体也会出现一些病兆，身体的这些病兆反过来又影响人的情绪，最后使这个人崩溃。美国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情商”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否学习得进去，能否做成事情，不是与智商有关，而是与情商有关。智力的作用只占20%，其余的80%取决于情绪智力，而情绪智力的关键在于后天的开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孩子智力水平正常，甚至是高智商的，可偏偏学习起来，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或者原来是成绩冒尖的，突然一落千丈。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情绪恶劣造成的。美国心理学家针对4000名儿童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和睦家庭中的孩子远比气氛紧张家庭中的孩子智商高。研究表明，儿童长期处于紧张的环境中，有碍于他们智力的发展。惊恐的孩子，不仅性格冷漠、消极，且智商、语言及与人交往的能力都较低。
这些且不必去说它，当我们翻阅《说岳全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记住这样一个情节，本领十分高强的金兀尤不幸反而被牛皋骑在了身子下，于是“气死金兀尤，笑死牛皋”就成了一句名言。两个人都是因情绪而丧命，不过一个是气死，而另一个却是笑死了，可见情绪激动对于人是没有好处的。
情绪人人都会有，关键是如何控制情绪，别带着太多的情绪去决策。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两个有名的故事吧。一个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另一个是“杨志卖刀”。
淮阴人韩信，从小家里很穷，不能被推荐去做官，又不会经商做买卖谋生，常常到别人家里去讨饭吃，人们都很讨厌他。
淮阴县有一个屠户的儿子聚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孩子在一起玩，见韩信虽然是破衣，也整理得十分得体，腰间还佩着一把剑，装成有身份的人似的，就想拿他开涮。对他说道：“韩信，你虽然身材高大，好佩带刀剑，内心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你要是真的不怕死，就来刺我，若是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好了。”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屠户小子，然后不紧不慢地弯下了身子，从这个人的双腿中间钻了过去。惹得那帮无赖们大笑不已，韩信却在这些人的讥笑中大模大样地走了。
《水浒传》中的青面兽杨志因为押运花石纲，过黄河时遇风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没法去到京城交差，只好流落江湖。他这时身无分文，仅剩的只有祖传的一把宝刀，就只好插上草标，拿到街上去卖，不巧却碰到了一个无赖牛二。牛二死缠活搅，就是想要他这把刀，开始杨志还再三忍让，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的情绪无法控制了竟将牛二杀死在地。
由于杨志来了那么一下，于是就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如果不是遇到赏识他的官员，说不定他会被判一个死刑，那就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一个流氓的命，太划不来了。而那个韩信呢？正是这一时的“胆小”躲过了一劫，以至于后来投军成了一个统帅，如果他这时没有这一忍，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光明前途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何等的重要。这当然只是指单个人的事，而如果这个人像刘备那样，能够调动千军万马，是一方的统帅，那么，当他的头脑被情绪左右了的时候，用亢奋激越的情绪去进行决策。损失的就不再是一个人，很可能导致数万人的人头落地，甚至造成一个国家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