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满脸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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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幽默不起来的故事(4)

原因是韩国人走后的第二天,医生的帐单寄来了,一共1000多马克,居然帐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和地址。于是我赶紧到医院去声明,看病的不是我,但是我的医疗保险合同,却在医院的电脑中登录在案,那上面地址和姓名都是我的。而且由于我的医疗保险合同是十分廉价的,只能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住院。随意选择门诊医院是要自己付款的。

我向护士。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一场误会。

然而德国人的文牍主义是十分可怕的,他们只相信文件,绝对不相信活人,而且他们看亚洲人的脸都是一样的。我申述再三,第二天信箱里寄来的仍然是医院的催款通知,我再次去说明,他们再次通知,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每天早上就出去奔波于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到了一个月以后,居然医生方面用中文给我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如不付款到某大银行某某帐户,将采取法律手段,而且这封信是从我工作的特里尔大学转来的。

于是我每天又增加了往大学去交涉的任务。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感到十分心情舒畅。因为每天都变得有目标,每一单位时间都有一大堆重要的话要讲,而且每讲一句都有对方的反应,这比之打越洋电话不但便宜,而且充满战斗的豪情。虽然往返奔波要花不少的的公共汽车费,但后来我买了一张月票就便宜多了。

我的生命变得充实,我的舌头也享受到发音的欢乐。我知道,我的奔波,不仅仅为了保护我的存款和名誉,而且有利于治疗我那可怕的失眠症。

两个多月奔波下来,我的面色恢复了红润,我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那简直是青春焕发。

美中不足的是我的申诉胜利了,医院方面终于弄清楚了两个亚洲人形象的区别,恰巧韩国人来看望我,很爽快地付清了医疗费。

然而我却并未因此而产生了失眠的忧虑,因为暑假结束了。

菲利克斯又在花园里欢乐地叫了起来,隔壁大学生的房间一大早又透出了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我们又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了。

同时,从澳大利亚那边寄来了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函,连每次讲座近200澳元的价码都写得一清二楚。我自然十分开心,打了电话到波恩澳大利亚驻德使馆去,对方的答复是像我这样的情况签证大约需要等三四个月以上。

我随即给悉尼大学的那位好心的克拉克教授写了一封抱歉的信,说是我病了,不能去澳。等到我的学生林茂生从澳洲打来十分惊讶的电话,问我为什么变卦,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问题说清楚。接着另一个学生范希健又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来说服我,我也千方百计地婉谢了。

那是因为4个月后,就是为期一个月的假期,我不能再度在这座空楼中忍受孤独的折磨和失眠耳鸣的摧残,可以肯定那绝对不会再冒出一个生病的韩国人来让我操心了。

不久以后,尽管在德签证期还有三四个月,我毅然启程回到福州。

艾滋病虚惊

西德当局很怪,不管你申请多长时间的签证,他都只给你三个月,然后就等着你去续签。这时,德国式的文牍主义就来折磨你了。

首先是健康检查,我向那位主官员用英语声明,我在中国已经检查过了,现有中国卫生部颁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另有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均放到他桌上。谁知他看也不看,用德语讲了一长串话,那神情很是严肃,而且有点固执。我连忙向他说明,我初到德国不懂德语,请他用英语回答。

他眼也不眨,又用同样的德语,以更高的声调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才仔细观察了这位官员,胖胖的脸上一对圆卧的眼睛,射出来的并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而是某种善良的自信,看看他那刮得铁青的圆下巴,我不由得想到捷克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世界上这样的人多得很:明明做着蠢事,可是却满怀着庄严,神圣的感觉。

没有办法,只好请来一位走廊上的德国大学生,经他解释才知道,西德政府不信任任何外国医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没话可说,我不再争辩,做一个屈服的手势。我看到他不胜同情地笑了。

到了指定的检查机关,还算顺利,抽了血,进行了胸部X光透视,女技师还让我在那只容一人的小房间等一下,让她看了片子我再走,我惊讶,不过几分钟的功夫,那么大的一张片子就出来了,女技师仔细看了片子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走了。我说,要不要给我一个证明?她说广不用,我直接通知移民局。

