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显示：性格中追求新奇、剌激成分的人比没有这种基因的人的多巴胺平均要髙出服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这个人生来就爱冒险，寻求刺激，那个人则缩首畏尾，见到危险的事情就害怕，很快躲到别人的身后面去，这是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以此延伸开去，某一个人生来就十分粗暴，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文龙宣凶残暴虐，不但打自己的老婆代天会，还随心所欲强奸他的儿媳妇孙锦蓉那样，很可能也是遗传基因在作怪；而另一些人有极度的权力欲，极度的自私欲，还有一些人面对困境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性，恐怕也与基因有关。当然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在这里只是一种推测。
不过，基因决定人的性格，基因决定人的欲望，这一点已经有科学家做了论证。史蒂文赖斯教授说：一个人希望得到的所有重要东西几乎可以归纳为5种欲望中的一个或几个。这5种欲望大多植根于基因之中。这些欲望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史蒂文赖斯的这项报告发表在998年6月5日出版的心理学评估公上。
史蒂文赖斯所说的5种欲望，包括了人类欲望的全部。除了公民身份、独立和被社会承认这3种欲望例外，其他如吃的欲望、威信与荣誉的欲望、权力的欲望等等2种欲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按照这个比例，人的欲望与基因有关。
欲望是人行为的动力。肚子饿了要想吃食，才有吃食的行动；渴望权力的人，才千方百计去追求权力。在追求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就有了排除阻力实现自己愿望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欲望的追求，因而基因性格也支配着人的行为。
而基因的自私性又决定了人的自私性。
这颇有些像血统论的观点，但这不是血统论，而是基因决定论。无论是对于钱财，还是面对美色，或是面对权力，总会产生两种考虑，或者可以说是两难抉择。一种是通过正当途径去争取，一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去获得。
文龙宣如果不是生就残暴成性、见到色就起了强暴之心，那么他看到自己的儿德妇时可能产生另―种想法，伦理道德就会占上风，他就不会去强奸儿媳妇，儿子也就不可能愤而杀他。文龙宣这个悲剧的造成，恐怕与他身体上的基因存在着较大的联系。
任何不正当地获取钱财、美色、权力的路径上都充满着风险，充满着荆棘，充满着两难。若是一个人的基因里充溢了好斗精神，充溢了軎欢冒险的成分，而另一个人与他相反，那么，碰到了类似的两难问题。前者就会越是艰险越亢奋，越是艰险越向前，后者则一遇风险就往回缩。这两种基因与两种性格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种结果。前者如果成功，那就会获得更大的钱财、美色、权力，而一旦失败，他也因此会身败名裂。并且，由于高处不胜寒，这个人愈是成功，愈是攀登到钱财与权力的最高点上，也越容易遭受到别人的攻击，他因此愈蓍惕，愈寝食不安。而那个不敢冒险、胆小退缩的人，则虽然不会有前者那么多的钱财、美色、权力，只是一个守着拙妻柴门，安享清贫的普通人，但他的一生也就少经历了许多的风险，他的行为轨迹也就趋于平和得多。
排除基因的突变和现实环境对人的影响，说人的一小半行为模式决定于他的性格与基因，我们大家也许不会有什么异议。
我们可以把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当成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可以说，有许多的行为，我们是不由自主的，我们本不想动，但那个扎根于我们血肉深处的基因迫使我们行动，令我们做出许多意想不到的聪明事或许是傻事）来。我们人的肌体不过是一具木偶，因为被基因掌握了，所以在那里奋力地与世抗争，情不自禁地与他人也就是他人的基因凶狠地厮杀。一切权益之争、欲望之争，都部分地或大部分地与基因的自私性相关联。
除了基因这个精灵以外，还有一个同基因差不多的东西在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人这个木偶不止是一个牵线人，有着两个牵线人，其中一个是基因，而另一个叫做双我。
双我这个名称很怪，为什么叫它双我呢？
这就是说，爹娘生下了一个我，这个我里有着爹娘的基因，而某入出生的特定的地方一某国某省某县某村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能够复制一个文化基因。于是，又一个我产生出来了，这是一个文化的我，我们可以称第二个我，也可以称为双我，它与基因的我成为了双我。
双我所以被我们称为文化基因，是因为它将人类的行为以文化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复制下来了。这里面包括宗教的信仰、当时当地的风俗、这一地区人的总体性格、语言的习惯、艺术及科学的时尚、食物的爱好和衣着的潮流等等。
