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乃是中华优秀文化中耀眼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墨两家，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都处于“显学”地位。据记载，孔子所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有“弟子三千，能者七十二”之说，儒家的思想经过子夏、曾参、子思、孟子的一代代传承，绵延不绝，并最终达到了“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地位。而墨家在当时也是“显学”，墨家也是从者甚众，是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大的学术团体和流派。两家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教育思想体系，丰富了古代教育理论的宝库，而且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并称为“世之显学”的儒墨两家，各自的教育思想体系有什么异同呢？下面我们就从教育的主要教育作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和道德教育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看看儒家VS墨家，到底谁更厉害。
1“以德为主”与“德才兼备”的教育目的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诸侯纷争，战乱不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瓦解了西周以来的社会伦理制度和道德准则，在这种情况下，诸子们举起了教育的旗帜，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并以此重建社会伦理道德、民众的信仰标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孔墨私学，他们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培养自己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推行者和继承者，通过他们的活动来实现用自己思想治理国家的目的。可以说，在通过教育救世的主张上，儒墨两家的观点是相同的。
然而两家的目的相同并不意味着具体标准的相同，儒墨两家在培养人才上提出了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但对于“德”和“才”的具体标准却给出了不同的要求。
儒家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孔子对君子的标准作出了这样的要求：首先是有德的仁爱之人。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而优则仕”的“君子”，当这些具备了德和仁的君子成为施政者后，就能够做到“节用而爱人”，对上能分忧解难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对下则推行仁爱、安抚百姓。其次是有才的懂礼之人，在对君子行为的约束上，孔子主张用“礼”作为规范。关于礼的具体定义，孔子并没有各处确切的答案，一般说来，礼指的就是礼仪、礼制、礼法，是对人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儒家的学说中，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仁是礼的内在含义，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在儒家看来，有德有才之人应该知礼、守礼、行礼。这样才能算是君子。
墨家以培养“贤士”为目的，墨子对贤士提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方面的要求中，墨子也把德放在了最先的位置。然而墨家的“德”和儒家的“德”的具体含义并不相同。孔子讲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应该以孝悌为本；而墨子讲兼爱，主张爱无等差没有亲疏贵贱之别，可以说，儒家讲究的是别爱而墨家提倡的是兼爱。墨子也把“才”看作是贤士应该具备的标准，但墨家把“谈辩”和“道术”看作是才的内容，即贤士要具有思维辩论的能力、掌握实用的知识技能。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在推行墨家学会所时才能够上说下教、讨论辩难，甚至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来实行非攻兼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墨家要求贤士具备“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实施兼爱理想的工具。
在实现自己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儒墨两家都主张举贤，认为统治者在施政用人的过程中应该“唯贤是举”，这对当时社会中“任人唯亲”的世袭宗法制度权威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墨家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都是举贤的标准。如果要从被举荐的群体来说，儒家局限在“士”这个阶层，因为儒家把下层民众看作是“劳力者”，应该处在“治于人”的地位。墨子则把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任用。从这个敬爱哦度来说，墨家比儒家的举贤思想更为大胆和激烈。
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养士，培养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的治术之才，因而比较注重知识教育之外的性格、品德、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培养。在注重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更强调道德的教育。
而墨家的主要成员来自小手工业者和劳动人民，出身和阶层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思想以“艰苦实践，服从纪律”为主要指导原则，因而更注重实际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这样有兼爱品德的贤士在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过程中，拥有实际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
2“文、行、忠、信”与“兼爱、非攻”的教育内容之比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内容为“文、行、忠、信”的学习，即历史文献、行为规范、待人忠诚与信实的学习。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强调“兼爱、非攻”为教学内容，同时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及论辩能力的培养。可见无论儒墨都强调人的道德教育，这一点上他们具有共性，但是两者的教育内容更多的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两者提倡“爱人”的本质内容不同及教育范围的广泛性不同。表现为：（1）儒墨爱人思想的本质内容不同。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以“文、行、忠、信”为教育内容。墨家在道德教育方面也和儒家一样，要求“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墨子·兼爱》）。所以，他仍以儒家的《诗》、《书》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是有不同的，墨家的“兼爱”思想强调无差别的爱，而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爱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主要是两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墨家更强调这种无等级差别的爱，以此发展生产。（2）教育范围的广泛性不同。儒家的教育范围更多的体现在道德教育方面，而墨家则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作为墨家代表的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墨子的影响下，墨家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还包括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学习，并表现出很高的造诣性。另外墨家也重视论辩能力的培养，强调掌握思维和辩论的法则。在墨子的努力下，墨家培养出了公孙龙、惠施这样的名家代表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有限的平民教育”和“完全的平民教育”的教育对象之比较
