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发了言，中心点就是反对神化与特权。他说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将来可要摔大跤。他认为要消除特权，就得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人民真正享有监督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必须有一套制度给予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我们不能也不必要照搬，但其中一些科学的部分，可以采纳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民主建设。
他还认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是不是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举了最近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讲的一番话为例，其大意是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就会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他以为战争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也不是浪漫的畅想曲。不说别的，就说美国人民，不像我们很多的同志当年投身革命，其实都是被逼上梁山，不拼一下就活不下去，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当时在会上，并没有谁对戴煌的发言持异议。
他开完会回到学院，依旧准备自己的期末考试。真是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像是与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相呼应，就在这前几天，学院宣布不再进行期末考试，以便学员集中精力投身反右斗争。
随即，他被叫回了新华社，在大伙儿常聚在一起学外语的一层楼里，已经贴出了几张用稿纸写的批判他那回发言的小字报，这种文里还称其为“戴煌同志”的小字报形式，以及每天他该看的文件和《内部参考》、《参考资料》，依旧还发到他手里来，似乎表明“左派”同志们，要把戴煌这样一个从经历上比起他们来更像是原装左派的人，推到右派的位置上，还不得不先作出某种试探。
社长同志，极大地鼓励了“左派”同志们的积极性，更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在月底全社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的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标志，是揭露了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戴煌，和以戴煌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他把军事组里几个与戴煌关系不错、都饱经战火硝烟的记者划进了这个“小集团”。
当晚，“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大院满墙的大字报上，戴煌的名字到处绚烂地开放。次日，“一支红杏出墙来”，在新华社一篇中央机关深入揭露党内右派分子的综合报道里，又有了这个名字。
8月中旬，新华社还就这个“小集团”发了一篇四千余字的专门报道。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傍着新华社，一时间，戴煌穿云破雾，“黑”遍了全国所有的报纸，乃至港台报纸，还有路透社、法新社也作了转载或摘载……
戴煌只有坐在家里了，眼见自己昔日的同事们，怎样将自己好似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此外，目前尚可看的只有《参考资料》，《内部参考》和文件已经不送给他了。
惟有一次例外，送来一本《内部参考》，上面登有台湾国民党电台致他的一篇广播稿，想起来还真有点哭笑不得，从越南回来后，他就盼着能参加解放这块宝岛，现在对方却要先“解放”起他来，欢迎正“受中共迫害的戴煌先生”投奔到台湾去享受“自由生活”……
当然，一向和定律一般严肃的领导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幽默，他们给他看，依然是为了证实一个有名的政治定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凭国民党怜香惜玉这一条，打你一个右派就不冤枉，你还是赶紧悔悟了吧……
从冯雪峰、戴煌的遭际里，我们可以发现党内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大抵是出于两种情况。但两种情况难以截然分开，有时，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一种便是宗派原因，早就是面和心不和了，可找不到机会整倒你，虽说台面下不尴尬能踢你几脚，但在台面上还得与你握手。反右斗争恰好给了一个机会，运动历来像一位手脚利索的魔术师，不要两下子，就能将一个千真万确的好人，无须商量地变成一个千真万确的坏人。
在反右斗争之前，河南省的任何一个公民即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指控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还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潘复生为党的敌人；浙江省委机关里即便有长了一双捷尔任斯基的鹰隼般眼睛的干部，也不会察觉在省委鸟语花香的院子里，竟闪动着一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魔影，在这个“集团”里，头号人物是1925年入党、解放前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现任省委常委兼省长的沙文汉，还有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兼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高级干部……
除了宗派原因外，事后看，沙文汉一案里，或许还闪动有更深处的黑手：1938年，江苏省委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江青在沪上的社会关系很是复杂。此电落入康生之手，正为毛江联姻不遗余力“保驾护航”的康生，自然给了江青过目。后者从来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955年，借潘汉年冤案发生，正在上海的江青，便和当时华东局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一唱一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要追查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三十年代后期，在江苏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且主持沪上“文委”工作的，恰恰是沙文汉。而且，沙文汉、陈修良夫妇也确与潘汉年有工作关系。于是，在肃反运动之中，“浙江有潘汉年之二”的传言，早一度蜂起……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何一个干部、战士，决难想象极为勤勉地主持全军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自己却是一个“伪劣产品”。
陈沂，贵州遵义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觉。1937年11月起，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奔赴太行山区进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而后到冀南根据地和山东从事新闻、理论宣传和文化艺术工作，历任冀南区党委冀南日报总编、冀鲁豫日报社长，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激励部队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南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先后参与了著名的辽沈、平津和海南岛战役后勤保障的领导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沂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舆论广泛认为他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文艺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而被誉为“文化将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对他有过短暂的采访，那时他刚刚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退下来不久，他几乎一开口就否认自己被指控为“右派”主要为着宗派原因。
他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派性，我们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一派，哪来的派别？”
