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上》中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任用贤才，是为政的根本。君主治理朝政却不培养国中的士人贤才，就会使国家走向灭亡。发现贤才却不急于推举或任用，是对国家的不敬。人才是治国的根本，培养并举荐贤士能臣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根本。
选贤能，不避亲，无能者，则下之。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在任用人才上要做到唯才是举而不是任人唯亲，对有才能的人要举荐，对没才能的人就撤职。任人唯贤，公正选拔，辟除私怨，就是尚贤的真义所在。以能力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则是尚贤思想能够被统治者和士人所共同接受的原因所在。
不执弱，不劫寡，不侮贫，不欺愚。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天下人如果都能够互相爱护，强者不压制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劫掠人少的，富人不欺侮穷人，高贵的不鄙视卑贱的人，奸诈狡猾的也不欺骗愚笨的。那么天下的灾祸、争夺、埋怨、仇恨都不可能发生，我们生活的社会将是充满博爱、平等的理想社会。
力者生，惰者贫，劳必贵，惰必辱。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依赖自己出力劳动生产的人，才能生存繁衍；好逸恶劳的人不得食。墨子十分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人生存的价值所在。“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贤者都是通过努力勤奋工作才获得富贵的，如果不努力做事就无法摆脱贫贱；努力工作的人，必定能够显赫，而懒惰的人，一定蒙受耻辱。只有努力付出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
士损己，益所为，贫见廉，富见义。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侠的行为，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墨子把君子的修身之道分为四种：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在贫穷时要表现出廉洁，在富贵时要讲真理正义，对人生前爱戴，死后则真心哀悼。这四种君子处世的原则，需要经常反躬自问，自省自修才能做到。
言必信，行必果，志不强，智不达。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即使说人要守信用，说话要有诚信，说了就办；行事应该果断，使自己言行就象古代通关的符节一样相符才行，这样说的话才会让人信服。“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信念不坚定的人，他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人，他不会去行动。只说不做，即使口才再好，人们也不会相信他，因而君子修身首先要使自己的言行一致，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利之中，取其大，害之中，取其小。
“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被蛇咬了，为了保存手腕而去掉手指，这是从两利当中选择大的，从两害之中选择小的；害中选小，并不是喜欢祸患，而是相对来说获得了利益。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在利益中选择大的，在害处之中选择小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的减少所受到的伤害。在面临人生的种种选择时，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原则是我们的最优方案。
镜于水，见面容，镜于人，知吉凶。
“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君子不用水做镜子，而应该以人作为镜子。用水作镜只能看出自己的面容，而以人作镜，则可以看出自己行为的正确与否，甚至可以判断自己目前的吉凶处境。我们也应该找一个可以做自己镜子的人，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操守。
七、儒家VS墨家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要数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四个大家。其中法家思想的成型是相对较晚的，在此不做着重介绍；而道家的思想与其归类于治国方略毋宁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况且道家的学者们也并不喜欢入世，“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在乱世当中也确实没有其用武之地，因此它在战国时代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与这二者不同，在战国初期，儒家和墨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治国思想了，但是为什么它们没有被诸侯国们采纳？或者说，它们的哪方面注定了它们不适合于战国时代的乱世呢？
先谈谈儒家：
儒家学子的治国才能不可谓不强。公平来说，孔子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甚至可能是当时最有治国才能的几个人之一。但是很可惜……他的思想确实不太适合那些正在忙着争霸的诸侯国君，因为按孔子是一个坚持西周礼乐制度的人，按照西周的规矩，他们不过是年年为周天子进贡的家臣而已，这对已经摆脱了周王室束缚的诸侯们来讲太不合算了。春秋初期，大家的智商还都不高，你这么说大家还是会听的。但是都到了春秋后期了，诸侯王一个个都精着呢，谁愿意听你这套啊！于是就使得孔子一直以来的不得志。
当年孔子年轻时就想过在齐国谋个官职，但是被晏婴当场就按了下来。他的“晏四条”一下子就戳到了儒生最要命的地方。正所谓儒生“滑稽而不可轨法（你看看明朝那些言官）；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你再看看历史上那些个清流、守旧派，哪个不是儒生？）；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乱世当薄葬，这词曹操熟啊）；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儒家子弟确实有点有奶就是娘的意思，明朝灭了，东林党有几位大儒真的去殉国了？殉国的是俩太监）”。这些话基本萦绕了孔子一辈子，到死了老夫子也没能在政坛上完成自己的报复。
到了战国时代，儒家又出了一位大师——孟子。孟子不愧其大师之名，他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提出了诸如“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过了好几千年都可以称为至理名言的理论。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乱世当中，国君要的是统一天下。而这时候孟子的很多措施还停留在让国君的贤明闻达于诸侯这方面。这就导致了很多国君都愿意奉孟子为老师，但是他们却都不给孟子一个行政方面的职位。毕竟在乱世中，那些诸侯愿意听的是教他们怎么统一天下，而不是该去怎么做一个圣君明主。对他们来说，被人灭了，是不是圣君明主实在就是不重要了。
到了荀子那里，问题就来了。荀子比起两位老前辈来说，他的很多思想都非常之实用，实用到培养出了李斯和韩非这样优秀的法家子弟。为啥一个大儒整出了俩法家子弟呢？问题就在于荀子有些理论太实用了，实用到一定程度，他的思想就偏向了法家。李斯就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帝王之术”。而主张德治的儒家子弟精通这样一种有些类似于申不害所谓“术治”思想的领导者艺术，不得不说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也导致了他的弟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一个法家，乱世当中儒家之颓势也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或许说，对于那些生活于刀光剑影中的人来说，儒家的那一套只是一种奢侈而已，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是他们现阶段不敢去奢望得到了。只能说，儒家学说在那个时代，只是个美好的学说而已，诸侯们没有条件去实践他们的治国之道，因此，儒家在战国时代的风头最终被法家盖过，成为了一个配角。
再谈谈墨家：
墨家和儒家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实用，甚至可以说，实用到基本不能再实用了……首先他的种种思想就让人惊叹：兼爱非攻，主张平等博爱思想；天志明鬼，主张天赋人权、制约君主权力；尚同尚贤，主张不看出身唯才是举；节用节葬，主张生活简朴；非乐，反对音乐艺术，因为它能影响农业生产（这个有点过分了，好的音乐能促进劳动效率，这是搞音乐的人说的呢）；非命，主张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们这样一看，估计能吓一跳，要是他能再民主点，估计就能够达到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级别了。并且，我可以说，诸子百家当中，最接近古希腊那些伟大哲学家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墨子和老子，因为他们确实是对宇宙本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论述。墨子在一些原始的物理学方和几何学方面，是有一点小成就了，至少来说他所研究的一些东西是跟这些学问是沾边的。这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最难得的是墨子居然还精通原始的机械制造！据说墨子制作过一种木鸢，能飞一天（花3年做的，结果只飞了一天就坏了，不过也不易）；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守城机械，把制造业大师公输盘（鲁班，据说他造的竹鸟能飞3天）搞得毫无办法。在当时来讲，估计也是守城第一人了……并且，相信我，会守城的人攻坚水平绝对不会弱。
大家要问了，墨家学说没有兴盛是跟墨家制约君主权力以及反对兼并战争有关吗？我个人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墨家虽然可能不适用于那些争霸的大国，但是却非常适用于那些求自保的小国。像宋国，死守睢阳城，你有本事就打，你半年打不下来，估计你们国家就该被打了。但是问题在于，墨家的组织结构就算是在现在的美国，估计也得被判定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