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其实都是左派（之一）
在以下两节，我们要探究的是：
大鸣大放期间，在日后被打成大“右派”的人们，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究竟又是些怎么样的人。
自然，无论就篇幅，还是就已掌握的材料，我只能择其首要而记之。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父亲以打渔为业，章伯钧十五岁时，父亲船翻淹死，母亲卖了地，此后他和两个弟弟由两个叔叔抚养。1920年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回安徽后即当上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恽代英、彭湃等革命青年任教，不久被解除职务。先去日本留学，1922年9月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船上结识了比他年长十岁、也去德国留学的滇军著名将领朱德。在柏林的下榻处，他又见到了热情的主人周恩来。在德期间，他担任了朱德的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1926年春回国，北伐战争开始后，又在国民政府与周恩来重逢，章伯钧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随朱德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潮汕失败后退居香港，与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1928年到上海，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的莫斯科宣言，与谭平山等人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即两年后改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组织的全部任务，其实就是朝正忙于在江西“剿匪”的蒋介石身后捅刀子，并以刀刃上掉下的一串串黑血，搅得孙中山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
邓演达被暗杀后，颇受前者赏识的章伯钧领导起该党，1935年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几年后，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直至今日，章伯钧一直担任该党主席。
1941年3月，与蒋介石刚刚制造的“皖南事变”那弥漫大江南北的血腥味相比，各界民主人士显然认为自己手里拿的刀子仅够削水果皮，三党（即章伯钧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罗隆基、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左舜生、李璜的中国青年党）与三会（即沈钧儒的救国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会），决定联合起来铸造一把大刀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三年后决定打破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在重庆特园召开的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章伯钧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这年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热烈赞颂了在蒋介石身后崛起的这支盟军，内称：
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其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好似一个夫妻双方都有外遇、却又必须维持下去的家庭，宛如左舜生、李璜常去蒋介石那里，一并领取指示和津贴，章伯钧等人也常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
“那时候，伯钧真忙，天天要找左舜生谈判，回来又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我发现他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与周恩来约好上午十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出去工作了。那时候，我在重庆城外的北碚工作，没有住在城里。两天之后，我接到电话，说伯钧病倒，已送进重庆的‘武汉医院’。我搁下电话，马上赶到医院，伯钧得了痢疾，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抢救。那时候，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来了，说道：‘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伯钧终于得救了。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
也许此时一定感激涕零的李健生还不明白，丈夫的生命在共产党的眼里如此金贵，并不仅仅是为着与蒋介石那两只小小的“鼹鼠”周旋；还因为在两只大大的“鼹鼠”--分别掌握云南、四川两省军政大权、又同是民盟秘密盟员的龙云、刘文辉与共产党之间，他和罗隆基正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每当刘文辉从驻地西康来重庆时，周恩来便在章伯钧、罗隆基的陪同下，与其进行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5年7月，章伯钧与黄炎培等人一起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恢复国共和谈问题，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民盟更被蒋介石视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宣告解散。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由上海秘密撤到香港，同在香港的其他领导人会合，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组民盟总部，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罗隆基，江西安福县人。
这个位于该省西部的小县，虽不见经传，却给当代推出四位名人，除罗隆基外，还有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王造时、彭文应，和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后者自然得一笔勾去，故世人称“安福三杰”。
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慧，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
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同学中，便有日后当上了美国总统并遭暗杀的肯尼迪，还有大名鼎鼎、对中国问题甩出一本本砖厚般著作的费正清。留美期间，他还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朝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被骂得灰头土脸的蒋介石，让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派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在遭监禁六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
本来主张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他，此后却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他踢球的风格潇潇洒洒：
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还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两辆小汽车轮番穿梭于京、津两城。犹如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一样，他每月几处加起来千余元的大洋收入也银光哗哗地流淌。他有自备的轿车外，还有洋房，厨房里餐具都有两套，中餐、西餐各一套。就在这铺着纯毛地毯的洋房里，美食伴着美思，他一天写一篇社论，从第一篇《一国三公的僵政局》起，没有一篇不让蒋介石的臀部不觉得火辣辣的，以致于《益世报》从一份教会小报，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他的球还踢得惊心动魄，蒋介石几乎连上洗手间的功夫也在想，怎样给熟稔西方民主政治的他，上一堂中国流氓政治的课……
1933年秋的一天，罗隆基正要离家去南开上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他即起疑虑，到点上课，天经地义，学生怎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呢？在这之前，崇仰他学识和人品的本地帮会头目已悄然转告他，蒋介石派来四个特务要除掉他，请他出外暂避。
他还是按时去上课了，不过换乘了报馆的汽车，又绕道小路去学校。当车终于平安无事快到校门口，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壮汉，且都拔出手枪，一副迎头要放的模样。他赶紧在座位前卧下，说时迟，那时快，两车一接近，十余发子弹就射了过来，司机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头伸出窗外喊了一句：“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赶快说：“快走，别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
司机回头一看，车背后满是枪孔，脸赫然变色了：“哪有这样闹着玩的？”
上完课，下午他雇了一辆有篷人力车回家。晚间津门的街头巷尾就在风传，罗隆基身中十余枪，已魂归道山矣。次日晨，京沪友人的唁电便在他夫人的手里泻成了一条瀑布，望着这哀思袅袅、悲愤滚滚的瀑布，一时间他一定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蒋介石给了他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他给不苟言笑的委员长开了一个玩笑？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在和龙云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又和共产党派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
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
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
“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
“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来人是同乡兼同学、此时正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任上的彭学沛。彭学沛一笑置之后，丢下一句一定让罗隆基十几年后感慨万端的话：
“努生兄，虽然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我同乡同窗，我却知道你并非‘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不会看你是的。现在他们只是利用你，而决不会信任你……”
当时，罗隆基显然也是一笑置之的：难道你国民党不是想利用我，而是会信任我？
他更是“罗隆斯基”了，在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党派里，民盟的代表比国民党多，更比共产党多，每一票无不举足轻重，可仍同共产党定下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小组里，他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好似哼哈二将，轮番上阵，将号称“中国宪法学专家”、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涂在国民党身上的“民主”金漆，给一片片地刮了下来，由其在一阵阵阴冷的土霉味里，露出了中世纪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躯壳……
作为民盟总部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在和记者们的广泛接触中，罗隆基也和中共代表王炳南配合默契，心有灵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叫国民党方面处于尴尬、狼狈之中。他成了当时让新闻界十分注意的“脱口秀”人物。
“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
“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
会场顿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
罗隆基走下讲台，也在台下听着的共产党人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
“‘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曾征询他的意见：民盟能否先参加政府，新政府调停内战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告诉将军：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内战不停止，共产党决不会参加政府。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不是我，也不是民盟任何一个领导人能可以改变的！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次日，各报便登出了一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内称：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上开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
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