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满脸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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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不亦快哉(3)

但是人家说了到时会有车子来接的;不去也尴尬。

临到快要赴宴的日子,心里真够折腾的,直到车子来了,才知道此时要坚决拒绝,连适当的表情都没有事前设计好。不要说,送礼的事没法考量,连行动都因为被过分的尊重而失去自主,精神被绑架的感觉比之躯体被绑架的感觉要复杂多了。

等到恢复平静,才匆匆忙忙让司机转到一家花店门口,买了一个花篮。可是那花篮太大,拿上车子,只能搂在怀里,还得虚虚的,想想这种身不由己的样子,越发觉得自己的傻气。

但是,要说难过就夸张了,不过就是被尊重得身不由己而已而已。

享受被尊重的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体验当愧儡的感觉。

上了车子,就努力安慰自己,当教师的,尤其是出了点名的,总是有一大堆不认识、不熟悉的门徒。自己的名字能给他们的身份增加一点含金量,就是人生的一种价值。一个系,少说也有上百的教师,偏偏什么人都不请,就请你一个,这种光荣,谁能比你享受得更多?

要说享受,并不是一种很自由的、舒服的感觉。例如,那些百万富翁,每一出行,有那么多的保镖,当官的每小时活动日程,其实都是他的秘书安排的。连讲话稿都是由别人给写就的,他不过是拿来朗诵一番而已。

他们有自由突然宣布:老子不干了,不当这个这个朗诵员这样说来,我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干。当然可以委婉一些,例如,肚子疼啦,心脏病发作啦,作两眼昏花状,作一头栽到状,所需的表演技巧,并不太复杂。只是我的心情,还没有弄到不可忍受,非要个性解放一下,给他们一个下不去不可。

到了那个近来显然是暴发的村子里,车子不往住宅,却是往一所小学里开。

请的人太多,多达五百人,即使请客的已经暴发,却没有预先设计一个能容纳五百人的大厅。一个小姐,可能是乡村里最为时髦的,把我怀里抱着的花篮提到了一个教室里,那里早有几十人在嗑瓜子。坐相并不雅观,有点像郁达夫笔下的人物,都是横歪驾倒的,懒洋洋的,但是,能够侧身此等盛会的荣耀感在脸上泛滥。

几乎所有的人都从眼角里打量了我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特别的关注。在潜意识里,至少有一秒钟,他们把自己和我比较了一下,显然共同的结论是为保持他们身份的尊贵,对我不能显出特别关注的表情。

我被冷落在一旁,体验着既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搭理我的那种感觉。

时间过得特别从容,喷瓜子的声音却分外匆忙。

不久学生来了,他连忙把我让到一间装修过的房间里,是校长的办公室,几个当地显赫人物立即站起来。随即来了几个人,说是专门来陪我的。

我的尊严感,得到了满足,身子也轻松起来。对于四面的笑脸,报以谦和的表情。

没有多久,通知说是出发去吃酒。我被架到楼下,满眼都是穿着不亚于省城的男女。陪伴我的人(其实是不由分说地架着我的人)告诉我:这是公安局派出所的所长,那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还有工商局和副级科员,区妇联的副主任,报导组的干事等等。无疑这是一场本村当代英雄的聚会。小学的操场上,停着好几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

宴会厅是一家祖宗祠堂里,前后三进,连同走廊上,都摆满了桌子,人声鼎沸。一问,共五十桌。

我被拥到第一进厅堂的靠近中间的一桌,为了让我坐当中,主人以一种毫不含蓄的动作把一个早已人座的客人拉到了边上。

全桌都是陌生人。有人向我举杯,我就举杯,有人示意吃菜,我立即把筷子伸出去,当然,不忘保持很高兴的表情。

不久,一个司仪模样的人,拿着半导体喇叭,用我%不懂的土话宣布寿星向大家致谢。

于是大家举杯,我又举杯。接着,是一大堆男女来到我们桌前,把许多香烟和红包丢下来,丢香烟的还有一些才四五岁的小孩子。

从几个看来有点文化的客人的谈话中,我渐渐明白,这些人都是寿星的儿女和孙子孙女辈,还有一些是他老人家的徒弟,我问一个能说一点普通话的同桌,寿星年青时候,干什么营生。

