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我撰文阐述李渔戏剧美学思想的时候，正是这位杰出的戏剧理论家逝世316周年--他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死于杭州。
李渔在世时，已经名扬四海；而他去世后的数百年间直至今日，更是不断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观点评述他、研究他。而且，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还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九十一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书《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的《蜃中楼》的《结蜃》、《双订》。据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介绍，李渔《蜃中楼》中的这两出戏，在八文舍自笑所编的这本《新刻役者纲目》中“施以训点，而以工巧之翻译出之”；青木正儿还说，德川时代（1603-1876）“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日本明治三十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此后，李渔的《风筝误》和《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卺楼》、《生我楼》等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十九世纪末，A·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着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二十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着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新西兰人韩南教授认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李渔的理论和作品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见解。他来中国数月之久以完成一部有关李渔的专着。德国的H·马丁博士也发表过数篇研究李渔的论文，并出版了专着《李笠翁论戏剧，中国17世纪戏剧》；1967年马丁到台湾继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编辑了《李渔全集》（包括“一家言”十卷、“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共十五册），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华人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着的《李渔》。当然，李渔最被今人看重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和戏剧美学理论。
李渔生前穷愁半世，常常自叹：“饥来驱人”，“伤哉，贫也”！然而，他却把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戏剧美学论着留给了人间，为我国古典戏剧美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这就是着名的《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之一部分。后人将《闲情偶寄》中这些论述戏剧艺术的部分（《词曲部》和《演习部》）摘取出来，辑为《李笠翁曲话》。《闲情偶寄》是李渔六十一岁的时候，即康熙十年（1671）付梓问世的。这部着作自问世以来，颇负盛名，常常为人们所称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戏剧论着，如清代杨恩寿的《续词馀丛话》和民国初年吴梅的《顾曲麈谈》，甚至大量袭用了《闲情偶寄》的原话；近代着名学者胡梦华、朱东润、曹百川等人，均对李渔剧论高度评价，或将《闲情偶寄》同亚里斯多德《诗学》相提并论”；或认为“笠翁之论，于戏剧之价值，及着作戏剧之乐趣，言之至切”；或认为“我国详尽而有条理之戏剧论，首推笠翁之《闲情偶寄》”，李渔“启导后学，度人金针”，“诚剧界之巨子，词场之功臣”。由此可见李渔剧论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这部着作也确实是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如果把它称为一块里程碑，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并不算是过誉。
李渔，浙江兰溪人，字笠鸿，又字谪凡，号笠翁，还常常署号湖上笠翁、觉道人、笠道人、觉世稗官、新亭客樵、随庵主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1610年。他的青年以至中年时代，正处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之秋；然而，在他34-36岁（清顺治一至三年，即1644-1646）以前，也就是清兵尚未入浙的时候，其家境大约仍然相当优裕。黄鹤山农为他的《玉搔头》传奇作序时，说他“家数（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可见，他家在兰溪算是数一数二的财主。从他写的一些诗文中知道，他家在伊山之麓还曾有过一处很漂亮的别墅，名叫“伊园”，其中有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诸景。李渔曾写过《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伊园杂咏》、《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加以描述。在他的五绝《伊园杂咏》中对“伊园”自注说：“予初时别业也”。后来家道败落，这座别墅也就被卖掉。但李渔对年青时那种舒适、优越的生活，久久不能忘怀，时时浮起甜美的回忆。的确，他早年无忧无虑、充满希望的日子，与他中年以后终日为生计奔忙的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对李渔来说，他的青年时代的生活，那样令他回味和想望。那时候，“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北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添霜。”而李渔自己，当时年华正茂，血气方刚，性情豪放不羁，
不拘礼法。丁澎在为他的诗集作序时，说他“为任侠，意气倾其座人。”然而，因家道中落，这样的日子永远地无可挽回地从李渔身边逝去了。
李渔家境的转折，大约发生在甲申（1644）、乙酉（1645）、特别是丙戌（1646）清兵入浙前后的那几年。甲申年，清兵的足迹虽然尚未踏上浙土，但是战祸却已殃及浙民，包括李渔。那一年他写过一首五律《应试中途闻警归》，说明战乱把他的科举美梦和诗书生活打破了，他感慨地、无可奈何地说：“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然而，后来的生活道路并没有像他主观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再也没有应过科举，而是把他的一生与戏剧生涯联系在一起。此是后话。还是在甲申年，李渔另外写过《甲申纪乱》、《甲申避乱》等几首诗，记述他和当地乡民避难山中，受“贼”“兵”两害，李渔所谓“贼”大半指农民起义军；而“兵”，则指明的溃兵，他们败退到哪里，就在哪里骚扰和鱼肉乡民。一般贫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即使像李渔这样的有钱人家，也不能幸免。第二年，即1645年，李渔又在一首《避兵行》（他自注写作时间：“乙酉岁各镇溃兵骚浙东时作”）中愤慨地揭露了“官兵”的暴行，并且描述了自己疲于逃命的惨痛景象。诗中说：“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徙山之冈。新时戍马不如故，搜山熟识桃源路，始信秦时法网宽，尚有先民容足处！……上帝迩来亦好杀，不然见此胡茫然。”至丙戌年（1646），清兵占领了李渔的家乡兰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李渔的家财大约也被掠空，亲友、乡民被杀者无计其数。乱后归来，李渔写了一首《婺城乱后感怀》，说：“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在《丙戌除夜》中，李渔对着那幸存的房子大发感慨：“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在另一首《婺城乱后感怀》的七律中。李渔还写道：“荒域极目费长吁，不道重来尚有予。大索旅餐惟麦食，偏租僧舍少蓬居。故交止剩双溪月，幻泡犹存一片墟。有土无民谁播种，孑遗翻为国踌躇。”更使他伤心的，是他的着述和藏书都被焚毁。这使他感到：“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国事尽由章句误，功名不自揣摩来”，“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总之，几年的战乱，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战乱中所见所闻以及与下层人民的接触，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方向，对他的思想观点、人生态度，对他的世界观、美学观，也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这时，他的“功名”观念淡薄了，而且也无望了；实际生活逼迫他不得不为糊口奔忙。
