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们周围有密密的铁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凋敝尽迹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者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仓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流失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面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道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浮想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六一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同上）
在未能回城丢了性命的右派分子中，除了多数是当了饿死鬼，还有一些自杀者。
如果说，对于前者，还有可能在一堆白骨上进行摘帽仪式；那么，对于后者，这种可能便等于零。按照那个年代的逻辑，自杀便意味着抗拒改造，自绝于党和国家。
在兴凯湖农场，有个叫林澄的右派，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他服劳役不久就当上了狱医，由于医术不错，他不但给犯人看病，劳改干部们也找他看病。其他右派倘若想从干部那坚硬似冰块的阶级性上打个洞，无异于缘木求鱼，可在他的一根针、几片药下，干部们的阶级性都有了一点小小的溶化：
林澄有自己的单间，不必住进大通铺的监舍里，他可以上干部小灶吃饭，不必进囚号的大伙房。最令其他右派叹为观止的是，只要背起那口画有红十字的药箱，他便能自由出入农场的每一个角落。
貌似自由的他，却比谁都刻骨铭心地感知那背着红十字药箱的，其实只是一架失去灵魂、失去创造的行尸走肉。正是不会挨饿、不会遭训的他，在往日里恬淡似水光山岚的双眸下，深埋着一个曾令哈姆雷特骚动不安的问题--是生，还是死？
一天，他去田间巡诊时，面色如常地走去了一个小土坡后，像是要找个蔽人处方便。他放下药箱，打开后取出一只手术刀片，就这么站着，割开自己腿部的大动脉，不见剧烈悸动的双眉，神情平静得像是在农场简陋的手术室里给人割去一个瘤子。
也许是血统所致，他的心气太高，也许是觉得自己似一个软体动物一样爬行太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站立的机会，他尽力坚持着不倒下去，任凭鲜血如泉，由大腿上飞势而下，滴湿了裤子，染红了脚下的野草。他的脸色越来越白，身子也像风中的芦苇开始簌簌发抖，他终究要倒在这块复满了苦难与耻辱的土地上，但眼前波澜微兴、像是呜咽无声的兴凯湖可以作证：
在这里永远立着一块非大理石的纪念碑，一块即使化作无名野鬼也标识人格尊严的纪念碑。
张贤亮在他的《烦恼就是智慧》一书里，为后人描绘了另一类右派自杀者的典型。
在他所在的农场，一天，犯人正在田里劳动，通信员领着一对母女走了过来，母亲手里拎着一个黑底白花的小布包。许是边走边聊，对她们千里迢迢赶来盼早些见到亲人的心情，通信员已意怀同情，他向正站在大渠上值勤的队长说了几句什么，本来农场严禁在工地上接见家属，队长竟破例答应了，并连喊几声，从田里唤来了那个让一起劳动的犯人们羡慕得贼死的右派--
“奇怪的是，当这个幸运的丈夫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刹那，他既没有抚摩孩子，也没有向妻子表现出一丝温情的动作。我当时离他们最近，只隐隐约约听见妻子一人颤声说了些什么，但他还没等妻子说完，就像强盗似的一把夺下少妇手中的提包，急急忙忙独自一人爬到渠坝顶上。
“渠坝上本来有一株小柳树，那下面多少还有一些荫凉，而他却来不及选择地方，一上渠坝，半个屁股随便往渠坡上一倒，两只胳膊像拉弓似的，十根手指狠狠地扯开小布包，掏出东西就往咀里填起来。
“……少妇的脸偏向一边，手捂着眼睛悄悄地垂泪，小女孩却吮着自己的手指头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爸爸。看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她也饿了至少整整一天。少妇如领着孩子上渠坝去，女儿当然要向爸爸讨吃的。少妇搂着她，还含有一种阻挡的意味……”
突然，犯人们听见一声撕肝裂肺的呼喊，“啊……”等循声向渠坝上望去时，少妇不见了，她的丈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小女孩一个人站在坝顶上哇哇地哭。原来--
“他吃完后，却拿着割草的镰刀朝自己手腕上的静脉‘喳’地一下，并顺势向大渠内侧一倒。