答曰:修自行车的。

我忽然想到在中国为人师者,不仅仅是我等大学教授,连修自行车的都受到如此之尊重。

要让美国人达到这种自觉的程度,除非让孔夫子通过托福考试。

桌上东西啖得差不多的时候,鞭炮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在火药的香气和萦绕的烟雾中,我看到大厅堆放的豪华炮竹整齐地码到屋梁。

突然想起,市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炮竹的规定。想问问,然而,无法开口。

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有人递给我一个塑料提包,原来是分装礼品的,桌子上的香烟和红包按绝对平均的原理分配。

人声鼎沸,欢声震天,这才是乡村寿礼真正的高潮。

我随着大流,把包伸出,让自动出来分配的人,把香烟之类放到自己的包里去。

我并不抽烟,但满耳的欢笑,容不得细想分到五十二包香烟对我有什么用处。

仪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整齐一律的动作规范,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让你笑容满面地,把自由和意志作为代价去换取这集体的、忘却自我的欢乐。

当我和大家一样把满满一袋礼品提着出门的时候,已经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了。

而且还微笑着向主人道谢。

办公室里的自行车

这个沿海城市越来越美好,玻璃钢筋的大厦,立面上天光云影。这个城市的居民,想起记忆中的那座寒怆的纸糊的城市掩饰不住的自豪,这里的居民,尤其是男人,很有幽默感,善于自我调侃。有一句名言是:这里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太好。人问什么?答曰:自行车失窃率世界第一,大概要上吉尼斯世界大全。

甚至连市长都解嘲了:没有丢过自行车的,不算是本市正式公民。

尴尬、烦恼,成了笑话以后,心灵得到了必要的补偿。

这可以说是本市九十年代的独特人文景观,要是在文革中,丢车可是一大灾难。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才造出了第一批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以上的工资;还得有票。在一个拥有近百个教师的单位,每年一张,我当时二十多岁,要轮到这张票,大概要等到一百岁出头。然而,耐心反正是最便宜的,用不上什么本钱。

如今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到三、四辆,甚至十七八辆自行车,自行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变轻了。但是,自行车遗失的速度却超越了人们心理承受力的增长。在男人看来,问题不算严重,女人就不同了,她们以特有的细致的心灵和小偷展开了心理的和技巧的竞赛。

有一位女同事,疼爱她的自行车超过了疼爱自己。放在楼下车棚,总是提心吊胆。每天都从楼下把自行车扛过两层楼梯,放到了办公室的中央。我就劝她:这么累又不是为了减肥。还是放到楼下车棚里去。哪里就这么巧,就偷了你的?再说,我这里窗口正好对着车棚,略抬一抬,就能望见。她觉得也是。第二天,就把车子和我的一起锁到了车棚里。

从此她有事无事总要欠起身来看看车子是否安然。当她发现自己的车子突然不见了的时候,连忙直奔楼下。我非常同情地跟她下楼,还叮嘱说:慢点,别跌倒罗。一到车棚,她的车子安然无恙,而我的车子却不翼而飞。

回来以后,不免愤愤不平,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就偏偏丢了自己那一辆;而她的却没有丢。兔不了要把不平向朋友说说。朋友哈哈大笑,说,幸亏是你的车子丢了,你应该开个庆祝会。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要是人家的车子丢了,你的车子还好好的,你就更难受了。

从此,同事的车子就堂而皇之地雄踞于办公室之中央,很快,不管什么人,都练就了绕车而过的从容。

爱和欺骗的关系

丈夫为太太买东西,总是吃力不讨好。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价钱太贵。几个弄文学的朋友在一起商讨制胜良策。一个号称小诸葛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妙计:不管买什么东西,要讨老婆的欢心,最简便的法门就是把价钱降低一半。他本以为这个方法是他的专利,没想到大家都笑了,原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一致认为,拿这样幼稚的法门来显宝,枉污了小诸葛的英名。

