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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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若明若暗(5)

怀揣这份文件,至1958年1月,全国1100万党员中,就有150万干部从城市下到了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几乎是眨眼之间,工农业等各个领域奇迹般的成就,破纪录的产量,像孩子们一口又一口吹出的肥皂泡,开始升起在中国的天空,令人眼花缭乱,更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这一“准备打仗”、而且“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战略目光,还有身后的魔术箱里不断掏出来的五光十色的成就,使毛泽东打量起周恩来来,更多了几分怒气……

更重要的是,1956年,当在毛泽东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寄托了某种希望,支持了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无论是周恩来,还是知识分子,大概原本只期待在新社会的床上被挤得快摔在地上的知识分子,能够稍稍向里翻个身,喘几口气,毛泽东却拖来一块“双百方针”的软垫子,鼓励他们在上面翻起了筋斗……

1957年,毛泽东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他愤怒,他沮丧,在多半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的同时,也多半隐隐生发出一个被周恩来利用了的感觉。而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众多的右派分子和周恩来持同一个腔调说话,更会加深他的这一感觉……

凭着毛泽东几十年来对周恩来的洞察,他不会视这是经周恩来导演的一出戏,他却会视这是展示周恩来社会基础的一出戏。若真是周恩来导演的,这事便简单了,诸葛亮斩马谡,还曾挥下几行热泪,可毛泽东将功高盖世的彭德怀逐出中国“共产主义”的山门,何曾有过几声唏嘘?

其社会基础自发性、必然性的表演,这事就不那么简单了,正像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断言的那样,得归类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谁都没有解决过的,他决心以自己终生的心智和斗志,在中国的大地上去解决的重大课题。

也许正鉴于此,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地将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们作了联系,他对周恩来说:

你知道吗,你只差五十步就成了右派了!

周恩来诚惶诚恐地做着检查,他不像陈云,“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能搞运动了,陈云又生病躲开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必须承担责任,毛泽东也非得要他承担责任。在书面检查里,他承认了--

“我没有摆脱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史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所有的亮色都逃匿了,周恩来想得昏天黑地,也写得昏天黑地。在他建国后的第一个政治暗夜里,他寡妇守节般地苦熬着心灵的暗夜……

当耗费十余天,几易其稿的检讨书,送去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并终于获得通过后,范若愚发现那逃匿的亮色还在,不过都散发在周恩来的头发间,仅仅半个月时间,他有了一缕缕迸生的银发……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曾向中央正式提出过辞职要求。

迄今为止,有关党史研究人员虽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当时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间的这一幕,正是历史对于“文化大革命”里的周恩来的一次命运预演,一回精神操练。

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确是在党内和党外、高层和下层两个战场上,同时打了一场大仗:

两个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战场上风云变色,明火执仗,另一个战场则云遮雾绕,兵不血刃。

两个战场的联系在于,以外压内,以下撼上。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周恩来何以会鼓动毛泽东在1957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瓶子里放出来,又很快不得不随毛泽东将他们收回瓶子里……

38戒备他,又离不开他要了解周恩来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及这一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命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还得把目光更纵深地投入历史。

1943年,在被韩素音称作“史前穴居般的小城”--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里,已经弥漫出1957年那狂躁、幽暗的气息……

这年夏天,周恩来夫妇和他手下南方局的100多名工作人员,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周恩来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

有人批判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分裂活动”;有人批判他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这里的“教条主义”者指的是王明。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周恩来1939年秋天因治疗手臂的伤,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尽管“1935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可因为他“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仍视他们为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动都被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四十多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一位看过这方面材料的成员,这样告诉韩素音:

“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整风运动里,王明自然首当其冲,可一向拉大旗作虎皮的他,一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激越与苍凉之中对那面大旗不屑一顾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便没有了根基,虽仍披虎皮,却是一只一推就倒的纸老虎。

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在全党普遍存在的四对矛盾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八路军干部与新四军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他与每对矛盾的后一方面,无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恍若绵密、博大的根系,使他挺立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株顶云啸风的巨树。

也许,正因为他是巨树,他才和纸老虎的王明殊途同归,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在上层遭受打击的两个主要目标,以致于有材料透露,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与王明,提出强烈抗议……

在中下层遭受打击的,则是周恩来这株巨树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凡是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或是凡是由白区投奔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恰恰长年在白区工作,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也多经南方局的介绍与帮助到的延安。

在审查--这一“逼、供、信”的代名词下,南方局遍体伤痕,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知识分子出身,被定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其中著名的例子是陈慕华,当时她还很年轻,仅因为一个叔叔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军,她被打成了特务……

对周恩来的批判持续了六周,他刚从悬崖边上抽回脚,便转过身来力图挽救自己正像雪崩一般垮下的干部队伍。他罕见地在毛泽东面前发了一顿火,陈毅也气得眼睛里堆满了红云,他们动感情地说:“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后代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并为之心潮激荡的歌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却怎么也难想象,在“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去一年之后,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仍有如此深重的创伤,人们像史前人一样,孤独地守着心灵的“穴居”,空气里似乎随处飘散有麻风病菌,互相不敢有一点粘连……

