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复
汉代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为敦煌郡属县中最西一县，而阳关、玉门关又分别在龙勒县以西和以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视阳关、玉门关一线为敦煌郡西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两汉图就是按照这个传统说法画出的。最近，马雍同志着文认为，汉代敦煌郡要远远包括玉门关以西一大片地方，其西境应到达罗布泊东岸(《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1期）。但是马雍同志提出的论证很值得商榷，因此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马雍同志根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的记载，认为按照《地理志》的通例，凡某郡下注有某山、某水，这些山水必然全部或部分在该郡辖境之内。蒲昌海即今罗布泊，白龙堆沙即今罗布泊东北盐碱地，因楼兰(鄯善)在罗布泊西岸，所以敦煌郡西境应到达罗布泊东岸。这个论断是不是正确呢？不错，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地理志》某郡下注某山、某水，这些山水自然应该属于该郡，但是《汉书地理志》所载沿边诸郡，却有不少例外。例如，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临羌县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仙海，一称鲜水海、西海，即今青海湖；盐池，又名允谷盐池，即今青海湖北尕海(原文误为“朵海”。——编者注)。这一地区汉代为先零羌所据，平帝元始四年(一作五年，公元4年或5年），王莽诱使塞外诸羌内属，羌族酋长良愿愿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及平地美草予汉民，汉以其地为西海郡，事见《汉书》平帝纪、王莽传。《汉书地理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断限，未列西海郡，因此金城郡下记载的仙海、盐池，当时并不在汉版图之内，更不用说属金城郡了。又如五原郡稠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摩牢河城，又西得宿虏城。”稠阳县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古城湾；石门障在今大青山昆都仑沟南口；光禄城在令大青山昆都仑沟北口，约当今乌拉特前旗的小召门梁古城，其北西斗铺、银号等地今有汉长城遗址(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査记》，载《文物》1977年第5期)。光禄城因近边塞，又称光禄塞，《汉书匈奴传》载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留居光禄塞下”。支就、头曼、摩河、宿虏等城，今地无可确指，但据《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的记载，当和光禄城一样同为徐自为所筑，各城离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很远。宣帝以后，汉和匈奴大致以长城为界，平帝时，匈奴乌珠留单于曾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汉书匈奴传》)故武帝时所筑的光禄城，宣、平时既已近边塞，则其西北的支就、头曼、库河、宿虏等城，当时应在匈奴境内而不属稲阳县。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记载的“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并不能证明这两地也在该郡辖境之内。
《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盐泽为蒲昌海的异名，也即今罗布泊，马雍同志根据这条材料，认为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汉朝据有河西走廊，先后分置四郡，其西面的敦煌郡自然也要西至盐泽。这一推断似难成立，因浑邪王降汉后，汉朝没有在其地立即设置郡县，因此不能视作后来所设敦煌郡西界的根据。历史记载说明，汉牢固控制盐泽一带，是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大宛之役结束以后，其根据是：（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使西域，其后汉使频繁西出，而楼兰受匈奴指使，“令其兵遮汉使”(《汉书西域传》），匈奴奇兵也“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因而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宛贵族曾说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史记大宛列传》)所谓“盐水中数败”，就是指上述楼兰和匈奴遮杀汉使的事件，盐水即盐泽，可见浑邪王降汉后不久，匈奴势力又深入到盐泽一带；（二)太初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遣骑兵至楼兰，企图阻绝汉使，“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汉书西域传》），任文屯玉门关能捕获匈奴俘虏，则当时玉门关附近必有匈奴活动；（三)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王恢、赵破奴击破楼兰后，汉仅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史记大宛列传》），而大宛之役后，置亭障“敦煌至盐泽”（《汉书西域传》），亭障的延伸，反映了汉朝向西控制的扩展。由上可见，《大宛列传》浑邪王降汉后西至盐泽空无匈奴的记载，应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后短时期内的情况。那么，其后敦煌郡西界是否在盐泽一带呢？敦煌郡西与西域接界，关于敦煌郡与西域之间的界线，也有不少记载可资探索：(一)《汉书西域传》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于葱岭。”明确指出西域的范围，东以玉门关、阳关与内地相接。又《西域传》在叙述西域的交通道路时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可见出了玉门、阳关即属西域。另《西域传》记有城郭诸国至首都长安及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东)的道里，而在婼羌、鄯善、县度、大月氏、康居和乌垒城等地，还记载了东至阳关的距离，也是阳关为西域东界的一个旁证。（二)《西域传》说：“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楼兰在白龙堆一带为汉使向导，显见其地不在敦煌郡境内。《西域传》又记载，平帝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也证明白龙堆在西域境内，否则作为西域的屯田长官，设法“避白龙堆之厄”就超越他的管辖范围了。《汉书匈奴传》还记载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杨雄上书云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六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所谓“西边”，当即指内地设置郡县地区即敦煌郡的西界，既然说“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可证白龙堆在西域都护府境内，而其分界线必在白龙堆之东。