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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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小试牛刀(1)

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5年7月,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黄炎培先生异常激动,几乎每遇见一个亲朋好友,他都要叙述他和那位在他眼里视为当今尧舜的伟人的一次谈话--在延安,透过窑洞里一盏光芒温暖的油灯,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这片怀抱几代皇城的黄土高原之上,他又不能不想起历代王朝的兴衰……他问毛泽东:假如共产党人夺得了中国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毛泽东睿智的目光,一下注视在油灯的火焰上,沉缓而又坚定地说: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

1947年冬天,在上海市立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孙大雨先生,心情却有点沮丧。几个月前,他用自三十年代留学归国后积攒下来的二两黄金,买了一架灵敏度较好的收音机,经常邀请进步的师生来自己家里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

这年春天,他以民盟盟员的身分参加了“大教联”(即“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和进步教授们一起积极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他感到腐朽、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像一块肮脏的抹布,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了。自淮海战役打响以后,每天晚上他家里更是高朋满座,他和戴望舒先生,俨然成了一对军事专家,绘声绘色地向学生和同事们评论战局。

从收音机里奔泻出的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军脚步声里,他们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真恨不能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这时,延安电台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对全国局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全国解放还得用上几年时间。一时间,在“大教联”内部,他和其他教授争论不休,是作为书生的自己太乐观了,还是共产党太谨慎了……仅仅一年之后,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出的无垠电波里,便有了海纳天下豪杰贤士以共商开国大计的召唤。

1949年初,一条名为“阿尔丹”的苏联货轮行驶在东中国海上。

这条船几天前还泊在香港,圣诞节的次日,在一片弥漫节日喜庆气氛的初上华灯之时,章乃器和李济深、茅盾、马寅初、柳亚子、翦伯赞、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孙起孟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分头登上了这条船,并于当晚悄然驶离,开始了北上的航程。

船行至青岛海面,遇上强台风,船又坏了一台马达,每小时仅能走6海里。当延至1月7日到达大连港时,李富春、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来此迎接。

如同在船上刚刚度过了元旦,章乃器先生一下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东北,他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和电站,人们一边挥汗如雨,埋头生产建设,以愈合战争的创伤;一边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涤卖淫、吸毒、赌博等旧社会的恶习……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他写道,在这一片新天地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已经变成坦白而亲睦,彼此间的隔阂和警戒似乎很少遗留下来了,进入这里,真觉得浑身轻松,得着了精神的解放,仿佛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在记叙了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之后,已过知命之年的他,竟有了怀春的少男少女极易染上的癖好:

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参观途中,章乃器先生听见人们唱起一支在解放区广为流行、旋律优美的歌曲,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感到这一提法不准确,当即提议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突出肯定共产党在中国五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说:

“章先生,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请作者将歌词改了……”

1949年5月26日夜,风声鹤唳中的上海。

一辆轿车疾驶进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桥疗养院,自前年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后,沈钧儒先生和民盟其他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撤退到了香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却相继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开车的正是看守这里的特务头头阎锦文,不由分说,两位被押上了轿车,罗隆基已经探听到蒋介石发来了密令,要军统东南特别站站长毛森尽快将他和张澜先生押上海轮,强行带往台湾。想到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去将会铸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他的心里好似刀割般的痛楚……轿车几乎刚驶回霞飞路,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大卡车便跟在了后面,阎锦文将车开得如离弦之箭,直驶外滩方向,到一小弄堂口时猛打方向盘,卡车被甩在了弄堂口外。轿车在确信没有“尾巴”之后,才折进环龙路(今南昌路),并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前停住,门当即悄然打开,一行人刚一进去,它又无声地关上。

守候这里多时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国民党高级将领服的,即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这里也正是他的公馆。杨虎等人匆匆地将张、罗两位扶进地下室,未及对方惊魂甫定,又匆匆地告知事情原委,原来杨虎决意立地成佛,弃暗投明,是他命令阎锦文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将两位先生救出……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27日凌晨三时,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便犹如一把锋芒闪闪的巨剪,“咔嚓”一声,在太平洋上空剪断了大上海的最后几缕黑暗。当天,陈毅将军未及拂去遍身战尘,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两位先生。

29日,张澜先生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6月1日,张澜先生即收到复电:

