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统帅与军事家、政治改革家。他是继孙武之后，既有实战能力又有卓越的军事理论才能的将领。他曾从将于鲁、魏、楚三国，无论是用兵还是治国，都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同时，吴起还著有《吴子兵法》，这本军事著作反映了他先进的军事思想。后辈谈论兵法，必然会提到孙、吴二人。可是，这样一个人才却备受后人非议，这是为什么呢？司马迁为何评价他“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世人又当如何去评价？
求名弃德
1.诛邻止谤，母丧不归
吴起作为军事家，堪与孙武齐名，同时，他留下的军事著作《吴子兵法》，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用兵。而这位政治、军事天才，在历史上却远不如孙武、孙膑等军事家的名声，还因为道德上的“不义”，饱受世人诟病。他的为人，也成为千古争议。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人。他在世时著有军事理论作品《吴子》，《吴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与《孙子》合称《孙吴兵法》。
吴起生活在群雄争霸的战国初期，他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家境还算殷实。吴起自幼聪敏勤学，喜好用兵，志在拜将立业，成就功名。他求官心切，家里为他到处求人送礼，结果家财散尽却未得一官半职。求官不成反而败了家，吴起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偏偏这时乡邻又拿这件事耻笑他，一怒之下，吴起竟然杀掉了三十多个讥讽他的人，泄愤后逃出卫国。离家之前，他与母亲告别，曾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出逃的吴起在外求学，果然没有再回过家，就连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未曾回去看一眼。吴起因此背上了“不孝残暴”之名。
逃至鲁国的吴起拜师于儒学大师曾参门下。曾参是孔子的亲传之徒，自然十分注重孝道，得知吴起“母丧不归”的事情后，甚为之耻，就把他逐出了师门。
2.鲁国请缨，杀妻求将
离开曾门后，吴起仍旧怀着拜将扬名的梦想奔波于乱世，他潜心攻读兵法，伺机而待。不久，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闻得消息后，吴起立即谒见鲁君献策请缨，听完他的一番精辟论述与诚挚之言，鲁君被打动了，想用吴起为将。
就在吴起的将军梦即将实现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吴起跟从曾参学习期间，被齐国大夫田居看中，啹遂将女儿嫁与他。鲁国的君臣们都在考虑着让齐国的女婿去攻打齐国是否可行。就因为妻子是齐国人而招致鲁君的怀疑，吴起实在心有不甘，权衡之下，他毅然选择了牺牲妻子以成就功名。于是，吴起抛却了亲情，将妻子的首级奉上，以示忠诚。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
吴起的确是个军事天才，经过他严格的训练，原本弱小的鲁军迅速变得勇猛起来。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后，没有立即同齐军作，而是先派去了和谈的使者，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并且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先向对方示弱。吴起这么做是为了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伺机以精壮之军向齐军发动突袭，使之猝不及防。就这样，鲁军竟一战击败了素称强大的齐国，作为统帅的吴起由此名扬天下，并渐渐获得鲁君的器重。
一战成名而得势的吴起，终招朝中小人的妒忌和非议。有人跑到鲁君面前，将吴起在家乡的事迹和被曾参逐出师门的事情和盘托出，说他残忍无情。鲁国本来就是文化礼仪之邦，听说了吴起不孝无情的事迹，鲁君便对他有了看法，后来就辞退了他。
文治武功，魏楚展才
1.西河郡守，政绩出众
吴起一生曾辅佐三国君主，而且颇有功绩，这充分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干。他在战场上有帅兵之才，在治郡安邦方面也很有能力。
吴起听闻魏文侯是贤明之君，在鲁国失意后，便去了魏国，想在那里施展宏图。魏文侯曾向大臣李悝打听吴起的为人。李悝说：“吴起贪荣名且好色，但是，他用兵连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魏文侯于是任命他为将军。吴起非常珍惜文侯给他的机会，也没有辜负魏文侯的信任。他很快就将魏军训练成了一支骁勇无比的精锐之师，并亲自率军攻打秦国，一连攻克了五座城池，用战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吴起珍视得来不易的机会，平时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用兵如神且宽待下属，因而颇得兵将的信任，加上他廉洁奉公，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西河（今陕西合阳）郡守，以抗拒秦国和韩国。吴起任西河那守时，“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确保了魏国西南边陲的安宁。公元前389年，吴起仅率五万魏军，便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此次阴晋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获胜的魏国也从此跻身于战国初期的诸侯强国。