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丢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民国三十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九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莱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跺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黏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大炮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唯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是毛主席死的那年,但毛主席还没死,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
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的。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三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蓬蓬的,眼睛里一点神光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巳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喊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是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目姚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我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土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男人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她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好像是什么参谋长,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他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