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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战争和对抗中行为的抉择(1)

战争是人类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发生对抗的最高行为,人类的发展史几乎可以说就是战争史,如果在全世界还难于如此说的话,起码在中国就是如此。我国几千年来,有记载的部落之间、民族之间、诸侯之间、新旧王朝之间、阶级之间及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争,数以千记。

由于战争关乎到大至一个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小至成百成千人的牺牲,而且激烈之时瞬息万变,一夕数惊,所以人类对战争的关注和研究就不得不为而又必须很好为之的了。因此,关于战争的规律的认识、谋略的研究也最多最成熟。如果我们能够讲透战争的行为该如何抉择的问题,那么一般性对抗中的行为的选择就等于用不着讲了,那是小巫与大巫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认真领悟一下战争艺术,我们也就能够懂得对抗的行为艺术了。

一、战争行为是一个复合函数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蜀将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他也不是不懂得兵法,他是照搬了韩信破赵用的办法——“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山顶绝地安营扎寨,违背了孔明要他坚守街亭、依水安营的命令。结毒果不但大败亏输,而且有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悲剧。马谡是按照兵法而战,他为什么会失败呢?

原来,这两次的战争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任务。韩信是要夺取一个要地,利在速战;而马谡是要坚守一个要地,利在持久。韩信因要速战,一鼓作气即可达到;马谡要长期坚守,须要供给和水源,不能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当魏将张邰断其水源后,蜀军士兵即遭瓦解,打了一个大败仗。由此告诉我们:具体战争的谋略只能从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获得,照搬别次战争的谋略是一定要失败的。

几乎可以这样说,任何规律、谋略、兵法中的一点都不能同时适用于不同的两次战争。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同时存在着完全相同的两次战争,就像世界上不会存在着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两片树叶一样。

战争行为是一个复合函数。

说它是一个复合函数,是因为一场战争的胜败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外在条件,更要靠自己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敌人部队的战斗力的对比而定,这还不够,还得靠将军的谋略高下,后备支援的充足程度来综合决定。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就天时一个条件,就有天气是冬季还是夏季,黑夜还是白天,狂风大雨还是月和清明等多变的要素存在。

唐高祖李渊的从弟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中兵马到达冀州,与罗艺会师,共拒刘黑闼,唐军有五万之众,兵力远胜于刘黑闼。对阵之时,适值刮起大风下起了雪。开始对李神通有利,所以刘黑闼溃退,继后风向变了,有利于刘黑闼而不利于李神通。大风刮得唐军士兵挣不开眼睛,于是刘黑闼开始占据上风。唐军因此打了败仗,李神通的兵马和物资损失了2/3。可见天时(包括气候)对军队的行动是何等重要。

地利也同样如此,谁占领了有利地形就等于增加了半数的军队。作战地形是山地还是沼泽地,是森林还是沙漠,都会影响战斗的进程和能否取得胜利。

1812年拿破征俄时,法军占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俄国这个国家幅员广阔,几乎有走不尽的空间。俄国在退却中拉长了法军的战线,同时又争取到了一个严寒的冬季,这个季节对于远征军来说却一如往常,因此俄军打了胜仗。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都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地域太广阔了,牯工兵力,就显得兵力不敷应用,再加上时间一持久,士气落和供应的困难,离家远而日久,士兵的想家情绪和厌战情绪不断加剧,就改变了原来的优势。终久被打败。

当然,人和的条件也如此。

所以,无论天时还是地利还是人和,都各是一条有复杂走向的周期曲线,这每一条曲线都是数种或数十种因素的复杂综合。而打仗又大都是在一时一地打的,就是这三条曲线的复合,因此这条工线就显得更加复杂多变。这天渊之别人是战争的外部条件。

因此,若米尼有一句名言:至少有一千种因素与战争直接相关。

战争的内部条件,也即是这支军队本身,也是一条复杂的周期曲线。从在部分,一支军队可以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数量多,从一般意义上说自然好打仗或它一个攻坚战了。

军队质量却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它包括士气、武器装备和设施水平、技能和指挥水平、后勤保障水平。也即是人的质量和物的质量。

一打仗的对手是敌军,因此必不可少的也要估价敌军的力量,只有通过两者的对比才能先作出静态分析:是我强于敌还是敌强于我,才能作出可战与不可战的决策。

《解放军报》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综合军力方程与军队质量建设》,是军事研究专家徐光裕撰写的,我们把有关部分摘录于如下:

考察近年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尤其是海湾之战,笔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综合军力”。事实上,现代战争无一不是综合军力的较量。研究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军队的质量建设。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的质量对综合军力影响极大。从式中的基本关系可以看出,数量未改变,如果质量水平升高,综合军力就会相应地升高。其中,人的因素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当士气高昂时,可使综合军力倍增;系数若降低到,即使其他质量系数很高,其综合军力指标也会变为。换一个角度讲,武器装备与保障水平(W与B)有限的军队,只要拥有一定数量,并且有很高的士气(Q)、良好的作战技能和指挥能力(J),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综合军力。

士气与作风纪律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为体现它的倍增与锐减作用,系数的等级幅度增大。