在军事上大获全胜的同时，吴起在西河的政绩也十分突出。在他的治理下，西河郡政治清明，百姓安居，“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社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魏文侯的信任为吴起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可惜好景不长，魏文侯病死了，魏武侯继位。此时的魏相是公叔，他对吴起十分畏惧，想要害掉吴起。再加上他的妻子是魏国公主，由此他心生一计。他劝武侯把妹妹嫁给吴起以试探其忠心。吴起如果接受，那么他肯定不会有二心；如果不接受，就说明他不甘久居于魏国，需要提早提防。公叔先把吴起请到家里，令他目睹公主对丞相丈夫的羞辱和呵斥。自尊心本来就很强的吴起看过之后自然心生反感，当魏武侯再向他提出婚事时，他马上拒绝了。同时，吴起也失去了魏武侯的信任，只得再次离开魏国，到他国谋出路。
2.楚国任相，变法革新
后来，吴起来到楚国谋求生路。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很有才干，就任命他为相。吴起任相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楚国实施变法。他的变法首先从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开始。他严明法令，裁汰冗员，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充入军费，用以更新军备，加强国防。军资充足的楚军，战斗力迅速提升。随着国力的强盛，吴起又领兵平定了南面的百越，兼并了北面的陈国和蔡国，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并向西征讨秦国。在吴起的大力改革下，楚国很快成为了军事强国，声威大震，各诸侯国都深感不安。
吴起的革新变法虽然使楚国强大了，但是他实施的精简政策却得罪了原来楚国的贵族，他们早就恨死了吴起。公元前381年，楚悼王驾崩，贵族大臣马上掀起了意在杀死吴起的叛乱。在楚悼王的灵堂里，叛兵冲杀进来。吴起急忙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以为这样可以使叛兵有所顾忌。但追杀吴起的楚国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同时箭也射到了楚悼王的身上。后来楚肃王即位，凡是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皆被斩杀。
3.以治为胜，安危在德
吴起善于用兵，更善于治兵。他在带军征战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初期军事斗争的经验，并将其深化、发展为兵法谋略的理论，成之于《吴子》一书。
吴起的治兵思想强调“以治为胜”，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并且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约今30公斤），背负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武卒”可享受免除全家徭赋和田宅租税的待遇。经过严格训练的“武卒”，最终成为国之精锐部队。此外，吴起主张赏罚分明、教戒为先，要求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便拥有百万之师也没用。他还曾斩杀一名未奉令即进击敌军的兵士，以示军令。对于将领的选拔，吴起坚持选拔符合“总文武”、“兼刚柔”，且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吴子·论将》）的人为将帅。
吴起做将军时，不仅能够以身作则，还能同将士同甘共苦。平日里，他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而且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也不骑马坐车。远征时，他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他极为关心、体贴士兵的冷暖，能为士兵排忧解难，甚至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还用嘴为他吸脓。
史书曾记载一则趣事：吴起为一个生病的士兵吮疽，这个士兵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大哭起来。别人问：“你儿子只是个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回答：“我不是为这件事感动而哭，而是以前吴将军就曾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因而战死。现在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看来我的儿子也快死了，所以我哭。”这则趣事反映出吴起之兵为何如此勇敢。吴起懂得从根本上治军的方法，那就是“使士卒乐死”。他关爱下属到了这样的程度，怎能不令他的士兵因感动而在战场上以死效命呢？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吴起总的军事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国家要想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做到政治与军事并重，而且一国的政治建设往往决定了其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便是吴起的军事观点。
