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萨特在回国后对记者们说，“如果说没有发现中国存在恐怖，如果说毛泽东政府表现出可敬的温和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得以植根于人民，从而给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一开始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从容的绝对权力。”
在北京，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并与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西蒙·波娃在《长征》一书中记下了她的印象。这本书中星星点点布满了统计资料。这是她为了弥补所作记录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刊、数据的结果。当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写的种种指责文章，并得到了几位汉学家的帮助。
她为收集材料花费了不少时间，而把它们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西蒙·波娃几乎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从头至尾紧张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四小时伏案写作，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萨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那因充血而变得绊红的脸颊。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片刻。
《长征》出版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国一片哗然。他们宁肯听信阿伦·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书当成是谣言惑众。不过，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毫无共产主义者之嫌的专家，证实了她在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中国是惟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无疑是一种奇迹。由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得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因此，他们转而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甚至将中国人一式穿蓝衣服作为发难的由头，却闭口不谈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尚处于衣不蔽体的境况之中。类似一些歪曲事实和真理的情形触动了她。她决心通过揭穿从香港传出的种种宣传，使自己变得有用。
她后来深有感触地总结道，她从这项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通过把自己所处的西方文明与另一种相差悬殊的东方文明相比较，才发现：一些过去在她看来是双方共同的属性，事实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庄、农民、城镇、家庭这样简单的词汇，它们的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总的说来，这次旅行摧毁了我旧有的立足点。到那时为止，尽管我的阅读面很广，尽管我走马观花地去了几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我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终只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存在着。看到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我对这个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动摇了”。
她后来承认《长征》一书不如《美国纪行》那样生动，书中有些章节也已过时，但是她并无半点懊悔之意。她庆幸通过这部书的写作，获得了一个知识框架，找到了帮助她理解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钥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弃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弃外出旅行轻松轻松一下的机会。她和朗兹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对冉冉升起的一轮充满生气的朝阳，感到皮肤被冷气刺痛了。架空滑车把他俩送回长满白色松树的黑色山岭，接下来，便是一同去做长途探险，晚上，索道停开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单调所包围，她和朗兹曼就躺在床上读书。书中的动人故事和种种神话，引领着她通过一条美丽诱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从而获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后，她与朗兹曼驾车赴伦敦。在友人家中，与美国出版商共进午餐。他对《一代名流》的译本很满意。不过，他抱歉说，书中删了几处，他解释：“在美国，作品谈论性没事，但不能谈性反常。”这本书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与朗兹曼、萨特、米雪尔等赴希腊旅行。归途中与萨特在意大利度过夏天。这段时间，萨特对未来的信心似比以前减退了，而对往昔的态度似比以往更严厉了。他为一个作家不能再现真相而悲叹（加缪也曾这么悲叹过）。她认为阐述真相比什么都不阐述当然要好。可是，当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脆弱得被数不胜数的限制所肢解时，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俩商定着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尽人类所能寻求真相，慷慨地让自己享受争东论西、放任言行和亵渎神圣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臻至一次心灵的净化。
阿尔格雷断断续续从芝加哥给西蒙·波娃写信。两人在通信中期待着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这一年，当美国出版的《一代名流》问世后，他一点也不高兴。题献给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对他们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不仅引起了轻易不肯表态的报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来了文学女流谄媚的邀请：“你为何不把你的恩惠随处抛洒？”“如果你到纽约来，请给住在某某饭店的我挂个电话。”签名后又补上一句：“又及：那该有多好。”对这些信，阿尔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必须记住，您刚刚读到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31岁的男人，而我现在已66岁了，因此，这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您说不是吗，亲爱的？”
5苏军坦克碾碎了对苏联的种种梦想
1956年在法国当一个左翼分子很不轻松。新上任的社会党激进派总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并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残酷的和极不明智的”。一个月后，他便向军队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人作了妥协，战争更白热化了。并开始了一场大后方宣传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由3月的19万人增至6月的38万人。
人们组织抗议活动，举行集会、示威、罢工，在运兵列车出发时加以阻拦。萨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上，他也坦言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
后来，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他俩在意大利旅行。从报摊买到的报纸上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进攻布达佩斯的反叛者。
《国家晚报》描述了这次事件：30万人在布达佩斯游行，要求纳吉重新上台，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有的人还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安全部队向游行队伍开枪，至少有35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翌日早晨，纳吉掌握了政权，苏联人与反叛者已处于对峙状态。人们还杀死安全部队士兵。
在丰塔内拉饭店吃晚饭时，她和萨特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重述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同在波兰发生过的那样，在反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反对苛刻之至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非斯大林主义已引起了民族主义和报复情绪的大爆发。同波兰一样，安全部队也向人群开了枪。可为什么俄国坦克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出面干涉呢？
这样一来，苏联岂不是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违反了不干涉的原则？
这种行径，与帝国主义列强何异？
这起无法为之辩护的悲剧，訇然击碎了萨特和她为设法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曾经作出的种种努力。
就像波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局势看来正朝好的方面发展：纳吉宣布大赦；全国到处组织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苏军从布达佩斯撤走；坚持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并坚持匈牙利保持中立；纳吉宣布恢复过去的各政党，并进行自由选举。
莫斯科谴责纳吉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派坦克进攻布达佩斯，轰炸切佩尔的工厂。西蒙·波娃和萨特忧心忡忡地回到巴黎，萨特在接受《快报》周刊的一次采访中，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他说，他“虽感遗憾，但仍完全地”同苏联的每一个朋友断绝来往，并更为坚决地与那些应对法共政策负责的人一刀两断。为了和共产党人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煞费苦心。但这次他毫不含糊地认定：为了苏联宣称保卫的社会主义，俄国人的干涉必须受到谴责。西蒙·波娃会同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在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很快就在《观察家》周刊上登了出来。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发了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从“二十大”到10月事变之间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批判了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并且不赞成苏联的干涉。不过，——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萨特重申，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他对在苏联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是保持信心。布达佩斯事件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至少还是使自己立下的准则——与苏联站在一起——经受住了考验。
萨特与西蒙·波娃既没有重新孤独，也没有再度成为人民的公敌。即使是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哪怕是同苏联人，他们的桥梁也没有中断。与法共中断了来往，但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关系没断，与“和平运动”的关系没断。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仍在莫斯科上演，这便传达了一个信息：苏联人已经变聪明起来了，他们也信守二十大的精神，因此没有与不愿容忍布达佩斯事件的支持者们拉开距离，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的人可以不被认为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