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要防震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看来，范蠡的这句话真实而形象地道出了那些强权者当皇帝、坐江山的“天机”。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强权是强权者的座右铭。
叛亦死，不叛亦死
有了最高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失去最高权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在中国帝王的眼中，最高权力并不是管理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工具，而是获得天下臣服，可以为所欲为。因此，最高权力不过是最高欲望的满足，获得权力不过是为了满足欲望的奋斗。正是在这种贪婪的欲望的指使下，为了维护或者取得权力，可以不顾父子之情、兄弟之义，更别说那些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难兄难弟”，那些人在专权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而已。
蜀国灭亡，其中大将邓艾、钟会功不可没。司马昭拜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嘉奖他们的功绩，但他对手握重兵的钟会、邓艾并不放心。早在魏军将伐蜀时，有人曾对司马昭说：“根据魏制，凡将领率兵在外，其家属皆留京以为人质。钟会是个单身汉，让他率十余万人伐蜀，好像不妥当，不如换其他人。”司马昭笑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若钟会叛乱，我自能办之，你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
灭蜀后，司马昭首先向邓艾开刀。邓艾上书司马昭，建议“暂缓伐吴，留陇右兵二万人，原蜀兵二万人，煮盐冶铁，筹集军资，并造舟船，形成顺流而下伐吴国的态势。同时厚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封其子公侯爵位，赐以财物，安顿刘禅左右，以招降孙休。吴国畏威怀德，必定会不战而降。若押送刘禅到京，吴国君臣会以为是放逐他，而坚定他们抵抗之心，这样好像不太妥当”。司马昭接信后，令监军卫瑾警告邓艾，说：“有事应当报告请示，不要自作主张。”邓艾很不高兴，辩解道：“奉命远征，制伏蜀国，为安抚人心，封拜刘禅及其百官，只是权宜之计。假如等待诏命，路途遥远，吴与蜀相连，亦失时机。况且，古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我不能因避嫌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钟会、卫瑾却趁机密告邓艾要谋反。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用槛车囚禁邓艾，将之押送洛阳。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秦昭王杀白起的酷刑复见于今日矣！”
钟会在灭蜀后，独统大军十余万，威震西土。他感到自己功名盖世，猛将锐卒皆为自己掌握，遂萌生谋反的念头。他向司马昭密告邓艾谋反，清除后患，并计划与蜀国降将姜维合作，由姜维率蜀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率大军随后攻长安。正在此时，他收到司马昭的信：“我担心邓艾反抗，今派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人斜谷，我自率十万大军驻屯长安，不久我们就要会面了。”他惊恐万状，感到事已泄露，对亲信说：“收服邓艾，我的力量足够了，这是司马昭知道的。今派大军前来，必定是察觉我的行动有异。事到如今，只有立即起兵。事成，则可得天下；不成，退守蜀地，还可做个刘备。”
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钟会至成都，以为刚死的郭太后发丧的名义，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将吏及原蜀国官员于朝堂。他伪称郭太后有遗诏，要他起兵废黜司马昭，并要在场的官员签名同意反叛。在此同时，他关闭城门，把与会诸将吏分别软禁在各衙门，严加看守，派亲信去城外统领各军。护军胡烈见势不妙，派亲兵趁取食物之机传话给他的儿子，谎称：“钟会已挖好大坑，准备了数千根大棒，要坑杀城外的兵将。”话一传出，魏军官兵人心惶惶。有人劝钟会，快把牙门骑督以上将吏都杀掉。钟会犹豫不决。十八日中午，胡烈的儿子胡渊率城外士兵，擂着鼓冲出军营，架梯登城攻打城门。各营将士皆擂鼓响应。乱兵冲进城内，到处火光冲天。钟会闻变大惊，马上给姜维铠甲兵器，说：“士兵好像叛乱了，怎么办？”姜维说：“击杀他们。”于是，钟会派人去杀关押着的将吏。诸将吏闻讯，用柱子顶住门，不让进。不一会儿，城外士兵杀到，门内诸官冲出与士兵会合。姜维、钟会挥刀乱砍，左冲右突，无奈乱兵太多，终被乱兵所杀。
以史为鉴
