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
《人民日报》刊出穆青、郭超人、陆拂为三先生的长文《历史的审判》，文中一段文字，未点名地涉及到林昭--“……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历史，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国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
1981年1月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交代。林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的思想轨迹及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部分师生，于上年末为林昭举行了悼念会之后，于本月以悼念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内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之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像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
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题为《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
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还集资为林昭母女在苏州灵岩山麓西侧的安息公墓里建墓。林昭被枪杀后，尸体由上海的慈善机构送火葬场焚化，骨灰自然不会保存，此墓只是一座衣冠冢--只有林昭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墓碑后刻着的便是上面这首五言律诗。
1996年9月-11月9月20日，先父胡正谒，在走下家里房门前的台阶时不慎摔倒，导致左股骨错位，卧床不起，先送医院又回家中，再送医院。因褥疮严重而渐至脏器功能全面衰竭，于11月9日下午2时42分大归，享年79岁。
父亲194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任教。28岁上，晋升副教授，34岁上，建国后高校第一次评定职称时升为教授。
因“法律”一说，在五十年代便日暮途穷了，父亲按组织安排，自己也决意要跟上新时代的步子，在1957年前开过《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并被任命为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63年后上过《中国古典文学》、《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论文艺》，又一人重开了《逻辑》。直到1982年后，才像一名几十年都在客串的演员，终于回到自己的本行来。在担任江西大学法律系主任的同时，也在江西的高教史上第一次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在鸣放已近结束、省委召集的最后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拿他的发言与傅鹰先生比，后者真是真刀真枪干了，他不过是像小孩使着喷水的玩具手枪，从枪管里下那么一点点毛毛雨……
他被打成右派，与父亲同在师院工作的母亲，习惯了他努力跟党走，也被党欣赏的样子，接受不了他被党所唾弃的现实，宛如现在的股市一旦由牛转熊，解套便成了头等要务，趁次年春的干部上山下乡热潮，她急着申请去了下面县里的垦殖场。接着父亲被下放监督改造，一个家，顿时像一块布哗啦一下撕成了各奔东西的布条。
1961年端午节前，日头毒得厉害，母亲背着大包小包自己省下来又通过关系买一点的食物，匆匆奔走于五个孩子和父亲所在的县市之间。赶回所在单位，先进办公室，喝了一口凉水，人就昏厥在地上……死得突然，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便草草埋在了附近一戴姓的祖坟山下。
父亲原想等几年尸身都化为了泥土，可以拣出骨头烧成灰后，再携回南昌重新安葬。岂料没有几年太平日子，便是让父亲自顾不暇、虽保住了一条命却塌了一层皮的“文革”，而且，“文革”后期，不但母亲的原单位似泥牛入海，那一带还建了一个玻璃厂，地形地貌变化很大，她的坟竟无处可寻了……
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后，不久即被省委调到原江西大学(现与原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筹办法律系。他的忙碌，认真而又执着，俨然是党国要人，一如1957年前。只是到了1988年退休后，他才闲了下来。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书房兼卧室里像一尊菩萨一样端坐，任凭窗外射进的光线，在身上由一片明晰走到一片模糊。他沉湎于抽屉里的那些日记、材料和影集，有时超然得像靠着南墙晒太阳、“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在看别人的故事；有时，三十多年来一个鳏夫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凄凉，在身上涌起一阵寒噤，这才回过神来，“此身虽在堪惊”，原来这布满箭镞与耻辱、蒺藜与忧伤的故事高原上，跋涉着的其实正是自己……
有一次，父亲晚上做梦，梦到了一包绿色的“红塔山”香烟，可此烟没有绿包装的。还梦见一张纸上，写了这几个字：“跑不脱，总躲得脱”，颇有些怪异。次日，他分析家里只有我老抽“红塔山”，一天三四次地叫我到他身边，要我说清楚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大事，而儿子在瞒着父亲。
我说：“没什么大事，一切很好，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他说：“你不要跟我胡扯，我说的是什么事情，你一定知道！”
我说：“你就是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讲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脸一下黑了下来：“好了，我不跟你讲了，你在封锁我，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父亲的目光如雾，常常是空朦朦的，好像暗合着人生本质上什么大相无形的东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住，宛如一只小虫，吭哧、吭哧地使力，几乎要挤出比自己身子还要大的汗珠来，可还是一脚滑下上了发蜡的鬓发……
我总感觉，那里面有些酸楚的意味。
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天，证实了我的感觉。
这时，他除了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幻象中的谵语声，诸如：“怎么还不通知我去上课？”“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了，要学习中央文件了”“你知道你是一个黑五类分子吧”……大抵已经不能讲话了。
倘若，他神态没有糊涂，我们总会握住他已经肿得似个面包的手，他也侧过脸来，久久地盯住坐在病榻一边的某个子女，好几次，我看到那被皱纹密密包裹的眼眶里，泪光泫然一闪……
父亲远行后，有几日我久久地坐在他坐过的旧藤椅上，打开书桌的抽屉，一一摩娑着似乎还留有他手温遗泽的东西。一个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装着他写于各个年代，几经动荡，终于得以保存下来的写在信纸上的部分日记，以及读书札记和唐诗摘抄。最让我注意的是，两个纸质已经发脆泛黄，廉价得像是中学生用的笔记本里，留下的是写于“文革”期间的若干“自我批判”、“请罪书”、“检查与交代”的底稿，每一份前均有编号，虽然没能全部保存下来，但现存的最大编号是(23)。
父亲从不提及自己写于1957年前的那些为配合形势与各种学习任务而写的文章。八十年代后，他在《法学研究》、《争鸣》、《江西社会科学》和本校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法学方面的论文，它们加起来，可能还编不了一本书。我将它们与前面一类文字作了比较，两者的数量可能不相上下，但后者多停留于单篇每个学术观点的阐述，似乎缺乏总体结构的空间感与相应的深度开掘，这自然是行外话。
可看前者，几乎谁来谁都不会看走眼，他拼尽气力，将自己打倒在耻辱的泥淖里，为的是强调某种反动立场的自然延续。他蓬头垢面，在自己的心房里穷追猛打，掘地三尺，为的是表明自己世界观的全面、深刻的嬗变。他用一种扭曲了的真诚，首先蒙蔽自己，似乎自己真的罪孽深重，生下地来血就是黑的；再用它蒙蔽走马灯似的专案组、监管小组、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仿佛在一个红太阳高悬，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伟大时代里，他就是一个被改造好了的“奇迹”……(参阅附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