小诸葛遭到的嘲笑还不仅仅如此。

一个朋友说,这样的法门虽然通用,但是常常造成不弥补的损失。

他举出最近报刊上有个剧作家沙叶新弄巧成拙的故事:为了讨好太太,剧作家把本来八百八十元一件的女式时装说成是四百四十元。太太破天荒地称赞了他一番。但是在试穿之后,发现衣服的尺寸大了一点。好在,太太心情比较好,这个问题没有演变为全盘否定丈夫情意和水平的后果,明天去商店换一件就是了。

正在此时,来了一位非常熟悉的女客。太太多少有点得意地炫耀丈夫为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又便宜又时髦。女人的本性使这位女客禁不住试穿了一下,正好不大也不小;请求原价转让,太太慨然应允爽爽快快收下了客人的四百元钱。

做丈夫的在一旁像水浒英雄常见的那样:暗暗叫苦。

几个朋友说,这倒是一个编喜剧小品的好题材。

我说,光有这么一点还不够。原因是主人公在精神上还不够尴尬。

大家问:怎么才能使这夫妻两个在精神上更加尴尬起来?

我说,这个故事,不过是让丈夫为损失了四百元钱而已。光有这样一点经济损失,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喜剧性,应该有精神上更为尴尬的处境,才能激发出强烈的喜剧性。经济损失,固然可能产生失落之感,但是,这种失落之感,并不严重,如果让他们意外地获得经济上的收人而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更有意思。

比如,把事情倒过来:妻子给丈夫买衣服,丈夫总是觉得不够高档,妻子只好故意先把价钱提高了一倍:原来是四百四的,说成了八百八。丈夫满意了。这时,来了一个朋友看得很满意,按照八百八的价格把它买走了。

这时,妻子该怎样向丈夫说清原委,在原委说清了以后,夫妻两个又该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四百四十元钱。这就有好多喜剧化的东西,有许多戏可演了。

这样的戏才真正有幽默感。通常我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因为,满足于实用价值上的得失。讽剌小气鬼是比较容易的,而如果不是小气鬼,得了意外之财,在精神上却造成了尴尬,则往往被忽略了。而这种被忽略了的,正是喜剧深刻之所在,爱有时是需要欺骗;只有高水平的欺骗才能与高水平的爱相配;这只不过是正剧而已,要让高水平的爱和高水平尴尬纠缠在一起,才有喜剧的艺术性。

中国师生情

我一向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持保留态度;我比较相信李远哲先生所说的亦师亦友。我有个学生叫林子坚,分别近三十年在香港见面,按照香港的民俗,都是到酒楼去叙谈一番。但是他却例外,一定要把我请到他家中。我到香港好几次,在他家第一次体验到在香港朋友家里作客的隆重中的轻松。虽然他比我的年纪小不了多少,不管我多么自然地把他当作朋友,他仍然很诚恳地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我。就连我已经离开了香港,我的一个朋友到香港,他也以师礼相待。他们相约在海洋公园相见。由他当向导,朋友车子误了时间,他居然在细雨中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此前从未见过面,他那么惊人的耐心,不过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老师。

说实在的,我想不出对他在学业上有过多大的恩惠值得他这么回报不尽。其实,六十年代,他在华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一生最大的噩运,上了一年的课,就被发配到当时为一般教师所不屑一顾的写作教研组,给一个年青的讲师改作业,回想起来我总共不过就是为林子坚改了十来篇作文而已。

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家中,就没有做客的感觉。三十年的时光并没有在我们之间造成陌生感,这要感谢他的太太陈丽斌发自内心的亲切。

她是个少见的福州美人,把闽江水中最细腻的成分都凝聚到了她的肌肤上,真可以用美得耀眼来形容。他显然很以妻子的美丽而骄傲。我本以为他是特地让我开开眼界;现在想来固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但是更多的事实可以说明,炫耀妻子的美貌还不过是顺带而已。主要的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仍然保持着内地的习惯,喜欢把重要的朋友请到家里,充分享受久别重逢的欢乐,也让朋友体验他家庭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