对于想做或已经做了帝王的强权者来说，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对自己的权力有“非分之想”的，你以前的功劳越大，那么你使我遭遇不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当今社会无论是为官还是从政，如果“功高盖过主”，难免会引起上司或领导的嫉恨，所以做人就要有一点心机，要将自己的功劳推到上司或领导的身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做一个居功自傲的人。
皇帝是狐狸
朱元璋从一个云游和尚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绝非偶然。他步步艰难却又能步步为营，让人不得不佩服。但是夺得天下之后，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同其他争权夺利者一样，大杀功臣，以除去“心腹之患”。诛杀胡兰两党，捕杀大批将领，致使为大明江山立下大功的人所剩无几。
徐达这个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丞相，留下了好名声，而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在其位又谋其政的丞相，命运就十分悲惨。
李善长是开国元勋之一，学问渊博，富有智谋，明太祖攻克滁州后，李善长就一直在明太祖身边担任军师。明太祖登基以后，李善长被封为左丞相，因为右丞相徐达常年征战在外，朝廷政务事无巨细全由李善长处理。有一次，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有点越权办事，侵犯了丞相的权限，李善长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便向明太祖奏报，要贬黜李饮冰、杨希圣。御史中丞刘基为此与他争论法律问题，他争辩不过，竟出口大骂刘基。刘基见李善长摆出丞相的架子，惹不起他，便向明太祖辞职。明太祖虽然没有因这件事怪罪李善长，但对李善长如此看重丞相的权限而且有点骄傲的态度，心里颇有点厌恶。李善长是个聪明人，觉察到明太祖对自己的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便急流勇退，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以生病为由，向明太祖辞去左丞相的职务。明太祖亦顺水推舟，未加挽留，同意李善长辞职，还赐了临濠地方若干顷土地给他。
明太祖权衡再三，结果挑了才能不强的汪广洋担任右丞相。汪广洋当了两年丞相，既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也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向明太祖提供过什么新鲜建议。明太祖觉得汪广洋当丞相没有建树，便调任汪广洋为广东参政。后来，明太祖总觉得汪广洋是个忠厚人，四年后又恢复汪广洋当右丞相。直到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被贬谪广南，汪广洋又当了两年右丞相。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明太祖起用胡惟庸为右丞相。刘基叹道：“假使我的话不验，这是百姓的福；若是应验的话，百姓可要遭殃了。”刘基为此病情更加重了。胡惟庸早就忌恨刘基，见刘基病重，佯装关心，亲自带了医师来为刘基诊治，结果，刘基吃了药，病情迅速恶化，送回原籍不久便死了。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初五，胡惟庸向明太祖报告说，家中宅院里有口井涌出竹笋，奇异非常，邀明太祖前去观看。明太祖很有兴趣地答应了，便乘车出西华门奔胡惟庸府第。正在此时，内使云奇挡道勒马，因为气急，一时说不清什么，明太祖见有人挡道，大怒，令左右捶打。云奇右臂被打断，仍指着胡惟庸府的方向不肯缩回。明太祖觉得奇怪，便下车登城观看，才看到胡惟庸府内有不少兵甲，于是赶紧派侍卫军前去围捕。胡惟庸遂以谋反罪名被杀，僚属羽党被杀的达15000人。
再说，中丞涂节揭发右丞相汪广洋，刘基当年被胡惟庸毒死的事，汪广洋是知道的。明太祖将汪广洋召来当面责问。汪广洋一口否认知道这事。明太祖大怒，将汪广洋贬谪到广南。汪广洋到了太平府后，明太祖又以汪广洋当年在中书省时不揭发杨宪的罪行为名，干脆下了道赐死令：要汪广洋自杀。
不久，又有人揭发说，胡惟庸谋反事，曾经征得李善长的同意。明太祖更是大怒，下令将李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人七十余人都斩首。李善长死后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白，明太祖未加理会。
以史为鉴
自古以来，开国皇帝多是大开杀戒，把打江山的一些良臣谋士当成阶级内部的敌人除掉，而一些自以为是的功臣却不知功高震主，不能在拥有富贵之后装糊涂，以保全自身，结果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为天下人耻笑。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嗅到，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古代如此，虽然现代不像古代稍有不慎就招来杀身之祸，但竞争之残酷与古代相比并不逊色，所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职场都要参透这一心机，要学会急流勇退。
李斯的悲剧