1944年2月,也是经南方局的安排到达延安的舒强,在近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到延安的第三天,周总理派车接我们到他家去,分配我们去鲁艺工作,并对我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来找我。”当时我对总理这句话并未理解,心里想:回到了“家”--党中央的怀抱里,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到了鲁艺,周围的同志对我都很冷淡,就连过去的老朋友也不多说话。我原以为老朋友们几年不见,现在终于在革命圣地团聚了,大家一定会热烈拥抱、欢呼、彻夜畅谈的,谁知老朋友看见我们,总是轻轻地点点头,便逃避似地走开了,连我的爱人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对我也不热情……

我是从大后方去的,穿的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办事处的细布做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而延安的同志们,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八路军制服,相比之下,我们的样子就更像国民党,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害怕接触我们,甚至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看我们……

--(舒强《怀念周总理》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在整风运动及其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与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南方局成鲜明比照的是,由刘少奇负责的来自晋察冀等根据地、多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北方局,几乎未损一根毫毛。

个子高大、相貌好似哲人般严肃的刘少奇,这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几篇文章一起,被列为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的必读著作。在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的标志--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他热情洋溢的报告里,104处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宛如孔雀开屏,翎彩斑斓,他着力展示毛泽东对于正走向康庄大道的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并首创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北方局也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以建国后为例,由刘少奇控制的纵贯全国的党的系统里,在高中层拥有各级领导权的干部,大多来自北方局……

无独有偶,若对历史背景作一番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在1957年,在被整者与整人者之间,仍飘拂有北方局与南方局的影子。

这年的8月间,一天夜晚周恩来去首都的一家剧院看戏,他看见了坐在后几排的高集,便要陪同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过去,请高集过来谈话。

周恩来问高集:

“高集啊,反右斗争两个月了,你们情况怎么样啊?”

高集毫无顾忌,脱口而出:

“总理,社会主义这一关很难过啊,我们怕是过不了了……”

“怎么呢?”

“以党员为例,在新闻界,当年在白区工作被国民党视为左派如子冈一类的记者,今天有70-80%被打成了右派;以朋友为例,在文化界,当年在国统区要求进步、靠拢我党的如吴祖光一类的朋友,今天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周恩来何尝不清楚这些?

高集提到的这些人,不是当年的组织关系就在他手里,就是和他有着深厚或是比较深厚的情感。似乎这是一个他已有预感却未敢证实的问题,而一经旁人证实,他刚刚还宁静似秋空皓月的身躯,随着胸脯的几阵起伏,有了微微的颤抖,那陡然蹙紧的眉头和抿紧的嘴角,往里深埋的多半是一种刀尖划过般的骤痛,一种硫酸蚀骨般的悲哀……

这肯定又是一个周恩来不愿深谈的话题,沉默片刻后,他的喉结,好似在顽石的磨砥下艰难地抽动了一下:

“同志们……自己得努力,社会主义这个关……的确不好过。”

显然,周恩来这一深埋了骤痛与悲哀的感叹,对于反右运动里正忙于整人的原北方局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一定陌生得似火星上的语言……

再联系起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灭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及周恩来在这场“革命”里众所周知的境遇,我们便会察觉,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党内斗争历史中,除去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斗争对立面外,其实,还有周恩来。

两者不同的是,对前者的斗争,按官方的文本,更多地具有权力斗争或是路线斗争的内容,而对后者的斗争,依我看,更多地具有文化形态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与中国知识分子,是捆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是共用半个身子的连体婴儿。知识分子心惊肉跳了,周恩来的日子准不好过;

或者说,一旦周恩来的情感世界与人格世界发生了扭曲,知识分子也就一定扭曲成了一口政治油锅里的麻花……

毛泽东身上弥散出一股浓厚的农民文化形态,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推动战争获胜的力量,又主要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兼之毛本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的清醒与稳妥,中国革命之舟,在他的把握下,一步步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这时,农民的文化形态作为创造历史的主流形态,与其他非农民文化形态之间的抵牾,不但常常被掩盖了,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令知识分子们予以叹服。

建国以后,中国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问题,而主要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业社会向一个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

创造历史不一定要有枪杆子,但一定得有笔杆子。可以保持战争年代狂飙突进的热情和气壮山河的牺牲精神,但更得树立循序渐进的科学规范和张扬在物质利益之上的生产力。这样,农民文化形态的局限性,乃至劣根性就逐渐暴露无遗了,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它的矛盾冲突,也就日愈剧烈起来。

开国之初,毛泽东如泰山日出般的威望,到了1957年,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跌落为过午的太阳,便是这一矛盾冲突必然折射的心理曲线……

尽管,建国后从来没有谁公开地打出文化批判的旗帜,似乎也没有谁真正注意到了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营垒里,除了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蛛丝马迹、月晕础润,更有杂离斑驳的文化形态足印,如雨后原野上的负离子一样跃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