我十分理解他这样的视1957年为“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儿子，在饱经劫难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维护母亲。
据说对陈沂一直比较了解的罗荣桓元帅当年对他被批为“右派”的意见是：一定要批陈沂为右派，那就得写上三条，第一、四十年代他在山东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办《大众日报》是有成绩的；第二、在东北战场，辽沈战役里他连升三级，成了大军区级的领导干部；第三、到总政治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有些纳闷的是，既然主管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如此肯定他，保护他，若非宗派原因，他怎么还会当上全军头号的“右派”呢？
从白桦先生戴帽的经历里，我们能够看出在1957年由谭政大将任主任，萧华上将任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里到底是不是存在“宗派问题”，此处暂且不表。
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对官方日趋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动摇、怀疑乃至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比如在省一级政府中，共有4个省长、9个副省长受到了“党内右派”的指控，他们被批判的要点，除了“小集团”、“山头主义”之外，大抵是：
“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肃反政策和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低估政府部门内党组的工作能力，妄图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
搞地方主义，强调本地区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内，重用资产阶级“权威”，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提供保护伞……
在司法界，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四位身居刑事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和研究室主任的高级干部，受到猛烈地批判，他们的“罪名”是：鼓吹“审判独立”，主张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党的干预；污蔑法院内党组成员颐指气使的多，对法律有所了解的少；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减刑或免予起诉，反对或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西方国家的司法观念称慕不已，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
在人民解放军内，受到“右派分子”指控的，大多是那些与政治思想工作相比，更加重视军事技术、强调规章制度并且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是武器而不是人的军官……
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知识拥有权力的载体，而又没有被权力诱惑、腐蚀得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倒过来以摧残知识为能以阉割知识为乐的话，知识便更有力量寻找机会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文明的品格。
于是，面对一条以钳制思想、毁灭文明为特色的左倾路线，正像浓湿的夜雾一样悄悄地爬上时代的屋脊，抛开众多的表象的、偶然的因素，和我们习惯沿用的“立场”、“世界观”一类的名词标签，正是知识自己在本能地作出挑战！
诚如浙江省委在1957年12月13日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的：
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要看清这一底蕴，历史此后花了二十年苦难的沉重代价。如果当时就能看清这一底蕴里的必然性和尖锐性，党内众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们，便不会对今后自己的出路，仍寄予颇为天真的幻想。
我还没有听说在遭批判时有谁拂袖而去的，人们“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无论是真诚地交代，还是被迫地检查，无不像触犯了族规的浪子一样在乞求族长，万万不要将自己放逐出这一方热土的“故乡”……
即便如刘宾雁这样拒绝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北“二杆子”，在《中国青年报》全社职工对他的批判大会上，也说了以下一番话：
刚才我坐在这里想，也可能是从我自己的立场想：×××、×××同志说要在反右派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因此，希望同志们不要讲感情，尤其是工商部的同志比较了解我，希望积极地揭发我，但要实事求是。
说我是“右派分子”，是章罗那样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我的思想是百分之八十错了呢，还是百分之三十错了呢？我相信是会搞清楚的。
我入党十几年了，不会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错误。同志们帮助我，我是很欢迎的，因为我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还要工作，说不定还会在青年报工作。我坚决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有些事实提得不对，如我写的稿子都是批评、都是找毛病吗？我不会像个别人那样想去拆党的台，而是刘宾雁有些忧虑，在想办法。希望同志们从多方面去看问题，不要较多地考虑人家的错误，可以想一想刘宾雁也说过好话，写过好文章。毛主席在肃反中提出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在反右斗争中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划清界线、无情斗争是对的。×××同志讲要辩论。对。假定我的思想还不被人了解，同志们就无法与我划清界线，因此，无妨把刘宾雁提出来，看一看，是和章罗一样的右派呢，或是其他一种类型的右派？或是报社内部的问题？假如刘宾雁是反革命，可以无情地斗争，如果不是呢？
最后谈谈我的希望：刘宾雁才三十二岁，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希望明天不要把我见报。我是知道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的--今天开会，明天见报。我毕竟还是个共产党员，如果目前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请别把我搞得全家身败名裂。这样对党、对报社、对我自己都没好处……
许是因为百感交集，刘宾雁讲得有点拉杂、重复，不像他平时所写的那些逻辑思维严谨的文章。然而，字里行间，理不可谓不足，情不可谓不重。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青年报》照旧明天见报，刘宾雁照旧被整得身败名裂。
对于整人者来说，除了少数为着和党保持一致，必须像割掉阑尾一样颇有几分痛苦地割掉温情主义；多数人则犹如铜塑的金刚没有血肉，身上是从不存在温情主义的。
平日他们感觉不到知识的力量，却充分感觉得到知识挑战的力量，由此反右斗争一来，对于这一斗争底蕴的必然性与尖锐性，与被整者的胡涂相反，他们倒有了足够的清醒，并在这清醒中贲张着金刚怒目式的无情！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党内被论定的“右派”远不止三千人。
抛开情况极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不说，在中国的现、当代史上，还找不到一个运动或斗争，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反腐败斗争，像1957年一样党对自身凛然动了真格。
似乎只要不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一张网总具有弹性：说你小你就小，千斤重的问题能化为二两，即便迫于社会舆论不得不判刑，可判刑之后无需太久便能保外就医，照样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说你大你就大，二两重的问题能拎起为千斤，你也不必上诉，就算是为革命作了“奉献”。要不“奉献”，下辈子你也去投身做个“太子党”，或者恭逢什么帮……
只要一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这张网便毒似入骨见血的法眼，小鱼难漏，大鱼也难逃，而且，在一番煎炒烹炸以后，你再鱼刺般绵密的革命履历，你再鱼肉般丰腴的革命热情，也统统会被彻底消化成一具白森森的鱼骨。
这是一个异常强烈的反差。
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深长思之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