此外，班固《西域传》赞也说“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也是把白龙堆作为西域界内叙述的。由此可见，敦煌郡西界在玉门关、阳关一线，白龙堆在西域境内，证据确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两汉图敦煌郡西界画在两关一线，不为无据。至于是否画得太紧靠两关，关外是否竟无尺寸地属敦煌郡，那倒是又当别论的。总之，马雍同志以白龙堆为在敦煌郡界内，则显与史实不符。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苏联吉尔吉斯费尔干纳一带；编者注：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处，同名城市在乌国境内），攻郁成(今苏联吉尔吉斯乌兹根)不能下，引兵而还，汉武帝闻之大怒，遣使阻于玉门，李广利恐，因留敦煌。玉门关在敦煌西北，汉武帝既已西阻于此，李广利岂反能留于关东的敦煌？对于这个疑问，本世纪初以来，前人续有讨论。沙畹、王国维等认为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后始迁至敦煌西北；夏鼐、向达则主汉玉门关始终在敦煌西北，并无迁移之事，惟武帝阻李广利之玉门为酒泉郡的玉门县；今马雍同志又以敦煌郡西界应西至罗布泊东岸，玉门关外亦属敦煌郡境，所以李广利虽被阻于玉门关外而仍可称留敦煌，以证夏、向等玉门关并无迁移之说。但据上所考，敦煌郡西界在玉门关、阳关一线断无可疑，则《大宛列传》的记载又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实属疑惑，然细检史籍，玉门关有迁移之说，也不能不予以重新考虑Q《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玉门县，其地在敦煌东，约当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王国维认为玉门县即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夏鼐、向达也以汉武帝阻李广利的玉门即此玉门县；马雍同志则据《地理志》玉门县下颜师古注引阚驷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以县当置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下哀痛之诏“由是不复出军”（《汉书西域传》）以后，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师时尚无此县。按阚驷之说，《太平寰宇记》所引较颜注为详，其文为：“《十三州志》云：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才径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陇右道肃州玉门县下引）玉门县究得名于地形？抑或得名于罢徙之玉门关屯？其说实有矛盾，近人陈梦家巳见及此，陈云：“据所述，则先有玉门关，后有玉门县，但《十三州志》称其地石门周匝，则似得名于地形。”(《玉门关与玉门县》，载《考古》1965年第9期)可见阚驷之说本自相矛盾，则其徙玉门关屯始设玉门县之说，也未可尽信。又以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下诏罢西域屯田之议“由是不复出军”，玉门县或置于其后，亦属推测之词，因据史籍和出土汉简，未见有汉一代玉门关有罢弃之事。既巳有玉门关又于邻郡设同名的玉门县，似不合情理。若玉门关本在敦煌东，西迁后于其地设玉门县，而其西迁之关仍名玉门关，则于理可通。其例如据汉简和《地理志》敦煌郡的宜禾都尉，原治宜禾，后徙移昆仑障，仍用宜禾之号(《流沙坠简序》，载《观堂集林》卷17)。除此以外，《大宛列传》记李广利第二次出师伐大宛时，有“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初，贰师起敦煌西”等记载，都以敦煌为大军出发点，但《汉书西域传》载征和三年武帝诏书中却说负食出玉门迎车”，亦似太初后玉门关已取代敦煌为汉西边的据点。
玉门关在太初或稍后可能有迁移，有一个疑问为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一带出土有“酒泉玉门都尉”简，论者皆以此简年代应在敦煌尚未建郡以前，这个问题这里需要加以讨论。关于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汉书武帝纪》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地理志》为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多数学者皆从《武帝纪》。但据《史记》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元鼎六年始设酒泉郡，而敦煌郡系由酒泉郡分置，故疑《武帝纪》记载也未可信。至于《地理志》置于后元之说，《史记》大宛列传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匈奴列传》太初元年、《汉书刘屈犁传》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已见敦煌郡，所以应不是初置之年，则陈梦家曾考订敦煌郡约置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7前106年），大致可以信从。据上，此“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似在元封四、五年以前，当时的玉门关也已在今敦煌西北，元封在太初以前，这就与玉门关在太初或稍后有迁移不合。因此，“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是否确在敦煌尚未置郡以前，还需要另加考虑。《史记大宛列传》载，天汉初(公元前100年）“敦煌置酒泉都尉”，这条材料前人未详加解释。《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云“徐广引别本，置字在都尉上”，但《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有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的记载，是天汉以前酒泉已设都尉，则徐广引别本“敦煌、酒泉置都尉”也甚可疑，今本“敦煌置酒泉都尉”似也不误。会不会因为酒泉都尉已于二年前被杀而后移置于敦烧，或即酒泉玉门都尉呢？也有可能原属酒泉郡的玉门都尉在关西迁之初仍沿用旧称。如果玉门关在天汉初西迁，也可和史籍记载大宛之役后始自敦煌至盐泽筑亭障相符合。另外，酒泉玉门都尉名为护众，另一在小方盘城一带出土有明确纪年的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简，玉门都尉也为护众，两者同为一人。如“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在敦煌未设郡以前，则敦煌郡如置于元封四、五年，护众在玉门关任职巳有15年以上，如敦煌郡置于元鼎六年，护众在玉门关任职几达20年，名为护众的玉门都尉，长期无升迁，似属疑问。如与《史记》所云置于敦煌的酒泉都尉约当同时或即此酒泉玉门都尉，则离太始仅有七、八年，同为一人的可能性就更大。据上推测，玉门关在太初时有迁移之说，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不过其迁移时间未必是太初二年。
本世纪初以来，今敦煌和玉门市赤金堡一带均有带“玉门”的汉简出土，但是还不能解决玉门关有无迁移的问题，要彻底揭开这个谜，看来尚有待于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现。
(原载《历史地理》第二辑第8891页，1982年）
附记：
拙文前陈梦家说提到的“酒泉玉门都尉护众”，赵评春《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认为：护众是候官名，即玉门都尉下属官职称“护众侯”，此说可以。今乘敦煌市阳关博物馆出版《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之际，谨此附记。
二00三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