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1年秋天，尚挂名为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忍不住展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直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里他以在场者的身分，证明葛佩琦的发言在见报时，被明显地歪曲和篡改了。
不仅仅是一封证明信，纸上，还随处跳动着一位老战士对于一个正远去时代的大义之言。
我现在认为：57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悲愤之情慨然萦怀时，老人不禁写上：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这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想想似有不妥，李逸三划去了前一句，改为“葛佩琦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当这封信，经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后，市委一位负责人，依然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再议议”。此公大抵从来不曾“问心有愧”，也多半视老人的建议，为孩童斗架式的洋洋意气而深觉可笑……
以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57年时人大一个姓张的副校长，他也认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确系冤案，应予改正。
延至次年3月，人民大学党委才送来一份复查结论，其大意是：经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现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其原高教六级工资的待遇。
一个包子做得有模有样，皮子里却没有肉馅。这个复查结论，只表明对他1957年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予以改正，可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属于错划，对这一要害问题却回避了。似乎对方要在这一个已经沉冤二十多年的历史遗案里，再制造一个遗留的问题丢给后人……
葛佩琦拒绝接受这一结论，继续向有关方面申诉。
又是燕山山脉四载银装素裹，昆明湖畔双二桃红柳绿，1986年2月6日，不是人民大学，却是由北京市委办公厅，给他发了一份正式结论：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调查属错划，现予以改正。
在这之前，1980年12月，他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了平反。83年5月，他的党籍业已恢复，党龄从1938年起连续计算。与他在中组部里第一次见到的那位郝局长的估计恰恰相反，在他提出的三个要求里，右派改正的要求实现起来最难、最难……
葛佩琦给胡耀邦写信的事，曾被当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详细报道，标题为“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李逸三的信，胡耀邦是否收到，并作出批示，虽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此信并未泥牛入海：距李老发信仅二十天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对葛佩琦一案作了“再审判决”
1989年4月，胡耀邦遽然去世。在报上登出的亲赴胡家吊唁的满是冠盖交集的名单中，独有一个小人物，这便是被泪水糊满了眼睛，也糊住了一副一千六百度老花近视镜的葛佩琦。
三年多后，他本人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离开了本打算复婚、且要纪念金婚的老伴。在他的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在爱国激情与青春热血交相辉映的“一二·九”运动中，他们都曾是葛佩琦的老同学、老战友：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顾大椿、任继愈、唐敖庆……
日后，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
无独有偶，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里，要拿去右派这顶帽子也最费力气--粉碎“四人帮”后，孙大雨连续五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及上海市委领导，详细申述了“文革”时期受“四人帮”迫害，自己遭逮捕关押及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惨状，请求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复查“四人帮”党羽给他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问题。
他的请求，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市公安局在收到市委转来的他的第一封信后，就立案复查。1978年8月21日，作出复查决定，撤销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但同时，仍认定他有写作反动诗词、影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行为，应予以批判。
孙大雨不服，要求彻底平反。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再次进行复查，又于6月11日作出决定：所谓孙大雨“现行反革命”一案，是“文革”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原对孙大雨同志的拘留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在此期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开始复查原判孙大雨诬告诽谤案。办案人员反复核查原始材料，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询问当年被孙大雨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党外数十名原告。“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几十年整人与被整的轮回里，哪个人的心里都积淀有厚厚的五味，众人对他57年后的惨痛遭际抱有同情，对因他当年的几分狷介、几分桀傲所造成的这一案件表示了谅解……
19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查刑事裁决书：
原判材料属实，鉴于孙大雨解放前曾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又在1957年9月12日市人代会上就此作过《我的检讨与交代》的检查，现在本人对此已有进一步认识，为此撤销原判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至此，他头上的第二顶帽子也被摘除。
孙大雨的右派问题，却一直固若金汤。他是在复旦大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如同“文革”结束后对他调回复旦任教，该校一些人持排斥态度；对他右派的改正问题，复旦党委也不愿从他57年的结论上松口。
复旦校园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逝世后，孙大雨得意地对别人说，老人家在《毛选》第五卷里说要斗我五百年，可我未被斗死，他自己倒先去了……于是，有一种看法是，像孙大雨这样又硬又滑的鹅卵石，不是右派，那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大雨的右派改正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80年9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悯其境遇，爱其专长，将其要来华东师大任教。在其家里，几次两人促膝长谈至深夜。次年5月，施平写信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反映孙大雨到华东师大后，虽历经浩劫，年愈古稀，仍教学勤勉，著译不断，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右派问题加以重新考虑和审理。
此信引起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指示市委统战部提出审理意见再报市委。在这前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派了个秘书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执弟子之礼，他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