我从这家医疗机关走出来的时候,直为我那白白花去的45马克心疼。申请一架电话不过60马克,我为了节约,去和一个西德大学生合用,可这眼一眨,45马克就白扔了。不过这种不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通过了健康检查,就意味着我可以把居留期限延长九个月,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怡然自得之感。

回去以后,我对几个中国留学生叙述这一事情时,虽然夹杂着牢骚和夸张的怨言,但是这时巳经没有任何苦恼,而只感到某种智慧高出洋人的心灵愉悦,甚至是享受了。

不过在国外的人,最大的享受不是这些,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家信。第二天一早,我到信箱去看信,没有,很是扫兴,压抑着失望的心情,上街去买东西,心里还安慰自己:今天去看得太早了,买完东西回去,肯定有。

果然。

但都是德文的,仔细辨认了好久,才发现是健康检查机关发来的。我很奇怪,不是说不给证明吗?怎么又寄了这个来。再仔细研究了一下里面的文字,查了字典,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通知我下星期三到他们那里去,理由是一个德国字,我查了德英字典,英语是recall,是回忆,召回,撤销的意思。莫不是要叫我回国,撤销对我居留的签证?这说明,我的健康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胸部是已经说了没问题,成为问题的自然是血液检查,可那是査艾滋病呀。我怎么可能有艾滋病,但是,没有问题,他们叫我去干什么?这真是太恐怖了。

我没有心思吃饭,也没心思做事了,连来访的朋友我都不敢握手了,我不想把艾滋病传染给这花朵一样的青年,可是我自己又是从哪里染上这毛病的呢?扪心自问,出国一个多月,并没有和任何外国女人发生过接吻拥抱之事,就是那一天,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我到汉堡的红灯区去游览,在圣波力看着妓女在一片橱窗里等待顾客,我都觉得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至于朋友问我要不要到性商店花十几个马克去看性表演,我简直打了一个寒噤,连忙说精神上承受不了。同时加快了脚步。

我午饭也没有吃,躺在床上,完全被恐怖压倒了。

这艾滋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可能,那就是我住的地方洗澡间有浴盆,我洗了几次,洗澡间是三人合用的,一个西德人,一个埃及人。我的天哪,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有问题,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如落到我的头上,这在我,就变成了万分之万。

我得了艾滋病吗,所有去美洲、澳洲的计划,所有人生之乐,对我来说都己成为痛苦的回忆,未来留给我的则是一连串的苦恼,我将成为人们歧视的对象。我记得在出国前夜,一个年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别的不怕,就怕你回来得了艾滋病。大家一笑。可现在这样的玩笑如果无意间开了起来,那就太残酷了。

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两封信,一封是妻子来的,说不尽的相思之情,最后还写了一个挺长的吻。信内还附有才12岁的女儿的信,她告诉我她描写自己想念父亲的信得到语文老师表扬,还在班上朗读了。

另一封来自澳州,一个学生说,已经为我弄好了经济担保人,趁这西德大学放假三个月之机,请我到澳州去逛逛,散散心。最后还说让我见信后挂个电话给他,以便确定日期。

我拿着信只有发呆的份儿,这时最巴望的就是赶快到那个检查机关问个究竟,是死是活,见个分晓也好,可是,收到信的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假日,星期一、星期二都工作,可是该死的德国人偏偏约我星期三才去。这就是说我还得忍受5天的苦刑。

人生真是太漫长了。

在这五天中一切都失去意义,可是偏偏又逢复活节,一大早一些德国人都一桌一桌地聚集在花园里,平时很少看到人的路上停满了汽车,随家长出来的小孩子们四面八方地飞奔。

铜管乐队在教堂前面的花园没完没了地奏着叫人难以忍受的乐曲。这些要命的德国人,一个个都笑得不可开交。

最糟的是房东来了,硬是把我拉到他们的圈子中,和他们一起唱,一起跳。

我不能不以最大的克制力让自己和他们一起笑。笑,本来不难,只要看他们笑了,你就露露门牙,他们大笑了,你就露出全部牙齿就是了,可是可怕的是你怎么笑也忘不了内心的恐怖。那天,我体会到不管笑还是不笑,活着都成为很苦的一件差事。

