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到的有限材料里，唯有林希翎对“反右扩大化”的论断，和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78）55号文件下来时，林希翎刚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她的第一个儿子是雇保姆带的，对这一个她自己抱病哺乳，几乎整日抱在手里，睡觉也不愿分开。这年她已经42岁了，这个年纪的中国女人，徐娘半老，不少已当上了婆婆，她觉得自己被久久压抑了的母性，第一次似山洪一样爆发了。不断有厂里的干部、工人，和社会上的朋友，在听了文件的传达之后，纷纷向她祝贺，称她为双喜临门。
她大约也自忖：自己生命的汁液再苦再苦，可只要春风绿透了江山，苦菜花也能怒放一片鲜亮的金黄。她激动地给小儿子取了个“春临”的名字。春临尚不足周岁，她咬咬牙，满怀憧憬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她是1979年3月到的北京。一些关心她命运的朋友接踵而至，向她打听这年1月胡耀邦和她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里，谈了些什么。
她被问得一头雾水。后来才闹明白，满城风雨的缘起，是在1月8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耀邦作了一个讲话，里面提及他曾在1957年和她曾有过一次4小时的谈话，并表示他次年就觉得把一名大学生逮捕、投入监狱不妥……
迄今为止，她尚不以为自己当年是一个名噪全国的大右派，她相信由人民大学党委便能解决自己的改正问题。现在既然胡耀邦提到了她，自己至少得向他表示敬意。
她给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不到三天，中宣部便打电话来找她去钓鱼台，一位干部告诉她：胡耀邦已经看到了她的信，因为工作太忙，先由中宣部的同志和她谈谈，并向她转达了胡耀邦在她的信上批示的三句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
在这言辞明快、却内涵丰厚的批示里，后人能感觉正为这块土地拨乱反正而奔忙的胡耀邦，那高屋建瓴的胸襟，火焰般燃烧的激情，踩在鼓点上的工作节奏，以及他对林希翎苦难的深长体察。还用得着去细问吗？他当年的秘书曹治雄，正是林希翎当年的未婚夫，为此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二十二年过后，她作为一个已为人母、体态开始发福的女人，曹治雄作为一个已为人父、小老头似的男人，在北京相逢和第二次握手时，似梦魇似现实，似开始似终结，似此生似来生，两人泪水洗面，抱头痛哭，彼此身体一阵阵的悸动，震颤于不可磨灭的友谊和爱情化作落花流水的永久创痛；此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林希翎的遭际，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
《人民日报》1979年6月1日的内参，即《情况汇编》上，刊出了《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一文。
胡耀邦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改正有利。”
中央组织部一些干部呼吁为她的右派问题改正，写信给邓颖超。
后者将信转给了胡耀邦，他再一次批示：“拟以改正有利。”
著名作家丁玲、剧作家吴祖光、诗人艾青等人，也分别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作出了相同的呼吁。刘宾雁在人民大学作的一次报告里，开门见山就是：你们人大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张志新，一个是林希翎。海外谣传她受迫害早已死于狱中。鉴于她是侨眷，且沾了1957年的光，在海外华侨界知名度颇高，为了澄清真相，宣传新时期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国新闻社于同年12月开拍一部题为《林希翎在北京》的彩色记录片。
该片采撷了她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等社会名流的交往，她在已故电影大师史东山家中居住和写作；她与“四五运动”的英雄会面，她去八宝山，在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的骨灰盒前悼念等社会活动的场面……
那明朗、温柔的色彩，舒缓、细腻的节奏，还有主人公那常常显得安宁、恬适、充实的面容，无不使人感到，北京城，以香山红叶般的热烈，陶然亭畔柳丝似的温柔，接纳了这位二十二年前被自己放逐了的儿女……
这时，不但林希翎本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在社会各界看来，她的右派改正一事，不说是守株待兔，也该是易如反掌。
唯有一个人看到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人大张副校长当时对女士(笔者注：指林希翎)说的话，还是相当切实中肯的，“现在胡耀邦还叫你勇敢哪？他的批示其实对你有害，你还是回去好，不要在北京，你越找胡耀邦，越不能解决问题。”(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
7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给林希翎作了右派不予改正的复查结论。但补发毕业文凭，恢复1957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工作由浙江省委重新分配，并建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平反。
后者经过复查，决定撤销原判，予以彻底平反，但正式决定得经过北京市委批准后方能生效。1980年5月，这份决定终于下达了，内容和五个月前法院的态度拧了个个--“维持原判”。
随即，以“特约编辑”的名义，借调她来协助两位老作家编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打了招呼，要求停止她的工作，并要她速回浙江原单位。
原单位则从5月份开始停发她的工资，也来电报催促她回去，缘由是浙江省委一名主要领导，在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的报告里，如是说道：林希翎的右派帽子，是一顶铁打的帽子，这是经过全国人大决定的。
显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发生了误读，将“中国人民大学”，给弄成了“全国人大”……
去年3月，林希翎曾写了申请，想携全家去香港，探望三十多年未见的父亲，和从不曾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弟妹。这时，浙江省公安厅也以她右派未予改正为由，不予批准，只同意她母亲和一个大儿子出境……
留京生活无着。出境探亲无门。回家愧对江东父老。
可以断定，震惊，愤懑，愧怍，失落……犹如风扇叶片搅着她满腔的血泪，在呼呼地旋转！
一个当年不过扎着一对辫子的学生右派，今天竟俨然成了个国家级规格的“大右派”，而且，所有有关部门、知名人士的呼吁都未起作用，直至党的总书记的三次批示，也像批在了流水上……这显然让林希翎的心理承受力穿越了底线。
我注意到，她的性格里有这样一种成分：锋芒尽露，毫无顾忌，乃至偏激得像是有些胡说八道。在适当的时候，它会像一匹野马似地冲出其心厩--
比如1957年6月2日，她在人大校园内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曾让校党委紧张得似在哪幢大楼里发现了一张反动标语。比如，她在终于出国之后，被称为“反共义士”邀请到台湾，她当着老行政院院长谷正纲的面说：“要反共，我就不出来了，台湾没有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吆喝反共岂不滑稽？”把原以为如获至宝的国民党，给弄得哭笑不得。
再比如，杨炳章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期间，曾读到她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内称：“同许多年轻人上床的时候，我也因为想到国家的命运，而感到乏味，没有热情，没有高潮”……