今后工作重在建设,极盼告各方好友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京,极表欢迎。

心向北平,车向北平。

一程程,沐虚怀若谷之风,一站站,浴嘘寒问暖之情--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为张罗一行送行,并派出干部、及医生各一名,以便沿途照料;路过南京,新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设宴迎送;车经济南,时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亲自陪同游览太明湖等风景名胜;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风洗尘;6月24日下午,列车徐徐驶入北平,站台上已是人头攒动。站在最前面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德亲自陪同至张罗一行下榻的北京饭店,刚安顿完毕,操持了两天两夜、刚打了一个盹的周恩来又接踵而至;朱德设家宴,为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洗尘;周恩来设家宴,与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40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600多位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名噪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办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徐铸成四十年后都未忘记在毛泽东的开幕词里,以下的一段话,几乎句句在怀仁堂里腾起了春雷般的掌声--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的行列,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幸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从此站立起来了!

徐铸成庆幸自己随一位旷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历史门槛之上;他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发刊词即告“本报本着议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先为该报执笔社论,后成为总编辑。1939年5月,因坚持抗战,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9月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为了倒掉这座灯塔,陈布雷、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多次亲自出马,趁《文汇报》经济困窘之机,提出“由政府投资十亿,扩充设备,提高职工待遇”,遭徐铸成严词拒绝。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封闭。

这却是一张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纯民间报纸,靠着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扶植了她的成长、壮大。当因国民党施以政治高压和在白报纸配给、银行周转等方面刁难,使报社几近抱恨终天之时,报社公开了自己的危机并征募读者股份。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这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内就收足了预定额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是一股、两股的零散户,这说明基本来自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劳动人民……他想,如果说在国民党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文汇报》都能够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时代里,这份民间报纸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应人民的心声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新闻记者不一定是无冕之王,但肩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的新闻记者一定是无冕之王。

北上的海船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想法:除去上海版外,《文汇报》还得办北京版、成都版、长沙版、西安版……以办成一张信息迅捷、丰富,版式活泼、生动的全国性大报。此刻在多少人对未来抱有壮志豪情的怀仁堂里,徐铸成先生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又因为自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和梅园新村的常客,并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现在周恩来走到她身边,又亲热地称呼她“熙修”,并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

他当即牵过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

毛泽东的脸上似乎更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六千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O”血案。浦熙修率领当时她服务的《新民报》的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并争取报社负责人的认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篇揭露事件真相的长篇报道,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鲠喉。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

次年的11月26日深夜,仍留在南京、应香港《文汇报》之邀,决意要把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给报道于世的浦熙修,遭突然逮捕,临危中她先抢去厕所里,将正写作的稿子撕碎咽下。先关押在南京卫戌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崇仁代总统求和,并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再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前后七十天。

她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匠,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过去的经历。

这是她第二次见毛泽东。

1945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组织一批记者访问延安,《新民报》也分到一个名额,那时她就想去见见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妹夫。但那时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已岌岌可危,对她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丈夫,担心她此行将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便去报社加以阻止,结果报社另派了赵超构去,为此她几年里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次年,毛泽东飞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她曾去机场迎接。那次,她大约只是站在远处,看到了那划破山城薄雾的魁梧身影。事后,在给妹妹安修的信中,她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她对这位如雷贯耳的中国革命传奇式英雄的崇仰之情。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惟有泪眼婆娑。她透过晶晶亮亮、溢荡不定的泪影,看到的是一片瑰丽、祥和、遍及人间的金光,她的耳边顿然回响起一支歌来,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2从井冈山到延安

没有没说过谎话的孩子,哪怕他长大了成为人间最诚实的君子。

也没有通体光洁似一个玻璃球的历史,哪怕它是一部世界上最神圣的历史。

历史总在掩盖自己,以一面掩盖另一面。方式是两种:

一种是漫不经心、似有若无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似江河奔腾,而另一面还是溪流汩汩。一种是精心刻意、欲盖弥彰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已经摇摇欲坠,而另一面则生龙活虎。

人类社会曲曲折折的痛苦进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悲剧命运,证明了人们大抵能看清楚的只是后者,被忽略的总是前者。

1949年前后,对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抱以巨大热情与无限憧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同样不会有着更高的智商。

1927年松涛起伏的井冈山。

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便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初中都未读完,在这些肤色黧黑、手大脚大的劳动者中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结果选了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

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的工作还是陈正人干得多,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

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全军为之覆没解体。大批地方干部亦惨遭杀害,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