在周代没有衰落的时期，奴隶主贵族垄断着学校的教育，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官学”学习，因而教育也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随着王室的逐渐衰落，诸侯们逐渐强大起来，官学逐渐瓦解，学术开始出现下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私学。
私学的兴起和发展，给平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只要教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就可以进行教学活动，而不再有身份和等级等方面的限制。而且，私学还可以师生相属，共同迁徙他处，谋求发展。孔墨两家的教育，也是属于私学这个范畴。
在教育的对象上，儒家以“有教无类”为方针，认为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求学的意识，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据说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但总得来说，孔子还是鄙视劳动者的，他认为劳动者只懂得“劳力”，不在接受教育的范围之内。然而不可否认的实事是，孔子的弟子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单从出身来看，就有贫民颜回、商人子贡、贵族南宫敬叔等。可以说，孔子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所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所学校。
墨家的教育对象也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史书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徒属弥众，弟子弥半，充满天下”，这中间也许有文学家的夸张，但墨家弟子们的数量我们通过两个事件就可以见一斑，一个是墨子在止楚攻宋时曾安排了三百个弟子帮助宋国守城，一个是墨家钜子孟胜在为阳城君守城时，为了实践墨家的诺言亲率八十三名墨家弟子慷慨赴死。这在一个侧面上说明了墨家弟子在当时的数量之大。墨家主要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并且以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为教育内容，除了这些“从事”的人之外，墨家的弟子还有很多被推荐到各地做官，通过这些人，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推广。墨家也成为当时和儒家并成的学派之一。
墨家和儒家都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大众的范围，但二者在程度上还有所差别，儒家弟子中即使有颜回这样的平民，根据资料看也可能是因为颜回本人的品德得到了孔子的赏识。墨家则是真正的面对民众敞开了教育的大门，只把学习的愿望当作唯一的要求，门弟出身一概不论。儒墨两家这样作其实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们都知道，孔子和墨子不仅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同时还是伟大的思想兼爱和政治家，他们所兴办的私学教育，不是简单的为了培养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学校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个敬爱哦度来说，墨家的私学教育要比儒家的教育成功，因为墨家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因而也更具政治团体的色彩。
4“学、思、行”与“主动、创造、积极”的教育方法之比较
儒家重视“学、思、行”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以此为核心，创造出了“启发、诱导、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并提倡“因材施教”。墨家所遗留的教育方法虽不如儒家丰富，但仍有不少对现在有借鉴意义的方法。墨家以“主动、创造、强力而行”作为其教育方法的核心，充分重视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纵观儒墨两家思想，其在教育方法上有不少共性，主要表现在两者都重视“行”的作用，如孔子强调“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尽管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但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书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可见行的巨大作用。墨子更是强调“强力而行”。如墨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儒墨教育方法虽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也体现着本质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1）主动性不同。墨家在教育方法上主张积极主动的“强说人”，即使人不上来请教，也应主动上门去教，认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如在《墨子，公孟中》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而儒家实施的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意味着只有登门上访者才可以受到教育，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被动性的教学理念，这与墨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创造性不同。儒家坚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而墨家则猛烈批评这种态度，认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耕柱》）即强调对古代的优秀遗产应继承，但更多的还要有创造精神，使善的东西更多。这不仅体现了墨家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积极创造的精神，对现在具有深远的启发作用。
春秋时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儒墨两家作为诸子众最具影响力的令各流派，他们的教育思想、目的、方法、不仅在当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后世的教育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但是，他们各有特点，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为现代教育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