于是，孙大雨的一封申诉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据说，总书记阅毕，眉头紧蹙，说了一句话：一个七老八十的孙大雨，我们都不去团结，以后怎么去团结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呢？
1984年初，在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了孙大雨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当该校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将结论送到孙大雨家中，他戴上一千度的近视眼镜，使劲地辨认着结论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他确认全篇字字无误的时候，他才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大雨”三个字……
陈仁炳为谋取自己右派问题的改正，除了给人一种浓浓的悲怆意味，还使人感觉，运用一般的逻辑，在这里是无法推理的。
陈仁炳因“认罪”颇快，摘帽也早，1960年第二批右派分子摘帽时，他就忝身其列了；可到了右派改正，复旦园里后几批摘帽的，早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了，可一直到了1985年，他还像一匹病马，在“摘帽右派”的一根桩子上牵着。
要说这对他，也没多少实际影响，教授职称和工资级别早恢复了，住房面积也给增加了，政治地位上相应也作了安排，自八十年代起，他又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但就是在他的右派是否是错划这句话上，复旦党委始终沉默似一头铁狮子……在夫人眼里，陈仁炳仿佛是个看开了尘世、云淡风轻的人。
她在家时，见他总爱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唱的多是外国抒情名曲，或者是他自己作曲的急就章。她下班回家，问他一天干了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上午看看报刊信件，下午睡一觉起来，便去附近的一个曲艺场听评弹……实际上他如坐针毡，尤其是在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之后，放眼在57年罹难的熟人和朋友中，唯有自己孤家寡人，他更是魂不守舍。
每天一多半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申诉信上，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门，从民盟中央到上海市委……他逝世后，夫人整理他的文字材料，其中最多的，便是一包一包申诉信底稿。
到了中午邮递员送信的时间，他瞳孔放亮，脸上的皮肉也微微抽搐，恍若服了可卡因的人开始处于梦幻状态。他总要自己颤颤地去楼门口的信箱里取信……
写信和取信，几乎构成了垂暮之年的他生命历程的全部轨迹和全部动力。
下面照录的是陈仁炳写给胡耀邦的一封信--民盟中央委员会楚图南代主席转呈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
我名叫陈仁炳，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曾于1985年2月1日，在北京上书民盟史良主席，此函当应由史良主席转送给了党中央统战部。
我的1985年2月1日函中大意是：目前形势大好，迫切希望党中央体验我个人迫切要求，迅速对陈仁炳1957年划为右派一案，予以彻底的复查改正。我在去年2月1日的函中说，我年已77岁，来日少，去日多，心有余，力不足。如能改正，这将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海内外的亲朋子女，也将极大地影响他们，使他们更认识党的伟大。在美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是华裔工程博士，另一个女婿是美国律师。我有6个外孙子女在美。如有好的音讯转去，他们知道我已蒙改正，将是多么高兴。
此外，台湾的“外交部长”朱抚松是我的门生。1937年在武昌，我指导他写大学毕业论文。我的问题的解决，将能使我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做一点小工作。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这在客观上被各方认为是历史上一件大不幸。一个多少年一贯忠于党、忠于民主事业的社会学博士、教授，1945年入民盟的老盟友，《展望》周刊的创办人，竟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棍棒下被打成右派，造成江南第一冤案。这是为一切亲者所痛、为一切仇者所快的大冤案！
此案若不蒙改正，将成为党的历史上不可理解的一大问题，也将成为一切热爱党的友人为之痛心的一项不明智的措施。
胡耀邦总书记，对这样一个老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回忆1948年，即38年以前，在5月22日晚上，在上海交通大学广场上，在反美扶日反蒋独裁大会上，我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对一万五千大学生发表演讲（我是那次大会唯一的演讲人），拥护党的事业，说出人民的心里话。我当时何曾梦到竟有一天，被人当成党的敌人看待！
胡总书记，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期待你向我伸出救援之手。
敬礼
民盟中央委员陈仁炳上
1986年3月22日
住址：上海市裕德路45弄21号11楼3室有乞怜，有自荐，有怨愤，也有某种程度的危言耸听……
不管是什么，它们都为血泪所浸泡，都能令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为之动容。
也许，是因为1986年时的胡耀邦，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头几年的胡耀邦了，此时的他焦头烂额，动辄得咎，自身难保，成了过河的泥菩萨；
也许，这封申诉信，根本就没能到胡耀邦手里，转了一次没有动静，再转交，民盟中央是否太不识趣？
最终，如同写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一内容的一封信一样，陈仁炳望断北国，却没能得到一个字的回音……
他的改正之梦彻底破灭，是在1989年的12月22日。
宛如气球遇到热气流便骤然爆炸，他的“气球”也是在一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炸开的。这一天，是他的80岁生日，民盟上海市委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生日庆贺会，包括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各级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共一百多人到会。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人比黄花瘦，每餐饭都像吃药，只能咽下一点点东西。他还是在夫人的搀扶下去了，面对人们的舌头上流水般倾泻下来的美词赞语，面对一个精心制作的硕大蛋糕和上面几圈燃烧的华烛，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衷心”的主要根据，便是在发言中他没有提到自己的右派改正一事。
回到家里，刚一进门，他便哼了一声，夫人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了，他却接下来自语道：
“可以承认我做了这许多好事，但是就不改正！”
此后，陈仁炳在夫人面前再未提起“改正”一词……
次年12月9日，陈仁炳因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
次日，复旦大学派人登门了解家属要求。他的夫人提出了三条：一、陈先生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热闹，希望追悼会能开得隆重。二、陈先生在海内外的亲朋、学生很多，要求《文汇报》或《解放日报》刊登一个讣告。三、因遽然而去，陈先生对后事未留下任何交代，可在1988年经组织确认他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时，她曾给丈夫说了一句笑话：在世时我们两人朝夕相处，可这下好了，你走了可以进龙华革命陵园；我一个平民百姓，走了骨灰就只有去哪里散掉算了……陈先生当时并未否定这句笑话。据此可以视作他的一个心愿，也请组织上照此办理。
虽小有曲折，但这三条要求，经过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基本都满足了。
在12日举行的陈仁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哀乐低回，松菊相衬，挽幛高悬，花圈林立，场面煞是壮观。送花圈的各级领导和著名人士有：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大学顾问谢希德，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复旦大学顾问谈家桢，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冯志浚，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宗友恒……
孙大雨也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
哀悼民主先锋
仁炳道兄千古
弟孙大雨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