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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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整风运动(7)

鸣放以后,他们就来得更勤了,办事处俨然成了京城一个社会名流的沙龙。在满足食欲之外,也畅快地发泄那种自身膨胀思想的压力。难怪浦熙修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当时办事处发来编辑部的稿件,几乎遍涉文教战线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她还趁热打铁,请对方就所议之事给《文汇报》写稿,为此还产生一件费孝通先生或许已经遗忘了的逸闻:

他答应写稿,却提出自己现在囊中羞涩,得预支稿酬去买只好笔。浦熙修真去买了支51号的派克金笔,并给他送去。没几天,鸣放的形势就陡然逆转了,此笔自然没能为《文汇报》排上用场,大抵一开张便用在写那些连篇累牍的检查、揭发材料了……

不仅驻京办如此,当时《文汇报》派往各地的记者,也在本报发出了众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流沙河谈“草木篇”》、《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等,但在钦本立极力引向的“资产阶级方向”上,浦熙修仍不愧是《文汇报》一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二十七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已被正本清源的岁月时,徐铸成写道: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大、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怀念浦熙修同志》)

储安平身上又是一番人生景象。

早在当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徐铸成等新闻界人士,《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党员常芝青也在座。作为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其总编辑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与现任的常芝青不同的只是,第一任的胡愈之,第二任的邵宗汉,他们的党员身分未曾公开而已。在对《文汇报》赞赏有嘉之后,毛泽东似乎突然想起了这点,他的目光转向了常芝青:

“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中宣部、统战部立即忙开了,在一番选择之后,“储安平”三个字摆上了胡乔木的案头--

他是英国留学生,本人也风度翩翩,宛如一个英国绅士。且才华出众,在三十年代初的《新月》杂志上,如果说罗隆基大气磅礴的社论让读者振聋发聩的话,那么他的文笔清丽的小说、散文,也常令读者耳目一新。

1946年4月,储安平拒绝了南京政府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只身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起《观察》杂志。他亲自起草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该杂志的面貌: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杂志约请全国六十余位各界知名人士为其撰稿,他们大多是“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对读者极具号召力。储安平自己也几乎每期发表抨击国民党弊政的入木三分的评论,因此日愈博得知识界的青睐,创刊号印了5000册,各处纷纷告罄,又六次加印,总印数达11000册。至1948年底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时,印数已达10万多份,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一个得仰起头看的天文数字。曾在《观察》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元先生,临终前回忆到:“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

刊物遭查封时,储安平正在兵临城下、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忙于搜集平津战役的材料,在自己的笔下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透射出新中国的第一线曙光。杂志社的两位同事锒铛入狱,他本人也在特务的时刻追捕之中,只好暂且藏身于城里的府学胡同。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他直接住进了正海容天下志士仁人的北京饭店。当周恩来到饭店看望大家时,还特地到他房间里坐了坐,两人有过一番饶有兴致的谈话。

在徐铸成先生1949年9月29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视察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由此可见,改朝换代之时,多少盛举,多少政务,一本区区《观察》却萦绕中共领导人心头。果不其然,胡乔木、胡绳专为此事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总理,后者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

办了一年多,刊物改名为《新观察》,既然加了一个“新”字,便意味有什么旧的东西得抹去,似乎首先被抹去的是花名册上“储安平”三个字。

他被调到新华书店总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调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无论调去哪里,他都是一瓶可搽可不搽的增白美容霜。他一定不想总摆在他人的梳妆台上,自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便从“梳妆台”上出逃了,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约记者的身分,去全国各地走马观花,发回的系列报道不仅发在《新观察》上,也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转载……

犹如解放前他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本来储安平也不想参加任何党派。他信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行为操守:他从不去利用谁,也不愿被人所利用;从不去戒备谁,更不愿自己遭人戒备。他不但在风度上,还在人际关系上,都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比起当年同住北京饭店的多数人,他当今的处境显然不得志,他大约有了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他经不起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多次劝说:民盟这边有他三十年代的老友罗隆基,九三学社这边许德珩主席是他尊敬的师长,中央委员会里袁翰青、楼邦彦等位也是他无话不说的朋友。温文尔雅的储安平,无法顾此失彼,便同时加入了这两个党派。耐人寻味的是,进去之后,九三学社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并代表九三学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而在民盟这边,他只是一个一般成员。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上午9时,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各部主任的面前。章伯钧以不冷的口气,说了一句不热的介绍:

“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将会增加《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这句话等于没说,作为作家,储安平早已如雷贯耳。应该介绍的,诸如: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但在“公推”之前,却是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

储安平不会没有疑虑,自己白手起家的《观察》,都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睁睁地由其从自己手中溜走,怎会从天而降地又给自己一张报纸?但胡乔木的热情,李维汉的嘱托,也许还有鳏夫十年后刚刚新婚燕尔的幸福,将这份疑虑给打发了。可眼下,又一份疑虑萌生了,几个月后储安平这样交代道: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但以储安平的个性,他不会去在乎章伯钧的态度。而且正因为这态度,他关于施政方针的简短讲话,才表现得相当地硬气与坦率: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储安平很快便拿出了当年办《观察》的劲头。按照胡乔木“多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一上任就给一百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组织好施工队,转过身来,他又大汗淋漓地将报社搬上了脚手架,摆开一副要对报社全面改造的架式:请人来作主笔。为各领域的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由社委会授权写作社论,关于这点,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解释道: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要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

储安平大刀阔斧的行动,去故布新的构想,在京、沪知识界引来一片喝彩声。

费孝通称他的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名记者子冈有了为他写一篇通讯或是特写的冲动,题目就叫《新总编辑上任记》。他到上海时,赵家璧等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设宴接风,约好下午七点开始,九点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刚上了几样菜,几乎凳子都未坐热,来了一辆小车,又将这“鱼儿”沉去了水下……

俨然一副寸阴寸金的“党国栋梁”气派。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储安平也去了,在感觉到“老和尚”无比真诚的同时,他更加深感自己作为八个民主党派喉舌的报纸总编辑,对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负有的重责。面对开初几天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失重”与“晕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不发言,我点你的名让你发言;你不到位,我努力帮你到位,储安平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争鸣稿件,如国务院参事范朴斋一篇题为《会外之音》长八千余字的文章,经本人删改成七千字后仍显芜杂,问题没有点透,储便自己动手,精要为四千字后发表;你不写稿,我派记者去帮你写稿,此即后来被称之为“最恶毒的”去上海、武汉、南京等九大城市开座谈会的主意。

大批的记者下去了,宛如一队队的战斗机群飞去了四面八方,其任务便是促使各地的知识界,撤去“失重”与“晕眩”的炮衣,从心灵的窗口里勇猛地伸出高射炮口来,去“大鸣大放”,以筑成整风运动里异常壮观的火网。

储安平惟恐有些地方的高射炮推不出来,或是推出来了,一发射便是哑炮,他特别指了几个名字,在他看来这几尊炮不仅挺进快捷,且有相当丰富的弹药储备。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

“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却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碰到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

除了极少数的几架飞机偷工减料,马马虎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绝大多数的飞机都拼命地往所在的方位投掷鼓动的炸弹,后一部分人的“家园”更是被不遗余力地炸得一片绚烂。最具代表性的是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一气开了三个。他也没有写通讯的任务,他又走笔如风,唰唰地一写三篇,在炮火里写作,才思还颇为敏捷,诸如“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

两个月后,这些记者们无一不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

民主党派里不是没有人担心:中国的政治天空上,何曾隆隆划过这样并非亮着鲜红的五星、而是颜色杂陈的机群?

就连将他请出来的小同乡胡乔木,此时也在《人民日报》社内部,说了一句怎样理解似乎都不为过的话:现在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已不在《人民日报》手里,而被民主党派的报纸拿去了……

5月7日,在报社一次大会的报告中,储安平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颜色杂陈的机群,却是从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那宽厚的手掌上起飞的。他又否定了个别人危险的想法: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西方存在着反对党,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新型的民主制度下,民主党派也参加了政权,不是反对党,自然《光明日报》也就不能办成反对党的报纸。

他以为无论有着怎样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人在料定自己平安无事却又干着什么壮举的时候,总会说上几句豪言壮语,有着英国绅士派头的储安平先生,似乎也难免俗。他的一番豪言壮语是--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看要碰上多少暗礁。

于是,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编发了22块整版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暂时储安平还不会感到自己的豪言壮语,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从5月6日开始,机翼上亮着鲜红五星的战斗机群也陆续起飞了。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

据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

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

如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五月十五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五月十六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熊克武等人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

其他意见还有,应该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

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

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然,即使写于近三十年之后,对1957年已有深深愧疚之意的李维汉,也很难将反右运动一笔勾销,他认为:

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回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