大约在1648年以后，李渔离开兰溪（一说李渔四十一岁以后--即1651年以后离开家乡，因为据《龙门李氏宗谱》载，李渔四十一岁时还在家乡做祠堂总理），移家杭州、南京，在穷愁坎坷之中，靠卖诗文和演戏维持生计，所谓“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就是这种生活状况的写照。李渔在杭州居住期间，与丁澎、陆圻、毛先舒等“西冷十子”多有交往，并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传奇《怜香伴》、《玉搔头》、《风筝误》、《奈何天》等。大约在顺治十五年《1658》左右，李渔去了金陵（南京）。据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李渔曾在金陵开设过“芥子园”书铺。“芥子园”，本是李渔在金陵的住所，他在《（芥子园杂联）序》中称：“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李渔自己编写许多教科书（如《芥子园画谱》初集等）、工具书（如《笠翁诗韵》、《笠翁词韵》、《笠翁对韵》、《资治新书》等）、时文选集（如《新四六初征》、《尺牍初征》、《名词选胜》等），刊行卖钱，养家活口。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李渔组织并带领一个主要由姬妾子婿组成的家庭剧团，到处去为达官贵人演戏，以博取钱财和“拂拭”。剧本，大都由李渔自己编写，并且由李渔自己亲自导排。这样，李渔就积累了许多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的实践经验。对于一个戏剧理论家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财富。几十年间，李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他自称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他所到过的地方，有苏、皖、赣、闽、粤、鄂、豫、陕、甘、晋和北京。广阔的阅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可以设想，如果李渔没有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的《闲情偶寄》也是无法写出来的。总地来说，李渔的后半生，虽不像贫苦农民生活那般悲惨，但也常常为饥寒所驱使，东奔西走，漂泊不定。他常常写信述贫求援：“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则皆北面待哺矣。”这里所述，可能有些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李渔的一些实际情况。至乙卯岁（1675），当时住在金陵的李渔决定全家卜居杭州。他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处荒山，“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即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之春，始修颓屋数椽，由蓬蒿枳棘中，辟出迂径一二曲，乃斯园之最下一层，苦其房栊湫隘，珠履难容”。可见，由买山到建起几间简陋的房舍，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想知李渔晚年的生活并不见佳。又两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李渔去世，年七十岁。据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三《书李笠翁墓券后》中说，李渔“晚岁卜筑于杭州云居山东麓，缘山构屋，历级而上，俯视城阖，西湖若在几席间，烟云旦暮百变，命曰‘层园’。客至，弦歌迭奏，殆无虚日。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阳。钱塘令梁元植题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赵坦此文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二十七日。
李渔学识渊博，才气横溢。黄鹤山农在《（玉搔头）序》中说他“髫岁即着神韵之称，于诗赋文人词罔不优瞻，每一振笔，漓漩风雨，倏忽千言，当涂贵游与四方名硕咸以得交笠翁为快”。芥子园主人在雍正八年（1830）将李渔杂着合成一册刊行时，说：“湖上笠翁先生声霏北玉，名重南金，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李渔的着作很多，生前他曾将其杂着自编过集子，取名《一家言》，并写了《（一家言）释义》即自序，那是康熙十一年（1672）的事情。在他死后五十年，有人又重新将他的全部诗文杂着等收在一起，编为《笠翁一家言全集》共十六卷，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闲情偶寄》共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部，涉及面很广。其谈论戏剧艺术的部分，是该书的精华；其他，如谈论园林建筑和仪容服饰的部分等，也有较高的成就。作为戏剧作家，李渔着有传奇十八种（也有说他着传奇十六种或十五种），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传世。此外，他还写过评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即《连城璧》）。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肉蒲团》也可能是他的手笔。但是，李渔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戏剧理论方面，把他称为我国古代第一流的戏剧美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戏剧美学思想除集中表现在《闲情偶寄》中之外，还散见于他的其他一些诗文之中，特别是《窥词管见》二十二则，有不少精彩的美学观点，也很值得重视。
世界上的事物、人物是很复杂的，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状态之中，我们也应该以矛盾的、即辩证的观点考察之。要想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李渔，那就应该认识李渔身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当然，任何矛盾总有它的特殊性。存在于李渔身上的特殊性的矛盾是什么呢？首先是世界观内部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和进步的积极的方面的矛盾，而其落后面和消极面始终占很大比重。世界观内部的这种矛盾，当然对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是，李渔突破了他世界观中落后面、消极面的局限，在戏剧美学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当然，戏剧美学思想并不仅仅受世界观影响，还受其他许多因素制约。其次，李渔作为一个戏剧作家，成就并不高，但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却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一个矛盾。就是说，他的戏剧创作和他的戏剧理论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简单地以他戏剧作品中的某些弱点而否定或不承认他戏剧理论上的某些正确主张。在全面介绍李渔戏剧美学思想之前，对李渔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先作一概括地考察和简略地分析，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