吴起曾与魏武侯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却对答道：“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对他的话很赞同。吴起的这番话，就是在强调一国之君修明政治是的必要性，而国君能否“善政”，关键在于君主的德行是否高尚。
才德之争
1.败坏武德，自掘坟墓
在《史记》中，司马迁能将孙武、孙膑和吴起三人合并在一起做传，可见太史公对吴起的军事家地位是承认的，而且对他的军事才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司马迁对吴起的最终评价结论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太史公认为吴起在楚国的做法有些严酷、苛刻，以致“亡其躯”，这实在没办法。归根结底，太史公还是觉得他为人太“冷”，所以不得善终。吴起还因道德上的问题，为其一生留下污点。
吴起一生流离辗转、三易国主，可以说都与他道德上的“不义”有很大关系，他的道德问题也备受后人争议。大多数人认为，纵然有才有志，但若以牺牲人情道义来换取功名或是梦想，那便是自私偏执的表现，从长远来看，还会滋生毒化社会的风气，败坏军人的武德。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敬重的，也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为著名兵家的孙武与吴起，后人往往更尊孙武为军事家，就是因为在人们心中，名将还应具备“仁”、“信”等道德操守。尽管吴起的治军思想也强调“德”、“信”，但他的个人事迹却时刻标示着其思想理论全是空话而已。俗话说“欲服人，先服己”，吴起“诛邻止谤”、“杀妻求将”的行为已经昭示了他“重才疏德”的人生观，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以德服人”呢？由于他的为人已经在世人心中定型，所以“吴起守信”、“为下吮疽”等轶闻也被后人看作是别有用心。吴起只讲权谋并抛弃了道义，为争功名不择手段，虽得功利于一时，却终招败亡，为后世所诟病。
2.谋大事者不拘小节
在众人非议吴起失德的同时，一些人从其他角度提出了异议，深为吴起叫屈。他们认为在乱世中，吴起的行为是“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表现，也是牺牲小利以顾全大局的需要。此外，他们对司马迁的记录也提出质疑，认为吴起并非是那种道德沦丧至极的人，他的“杀妻”“诛邻”之事很可能是民间的误传，或者是小人的诽谤之言。
吴起初到魏国时，魏国改革家李悝曾向魏王说：“吴起贪荣名且好色，但是他用兵，连司马穰苴也不及他”。后来，吴起在魏国逐渐凭功得势，便遭到政敌的攻击。而政敌的仆人却如此评价他：“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很多时候，敌人对自己的评价反而是最真实的。时人关于吴起为人的评论看来是存在矛盾的。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评价中，可以断言，也许吴起“杀妻求将”的事情不是真的。毕竟那是一个流言泛滥的时代，吴起在异国他乡，没有背景，没有人脉，这样一个普通人要想成就大业自然艰难无比，而他做到了，并且做得很不错，因此招致小人非议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对待史料，也不能过分相信，历史是很难讲的。
在纷乱之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所受的欺辱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有的人为了出人头地，会不择手段，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样看来，吴起在道德问题上的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不可否认，吴起的战绩和政绩都是辉煌的，他的军事与政治改革思想也都是进步的。他对自己严格，对亲人残酷，对国君尽力，对下士关爱，从他不同的待人态度上，支持吴起的人得出结论：吴起并非失德，而是为了大众利益奋斗的“博爱”之人。他相信自己有改变现世的能力，所以为了实现改革的理想牺牲了“小爱”。因此他们认为，吴起的精神与改革的勇气是超越一般人的，不能因为史料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迹”去完全否定他的为人。
3.才德之争，孰重孰轻
关于吴起评价的争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用人标准。那么对于用人者来说，才能与品德，哪个更为重要呢？
在这个选择问题上，司马光的主张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决定着其才能的作用方向。德才兼备之人自然是用人的首选，其次可以考虑“德胜才”者，若这两种人才皆无，则宁用“才德兼亡”的“愚人”，也不用“才胜德”的“小人”。司马迁这样选择的理由是“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有才的人如果将才干用于不义之事，那实在是既可惜又糟糕的事情。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范例：隋文帝宠杨素“多谋略”而错用权臣；秦始皇爱赵高“敏于事”而埋下祸根；唐玄宗惜安禄山“骁勇”而终酿安史之乱……
魏徵对此的看法是：“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他认为用人标准因时代不同而异，但是无论哪个时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始终都是重要的考量标准，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终获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