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读李渔的《闲情偶寄》，情有余而闲不足，即心有情，但身不闲耳。我是凡夫俗子，要身闲了，心才闲得下来。现在已人到中年，生活的节奏自然放慢了，再读《闲情偶寄》，自忖闲是闲得住了，只是情却寡淡。因为《闲情偶寄》一书，以我的阅历来看，道听途说七拼八凑的居半。因为李渔写作此书，也为的是渔利--他一家人口竟有半百之多。尽管如此，但可观之处也不少。可观之处全在于他的胡说八道，所以叫“偶寄”，并不是“定见”，李渔的即兴发挥，常常是最精彩的。
明清之际的李渔，身逢乱世却能自得其乐，全在于他有一个想入非非的本领。大凡想入非非的人，往往是望文生义的，而望文生义又能言之凿凿者，不说奇人，也是怪才了。明代是怪才大出的年头，说大了，是中国文化的渐欲转型；说小了，是当时文人的无奈徘徊。徘徊在新与旧之间，也就是说对成林的旧木不满，而对新的萌芽又懵懂。本来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到头却刀光剑影--比如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旗号是复古，根本还想创新，最后迹近陈词滥调，除了个人的才力之外，还不得不考虑到当时的风气。明代人好标榜，复古是一种标榜。就像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标榜无一句无一意不新一样，其实人云亦云的也不在少数。写文章最需出新也是最可出新的就是比喻。李渔在《词曲部·审虚实》中有个比喻：“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几乎是照搬《论语》中子贡的话《子张篇第十九》。因为李渔刚在前面说“阅是编者，请由始迄终，验其是新是旧。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人口所既言者，则作者非他，即武库之穿窬，词场之大盗也”，我就突然看到这话，就特剌眼，也就特见李渔的性情。
《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一章，最可看出李渔在新与旧之间的徘徊：
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
这段话，可看作李渔的文艺指导思想。但李渔在阅读明传奇时，用的却又是元曲的标准：
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不问而知为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读书，而所制之曲，绝无一毫书本气，以其有书而不用，非当用而无书也，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矣。
振振有辞，看起来求新，实不脱窠臼。一是以元曲衡量今曲，就像以唐诗定夺宋诗。二是今曲的“书本气”，恰恰是“今曲”之所以是“今曲”的地方--戏曲的“文人化”，在明代是必然的。它从元曲的“浅显”或曰“大众化”发展为明传奇的“精深”或曰“文人化”，这浅显这精深这大众化这文人化，是对状态的描述，无高下之分。这状态参数就是新与旧而已。李渔要求今曲远离“书本气”，是守旧心态地无意识表现。他矛盾得很，于是也就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强词夺理了。其实技术的背后，还是其他的东西。《少填入韵》一章中有“入声韵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云云，我初看没明白，等我明白过来--嗨，还不是李渔的守旧心态在技术上的流露。他告诫当时人少填入韵的道理，是因为元人填曲所依据的韵书乃《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是元人编的，字音只分阴平、阳平、上、去四声，而无入声。这又是一个论说困难的话题。明传奇的写作者多为南人，依据的韵书要比《中原音韵》古，即是有入声。因为入声还鲜活在南人的口齿之中。这是既旧还新。而用元人填曲所依据的韵书《中原音韵》，却是似新实旧--原因是想让今曲“纯乎元人，置之《百种》前后，几不能辩（《词曲部·贵显浅》）”。入声韵脚没有什么宜于北而不宜于南的问题，想来李渔自己也觉得说不通，就胡乱举了一例：
《琵琶》工于南音，用入韵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两处堪悲，万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愁怎不可摸？早有贺铸在前头：
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
徘徊在新与旧之间的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在我看来，是一半旧一半新。他的文艺指导思想是新的，写作态度也是新的--他是由着性子往下写，只要痛快，不管道理。李渔有时候好像个薄情郎，只要新人笑，不管旧人哭。他在《种植部·合欢》中写道：
凡植此树，不宜出之庭外，深闺曲房是其所也。常以男女同浴之水，隔一宿而浇其根，则花之芳妍，较常加倍。
我是学过一点园艺的，知道这是李渔的想入非非，望文生义。“合欢”又叫“马缨花”，按照李渔的思路，我们从“马缨”上生发开来，给它架上马鞍套上马车挂上马刀提上马灯钉上马蹄铁，或者给它穿上马褂马裤马靴，又时不时地给它个回马枪，大概也能“则花之芳妍，较常加倍”也。
此予既验之法，以无心偶试而得之。如其不信，请同觅二本，一植庭外，一植闺中，一浇肥水，一浇浴汤，验其孰盛孰衰，即知予言谬不谬矣。
但他又言之凿凿，李渔的可爱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才华。尤其是《颐养部·疗病第六》一章，非李渔不能写出。
李渔有些话不但尖新，还很醇厚：
善养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颐养部·谈》）。
李清照对秦少游词的评价是“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这句话用来评价明人，也极有道理。专主情致是为了出新，出新自然就少故实，而一少故实，就难免空疏了。后人常指责“明人空疏”，实不知这空疏是出新之处。到了清朝，矫枉过正，专主故实而少情致，譬如富家丑女，虽极富贵态，而终乏妍丽丰逸。这是清朝文人出新的地方。出新总是要有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