如果把双我看成文化上的基因的话，那么几乎在遗传演化上看到的所有现象，在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双我和基因一样，是一种行为自我复制的单元，而且双我和基因一样的自私。入类的文化史告诉我们，双我是和基因一样的一个暴君。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位科学家道金斯在他的着作里呼吁，他认为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地想一想，就必须反抗双我的影响，就像我们要反抗自私的基因一样，因为在这两大暴君的统治下，我们人类就一直陷于几百万年的自私自利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要理解这个双我是并不困难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和欧洲人不一样，也与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与非洲黑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亚洲入、黄种人并且是中国人。我们不但与上述的地区、人种的人体外部特征不同，语言文字不同，饮食习惯不同，而且文化教养也不同。这种种的不同构成地区特色。这种地区特色是分层次的，由大范围到小地区，各各具有相同点与不同点。就像亚洲人与欧洲入，都具有人的特征，但是又有地区性区别。然后把圈子划小，亚洲人里的中国人与印度人、日本人，各各具有共同点与不同点。再往小处划分，中国人里有各种民族的人，他们也有共同点与相异点。这很有点像动植物的分门别类，例如马，所有的马具有共同点，但蒙古马不同于伊犁马，也不同于四川马。同样，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或者爬行动物，所以叫这个名称，它们是具有共同的一方面，但它们是一大类，细分下去，每科每属又具有各自的特点。
不过，人还与动植物不一样，人的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些外部的和生理上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统方面。我们这里强调的正是文化传承方面的区别。
就拿中国人与美国人来说，两个国家两个族的差异是极大的。美国可以说是从英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但美国人与英国人已经具有了差异。当初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探险的，大都是英国的平民，或者是在英国混不下去的、犯了案的人，或者虽然是贵族出身，但已经是衰败沦落了的英国人。这帮人来到美国之后，由于美洲的土地辽阔，开始时又没有任何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造就了今天美国人那种什么都不信、无拘又无束、敢闯荡敢冒险的性格。而我们中国人呢？在25年前出了一个孔子，以后到汉朝时又独尊儒术，经过一代又一代封建王朝的儒教教导，使中国人的个性都被儒教束缚住了。因此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是那么小心翼翼、斯斯文文，又假模假样的特征。
这只是说到的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有千千万万种，都打进了我们的骨子里，又塑造了另一个我，一个不同类别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是在一所美国学校里，一个美国教师向一个美国学生提出问题，那么，这个学生如果能驳倒老师的观点，而且证明自己是对的，老师是错的，老师肯定会给这个学生最高分，即要是学生提出反驳老师的观点，最后证明学生是错的，起码可以得；如老师说白，学生就说白，老师说黑，学生就说黑，毫无自己的观点，老师给这种学生就只能打了。要是在中国，情况可能倒过来，听话的学生能打八，不听话的敢于自立其说的学生肯定打。
从亚洲、美洲的区别到中国人、美国人的区别再收缩，那么，就是在中国境内，一个壮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的人与一个汉族的人也具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一个浙江、江苏、上海地区的人与一个陕西、兰州地区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如若这个人生长在江南水乡，他说起话来是吴侬软语，唱出的小调是好一朵茉莉花，人也长得小巧精明，会算计，做起技术工作来充满着灵气，然而要动粗的、捋袖子打架却很不在行。而那个陕北人呢？他即使没有文化，讲出来的话也是陕北腔，他会盖的房子是窑洞，会唱的小调是信天游，什么走西口、三十里铺。要是换了一个江南人去学那种调调，只能形似而神不似。
一个人的个性、习惯，甚至脾胃，都是与那个地方一致的。有人这样说，毛泽东与彭德怀爱吃辣椒，所以性格比较硬辣，比较火爆；周恩来爱喝黄酒，他的性子就比较随和；邓小平同志是四川人，四川俗称锤子，人虽个子矮，但刚性足，脾气倔犟。还有一个报道这样说，毛泽东见到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同他比空口吃辣椒，说不辣不革命，柯西金一咬辣椒，就龇牙咧嘴，败下阵来，毛泽东却若无其事。要是换一个江南人一下子吃那么多的辣椒，可能早把胃给吃坏了。
带着地方特色的民歌与戏曲最能代表文化的特色。江南人爱唱好一朵茉莉花，爱听评弹，爱听越剧。这些曲调都很柔美，没有高腔，委婉而动听，既像这一带人的性格，也像这一带的柔美山水。江苏的苏南与苏北不一样，苏北的民歌郎对花姐对花的硬度就比苏南民歌要硬上一度了。所以，那些曾经听到一些民歌，或者对民歌有研究的人，只要一听编花篮，就知道是河南的民歌；一听浏阳河就知道是湖南民歌；一听乌苏里船歌，就知道是赫哲人的歌。柴旦卓玛唱西藏民歌，不是西藏的歌手怎么也学不像，胡松华唱内蒙古的民歌，那种草原上的味道就呼之欲出，也是其他歌手所模仿不了的。这一切怪异极了，凡是地域宽广的地方，民歌也嘹亮宽阔；凡是小桥流水、九曲回环之处，民歌也如水流般平缓与多转折。同样是山，险峻之山与平缓之山不一样，民歌的味道也不会相同；同样是水，恶水险流之地与碧波柔潭之地的民歌味道又不一样。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歌，一方水土又养育了一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