终于熬过了15恐怖的5天。我硬着头皮来到那家检查机关。

一位小姐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交给她的那封召唤文书,用最优雅的西方美女的姿态从档案中抽出了我的胸部透视片,我看到上面有一张德文条子,便紧张地审视上面有没有AI。S类的字,当然没有。

我根据小姐的指点,又来到体检室,那位管透视的技师和管血液检验的便拿着我的透视片讨论起来,由于讲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是两盼愣愣地望着她们,也许我的目光恐怖的神情很叫她诧异,她们一边谈着,一边不时地情不自禁地望我一眼,后来,她们可能实在忍受不住我的目光了,便领我到门外休息室的椅子上,叫我等等。

这时,一种不祥之兆更加严峻地笼罩在我的头上,我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地响,心里像有一种冷空气在不断膨胀,一直胀到胸脯发痛的程度。

我曾经念过一本书,是讲废除死刑了,作者认为死刑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宣布死刑之后,执行死刑以前这一段时间。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恐怖中忍受的痛苦越深也就越是希望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例如医生弄错了号码等等。然而,当我听着她们在讨论自己的时候,就连这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好容易那位女技师出来了,把我领到原来的房间去,重新拍了一张,并且像上一次一样,叫我等在那只容一个人的小房间里,让她看了片子再说。

那小房间和死刑犯人的单人囚房有什么不同?

我听到她拿了片子又去讨论,声音很大,可是听不懂,我的心都被恐怖感压痛了。终于她回来了,我屏住气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原来那张有一个角落不清楚,医生要求重照。现在这张很好!(她把片子一扬)你可以走了。

她的英语虽然词汇量不多,但语调好极了,简直像唱歌一样。到这时,我才仔细看了她,原来这位头发已经发白的中年女人,脸上还残留着那正在逝去的美,同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紧张得昏了头,既然是照X光,就不可能是艾滋病。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可以给我妻子和女儿写信了,而且要把这历险的过程写得幽默,让她们在万里之外分享我心灵获得解放的欢乐。

信在第二天写好,还没有来得寄,谁知第三天,又收到这个医疗机关的一封信,我又感到恐怖,打开一看,跟前一封一样,只是这回的理由,不是RECALL了,莫非刚刚照好的那张照片。

我的心房再一次被焦虑的痛了。

这次肯定不是艾滋病了。胸部透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肺结核。不管属于哪一种,我都得回家。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巳经写成的给妻子的信撕了,虽然那封信写得很幽默,很调皮,可是我只能在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的时候幽默,事情的后果严重了,死到临头了,我就幽默不起来。据说金圣叹有此才能,西方人也有绞刑架下的幽默,然而我没有这种黑色幽默的心理素质。心灵已经完全为焦虑所充满,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卑微之希望:但愿是肺结核,如果是肺癌呢?那么,上帝留给我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了。

好容易又熬到该到那个鬼门关去的日子了。

一进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正在把我的两张胸部透视片放在屏幕上审视,并且指着一两个地方用德语说,不好,不好其他的我就听不懂了。在我跑到走廊上去找懂英语的人来翻译的时候,我的焦虑已达到绝望的程度。通过翻译,老爷子问我是不是生过肺病,我说生过。什么时候?35年前。他笑了,讲了一句德语,由于词汇是和法语一样的,我悟出来是广没有毛病的意思,心跳得自己也听到了。我反复问了翻译的:我,是不是没有毛病,翻译再三肯定。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以致没有力气再讲任何话语,便走出门去。待我到了门口,才发觉还没有和医生握手道谢,于是再返回去。这时翻译正走出来,我把整个过程都讲给他听了。翻译笑了,说这个医生,是非常认真的,他刚才告诉我,为你年轻时的胸部钙化点,他研究了三个晚上。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反复地用才学会的德语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和医生道别之后,我想到许多好心往往带来灾难的悲剧和喜剧。

第二天我顺利地到移民局办了续签手续,没有什么意外,只是,没有想到还要交30马克的签证费。

然而这回交出30马克,心理愉快多了。惟一的遗憾是回到住处看到那已经撕掉的给妻子的信还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