据说扶苏为人比较宽厚，不太满意秦始皇制定的严刑苛法，以及大兴土木、加重徭役等种种劳民伤财的举措，所以始皇才把这个儿子赶去边疆，想让他好好历练一番，从而了解父亲执政的苦心。正因为扶苏的政治理想和秦始皇完全不同，也和与秦始皇思路一脉相承的赵高、李斯等人截然相反，所以让扶苏继位的决定引起了这些人的恐慌——就此，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秘密酝酿起来。
首谋者就是宦官赵高，他本是皇子胡亥的师傅，很想把年幼识浅的胡亥拥上宝座，自己就可以因此而把持朝政。赵高先说服了胡亥，然后斟酌道：“这件大事，如果不和丞相合谋，恐怕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去和丞相谈谈吧。”
赵高找到李斯，先试探着问：“让扶苏主持始皇帝葬礼的诏书还没有发出去，除了我们几个，也没人知道此事。现在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手里，咱们该怎么办呢？立谁做新皇帝，其实只由你我两人说了算呀。”
当初秦始皇才刚驾崩，李斯为怕引起政局动荡，就秘不发丧，假装皇帝仍然呆在密不透风的马车里，只是命令队伍加快前进速度，想等赶回咸阳后再诏告天下——所以赵高才会说“除了我们几个，也没人知道此事”。
李斯听了赵高的话，大惊失色，责备道：“这是亡国之言，不是为人臣子所应该说的话！”赵高冷笑道：“丞相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蒙恬强吗？功劳比他大吗？智谋比他深吗？人望比他高吗？扶苏更信任你还是他？我在秦宫中二十多年了，从来就没见过秦国罢免丞相后还善待他及其后人，不仅如此，基本上全都诛灭！始皇帝二十多个儿子，你都是了解的，以扶苏的性格，一旦继位，肯定会任命蒙恬做丞相，到时候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我多年来教胡亥读书，知道这位皇子非常仁厚，他如果登基，却有望善待你。”
听了赵高的这番话，李斯开始动摇起来。按照商鞅所制定的秦国的法律，最重军功，大将在外建立了功勋，回朝就有资格担任丞相，而李斯本人是没有多少军功的，他只是一直待在统治中心，辅佐秦始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已，所以非常害怕这个弱点被蒙恬所利用，夺去他丞相的位置。赵高的话，可谓正戳到了李斯的痛处。
可是这样大的事情，李斯当然不可能一口答应下来，他既没有赵高的野心，也没有赵高的胆子，现在的他，已经逐渐从一位政治家堕落成了一个政客，成为大秦帝国统治机器上一枚虽然重要却并非必不可少的螺钉了。于是他半推半就，假意提出自己的担忧，说害怕如果矫诏让胡亥继位，会引发天下的动乱。
赵高早就看穿了李斯的心思，继续劝说道：“只要咱们同心协力，就不会出什么乱子。你扶助胡亥继位，他必定对你言听计从，那样你的权力就能稳固下来，世世代代成为国家的重臣。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通过赵高反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李斯终于迈出了他这一辈子最不该迈出的一步，仰天长叹说：“只要我能不死，那就随便你吧。”
于是李斯、赵高两个人合谋，假造始皇帝的诏书，勒令扶苏和蒙恬自尽。同时三人加快脚步，匆匆赶回咸阳，扶胡亥登上了秦朝皇帝的宝座。可笑的是，当时因为天气炎热，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辆通风也不好，时间一长，始皇的尸体开始腐烂，臭气阵阵往外发散。李斯恐怕事情泄露，就命令装上一车鲍鱼，跟着队伍行进，用鲍鱼的腥臭气来掩盖尸体的异味。这种欲盖弥彰的办法，实在很难想象出自素以精明著称的左丞相李斯之手，这只能说明他当时已经方寸大乱，手足无措了。
秦二世胡亥登基以后，立刻在赵高的怂恿下杀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同时也滥杀了一批大臣。这个家伙性格之残暴，比起他老子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威望和能力却又实在差得太远，因而暴政激起了民变，天下从此再度动乱起来。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拉开了秦末大起义的序幕。时局动荡，李斯屡次进谏二世，要他关心国政民生，收敛自己奢侈放纵的行为。然而二世虽然荒淫，却并非愚蠢之徒，他的小聪明足以拒绝忠谏，堵塞言路，竟然开口对李斯讲了一番貌似有理的大道理。他说：“昔年帝尧节俭，大禹操劳，天下都说他们是圣君。然而富有四海的君主，谁真想节俭如同野外露宿，操劳如同奴隶婢仆呢？正是因为他们无能，所以才必须这样勉励自己，辛苦自己。真正的贤人，要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如果自己都没有能力享乐，还能够使别人富足吗？这才是我的志向呢！”
李斯的长子李由，此时正担任三川郡的郡守，陈胜派出的西征军经过三川郡，李由没有能力阻挡和将其击破，于是以赵高为首的很多不满李斯执政的大臣，就以此为借口攻击李斯。李斯已经老耄昏聩，毫无锐气了，他不敢为自己分辩，反而上书秦二世，大拍马屁，想要挽回二世对他的信任。
李斯的这篇上书，彻底附和二世莫名其妙的思路，他竟然说：“真正的贤明君主，必须要能监督和约束臣下的行为，这样上下等级严明.臣下不得不竭尽忠诚地报效君主。所以君主应当一人统治天下，他的权力不可有所制约，如此才能肆意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