综合军力的运算方法很简便,首先按照式(2)附表所列各项确定系数等级,求出Z,然后将Z代入式(1)与已知的军队数量(S)相乘,即可得出综合军力(L)。

以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双方综合军力对比为例。开战前,国民党军队数量为80万人,我军为60万人。在质量上,武器装备国民党军优于我军,保障水平双方大体相当,士气、技能与指挥协同水平则我军优于敌军。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个方程只能对静态综合军力作概括的评估,而且综合军力对比与胜负结果不能等同,但它毕竟可作为判断战略态势与胜负可能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综合军力方程表明,增强军队的政治质量,是我军建设中始终要抓紧抓实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发展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包括常规技术和高技术,积极改善武器技术装备系统的性能,提高总体保障水平和训练水平。应当承认,一段时期内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要立足予以劣对优。但是,以劣对优不能是消极的、盲目的,而要在充分发挥Q与J要素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改善w与B要素,逐步实现从劣势向均势与优势的转化。

由于战争胜负的因素是要靠这样许多复杂的因素加以综合才能确定,并且,光靠力量的因素怕还不行,还得靠指挥员的谋略,以及在瞬息万变中的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徐光裕先生在上面的分析也仅是一种静态分析),因此要想得出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结论是十分困难的。

40年代以来,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各类智囊咨询机构。对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以不息的研究。当前国外挂起牌子的研究机构就有一万多家。至于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附属的,那就更多了。它们大多在现代复杂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着名的美国兰德公司、SRl国际研究公司、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现代智囊咨询机构,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的显赫成果,使现代智囊团的声望大振。

这种研究自然也不是只单纯为着军事的目的。正像中国的《孙子兵法》被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用于商业上一样,人类的许多规则有其共融共通性,军事上决战决胜之道对于商场和其他场合下都是适用的。因为如此复杂的战争规律都是可以解决的话,其他稍为简单些的问题就更不在话下了。

笔者无意也不可能去超越《孙子兵法》和那些咨询机构,解出“这一道几百年来难解的复杂的方程式”,但对此却有另外的心得。

二、战争和对抗是周期规律的搏杀

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蕴含着复杂的解法;而许多复杂的问题,也可能有较为简单的解法。

既然,以我方为一方的战斗单位,凭借我方所尽可能能够获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我们可以组合成一条我方走势的周期曲线。敌方为另一方的一个战斗集团,也可凭借敌方所努力争取得到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组合成敌方力量和演变的一条周期曲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敌我双方所发生的战斗。其实就是这两条周期曲线之“龙”在那里搏杀。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理解,也许问题就可能简单一些了。

那么,左右这条“龙”的运行和走向的关键是什么呢?最有名的例子是曹刿论战。鲁庄公十年,急于想当霸主的齐桓公,率军攻鲁。其时,鲁齐皆是军事大国,总兵力都高达战车千乘,士兵三万。但由于四个月前,鲁刚被齐打得大败,损失甚大,士卒与将军不敢言战。曹刿自告奋勇,愿当指挥官。两军列阵,对方是着名的齐将鲍叔牙。当齐军带着骄气擂鼓进攻时,鲁国君主姬同即按照惯例准备击鼓下令,指挥鲁军前进接敌,两次都被曹刿阻止。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采取守势,坚守于原地不动。直到第三次齐军击鼓后开始向鲁军冲锋时,曹刿认为时机已到,才请姬同击鼓下令,向齐军发起了反击。经过短时间交锋,把齐军打得大败。这场战斗,为我们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即齐军在一鼓冲锋之时,正是盛气之时,此时对阵,鲁军在气势上弱于齐军,肯定会大败;在齐军擂鼓二遍冲锋之时,齐军气势虽衰未竭,此时要打,会拼个两败俱伤;唯有第三次擂鼓时发起攻击,敌势已竭,鲁军之势方盛,这才能取得了胜利。

还有一个例子,是唐高祖李渊乘隋末天下大乱,于公元617-618年间,从晋阳起兵,率三万义军一路南进,去攻打长安。首遇进军路上隋将宋老生、屈突通的阻击,同时暴雨又下个不停,军中已经没有了粮草,大军不能顺利前进。再加上传言刘武周要联合突厥,袭击李渊的后方晋阳。李渊便召众将来研究是否先退兵返回晋阳,待下次再设法出兵。众将中唯有李世民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从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就是在左军已经返回的情况下,他也大哭于帐前,迫使李渊改变成命,追回左军,严阵以待。等天气放晴,打败了宋老生,一路乘胜前进,最后攻取了长安。李世民的主要论点是义军第一次出动时是挟盛气而出的,如果返回了晋阳,再第二次出动,不但要被敌军追杀,自己军队的士气就一点儿也没有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支军队,有一个“气”,你说士气也好,是总体的气势也好,一定要保持这股“气”不至于低落或衰竭。如果这股“气”低落或衰竭了,那么这支军队就非失败不可;而上面情况看起来,这股“气”又是比较容易波动和变化的,为时难于持久。闹不好,这股“气”便容易跌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