这些，都发生在林希翎尚不知改造是什么滋味或者再也不可能要她改造的日子里，她的脱口而出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在1980年6月，她刚刚从长达22年的改造生涯里走来，那所谓“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春风，不过在她的脸颊上稍稍抚摸了一下就拐了弯，她依然一气写下了一封万言长信，一决胸臆间的滔滔长江之水。
该信一式两份，一份当时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另一份，托一位朋友带去香港保存。可见改造，哪怕闪动刺刀峭寒、投下高墙电网的改造，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抗不住性格。
我择其要旨，抄录几段，一来这或许是用得着的史料，二来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分析”--
现在我看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是根本上就错了。现在，党既然已敢于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浩劫，那么为什么不敢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灾难呢？后者，是前者的预演和起因，前者，则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来已久了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但主要还是从反右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为一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祸根是从这时种下的。按理来说，一九五七年应该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搞起来，那在实质上应该是开展一次反左运动，才能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贯彻下去，从而也就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照毛主席指定的“十大关系”的方针走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突然搞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倒退和大复辟。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就算还有百分之一的右派，那么难道有必要为这百分之一的右派，而搞一场直接冤枉上百万人、间接还不知株连多少人的反右运动吗？根据最近统战部的文件来看，既然上层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基本上也都改正了……全国估计未予改正的右派，也许只占全部右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了。那么，这种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理论，岂不是同蒋介石当年所鼓吹的反共原则“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同出一辙了吗？
我真的想不通，怎么党就不怕麻烦呢？当初给这百万的人打右派时，就是逐个地“调查”，制造罪名，批斗、改造，化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现在纠正起来，又要在各地各级成立什么“摘帽办公室”、“改正办公室”，抽调大批人员来逐个复查，而右派也得个个申诉，还有的一趟二趟三趟地上访……真是劳民伤财啊！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设了三十年后的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还是如此落后和贫穷？我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整人整穷了。一个接一个的整人运动，不仅被整的人浪费了，而且，整人本身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挨过群众批斗，被“四人帮”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难道一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和犯过任何错误和甚至罪行吗？为什么在给走资派平反时，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并没有划分什么可平反的“错划的走资派”和不可平反的“摘帽走资派”，那么，为什么对右派却要这种搞法呢？假如说，历史上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会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运动，以至会影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威信的话；那么，为什么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连一个走资派都没有，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却并没有因此被认为是否定运动和有损于毛主席的威望，仍然可以打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旗帜呢？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把右派的错划，称之为“改正”，而对走资派的错划，称为“平反”。“改正”和“平反”，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可在实际上却又有区别，特别是在待遇上大不相同，走资派平反后工资统统补发，而且一次补完。而右派改正后，却是工资不予补发。这在情理和政策法律上说得过去吗？
不同意给我改正和平反，那么，我有一个建议，请在政协和人大的代表中也给我一个席位，就让我当个专职的右派代表吧！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在全党和全国培养起来的“左派”、“极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是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还都享受着高官厚禄，那么留个把右派当代表，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现在对国际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代表人物不是都很欢迎、很感兴趣和常打交道吗？那么，对自己国内的右派，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一点起码的尊重呢？童年时代我曾狂热地信仰过基督教，后来，因我参加革命叛了教，改信了马列主义，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母亲总认为我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我不信上帝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和报应。虽然我早已不信上帝了，但《圣经》上记载的耶苏为救世人而钉十字架的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苏来钉死的话，我只好如此了。耶苏在死后三天就复活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一天会复活的。出卖过我的犹太们、钉死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们，请记住我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