“割一刀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他妻子捂着泪眼恰恰没有看见。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没有看见她丈夫，只见那空空的黑白花布包像一只死去的喜鹊摊在地上，却以为丈夫解手去了。吃了这么多东西，需要解手是正常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领着孩子爬上渠坝。心里想，东西吃完了，丈夫也该吃饱了，现在可以坐下来缠绵一番了。但她在渠坝顶上只见她丈夫头朝下脚朝上地仰面倒在渠坡上，血管中涌出的鲜血淌到从黄河流来的水里，把一渠黄水染得彤红彤红，仿佛从黄河源头流来的就是这种鲜血。”
那声撕肝裂肺、让张贤亮听了陡然全身战栗、皮肤上爆起一片鸡皮疙瘩的呼喊，正是妻子目睹了这一情景而晕倒在丈夫身旁的前一刹那发出的！
事后众说纷纭，“有人猜测他就是要惩罚他的妻子，就是故意要当她的面自杀。这也是不了解情况的胡说八道。据了解他的犯人说，他妻子不但没有提出跟他离婚，而且为了他，也被县城的中学‘下放’到乡村小学教书去了。这样的贤妻千里迢迢来看他，他有什么惩罚她的理由？还有人说，他正是考虑到妻子和孩子的前途才选择了这条路。他死了，她们才能和他彻底划清界线，将来的日子会好过一点。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疑点上，难道他就不能等到她们走后再自杀？
“在事后所有的议论中，我只比较倾向这一条解释：和他同组的另一个犯人说，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宁肯做个撑死鬼也别做个饿死鬼！’”
事情还不如此简单。
此人原来同妻子一道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他是共青团员，教的是政治。如果不遗余力地按照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教材去照本宣科，他很可能被吸收入党。他却有颗苏格拉底式的大脑，总以思索为乐。一次在备课会上，他情不自禁地表现了自己的快乐，他声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确定的界限”，还列举了经典教材上从未出现过的他却以为是理由的理由。
命运本来安排他进一个房间，他却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同样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从此，他明白在中国不但物质世界有秩序，理性世界有秩序，连个人的快乐也必须有秩序。任何一点小小的冲撞，都会被无处不在的一副无形存在的铁掌，给整合进新的、更严厉的秩序当中。中国是一条秩序滔滔的大河，你尽管随波逐浪就是，脑袋不过是船上尽可以丢进大河里的破盆烂瓢……
也许，打从他悟出了这个哲学命题的那一天起，靠脑袋思索标识生命而不是靠胃囊吞食展示生命的他，就早已在无际的幻灭中死了。
他之所以等到今天再给自己的静脉血管上割上一刀，不过是给自己补办一个摄魂夺魄的死亡手续；而他猴急急作为一个撑死鬼死去，其实，是他在用一种剧烈相反的肉体方式，在掩饰自己灵魂的全部幻灭，如果他真的害怕饥饿，仅凭有朝一日能够吃上一碗红烧肉的诱惑，他也能够和饥饿中的其他右派一样活了过来……
当历史终于艰难地走到1962年时，近百万遍体疮痍的右派分子们，还来不及打量自己这五年来的生存遭际，更无暇去抛尸于天南海北、昔日朋辈今日新鬼的坟头，作一番从容地告别。他们大多激动万分地赶回了各自原本熟悉的城市，或许激动得还会在扑满黄尘和挤满各种异味的列车里，拉扯起萎缩得几乎鸡肠狗肚的身子，喊唱出《歌唱祖国》、《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等时代正流行的歌子。
犹如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作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握有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段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
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入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两者间，大约在祈求未来上会是相同的--
中国啊，我们并不热望你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什么“脱帽礼”，只翘盼日后你真能给我们一张安静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