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他们掀起一股“三自一包”妖风的时候，我私心认为，实行“三自一包”，就可以刺激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生产，使国民经济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并且从自由市场购买过几次鸡、肉、蛋、黄豆一类的副食品，以36元高价出售过一件旧毛料上衣。现在认识到，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就是要瓦解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命运都断送了，那里还谈得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呢……四、摘帽后我的主要罪行以及我现在对这些罪行的认识1962年春，承蒙党再一次对我的宽大处理，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并在63年夏天，将我调到中文系搞教学工作，这时我在内心里是非常感谢党的，并愿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党做出一点真正有益的事情来。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在摘帽前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有如以上所云，在摘帽后又没有积极努力，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又继续犯下了不少的罪行，这主要是：第一，在62年下学期，我写了一篇《孔子研究》，在文章中，我虽然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为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从而是反动的，但我却以为他的教育思想，例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学方法还有可取的地方，还值得我们学习。我的错误不止是在我根本抹煞了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为他的教学内容服务的……更主要是在当刘少奇一伙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妄图要我们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成了追随他们的一员，要人们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关门“学”、“诲”，以便“修养”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向帝、修、反屈膝投降。
第二，到中文系后，我担任了部分的逻辑课的教学。在讲课的时候，私心以为，这门课程的一些基本规律，既然远在亚历士多德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就谈不上要以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它，只要把这些规律讲清楚了，使同学们能够运用它，就算达到了目的……因而，这一看法就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指导。其次，我在讲授业务知识时，我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宝塔式的概念推演系统，我只问这个系统是否合乎逻辑，而不问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用……我在这方面所犯罪行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支配之下，要同学不要无产阶级政治，要同学与三大革命实践相脱离，要同学读死书、死读书，总之，我是在和党争夺青年一代，企图把他们变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第三，在对待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我要求他们“学有专长”，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散布过学社会科学“危险”的论调，希望老大学工，老二学医，老三学农。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们学会“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做一个谨小慎微实质上却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条纲上来认识，我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依然是在和党争夺青年。五、我在这次运动中被揪出来后为什么会有抵触情绪以及我现在的认识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不久，我就被揪了出来。对于自己被揪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具有抵触情绪的。我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划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应仍以右派的身分来对待我。通过不断地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摘帽问题上，将一些还不具备条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这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把某些虽已摘去帽子但还具有疑问的人揪了出来重新审查，正是对革命负责的表现，是完全应该的……因之，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挽救我，使我在运动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脱胎换骨，重作新人。
我还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63年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执行了刘修的教育黑线。但是我想，我过去用以当教材的东西，或是旧教育部颁发、推荐的，或是经教研组通过并报上级同意了的。我在当时，既不知有这样一条黑线，自然就谈不上我用这些东西作教材就是在执行这一黑线。现在把这个罪责归之于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过学习，我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我在当时是否知道有这样一条黑线，而在于我在进行讲授的时候，是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教材。回顾过去，我在采用它们的时候，不但没有作过抵制与批判，而是乐于贩运其中封资修的东西……在这次运动中，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帮助我狠触灵魂，认真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便和这一黑线划清界线，这样我的这种抵触情绪也逐渐有了转变。
六、犯罪原因我在小时，主要是在我父亲名下，受封建教育，读过不少宣扬孔孟之道的书籍……这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深深打下了“学而优则仕”剥削阶级的烙印。进了中学，学校当局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用种种办法来鼓励它的学生能考上国立大学，和我来往的同学，绝大多数也是希望成名成家的剥削阶级子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奋斗以求登上龙门的思想，就在自己头脑里牢固地扎了根……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在训练方法上，它采取“发展个性”的方法，当时的校长蒋梦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一班能够培养出一个人才来，就不亏本；如果培养出两个来，就赚了钱”，这充分体现了旧北大是主张“天才教育”的。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它标榜“兼容并包”的政策，就是说，只要你讲的言之成理，就容许你的存在，而不管你的主张的实质为如何。我所学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说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呵，议会制度具有何种的优越性呵，以及契约绝对自由呵，说来都似乎“美妙动人”。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入到我的血液中来。
大学毕业后，我走的是一条从助教升迁到教授的白专道路，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样沿着这条道路走去的人物。这样，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更是牢不可拔的了。
解放了，我不但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相反的，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我的反动思想还得到了发展，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学术上，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愈发生尖锐地冲突，这就使我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结束语经过三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已空前提高，只要资产阶级思想露出头来，就会遭到周围革命群众的痛击和批判，成为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个人如果不认真改造自己，还抱着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那么，他除了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绝望感叹以外，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
“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为了使自己的后半生真正能过得有意义些，真正能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来，千重要万重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重要。今后，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不断消除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以求自己的反动世界观能够得到根本地改造。
胡正谒
1969年12月14日
［注：此份检查被父亲编为(11)号］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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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美）麦克法夸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莫里斯莫纳斯·迈斯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的反右运动》(英）纳拉纳拉扬·达斯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左”祸》文聿著--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百名大右派》姚杉尔著--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
《沉重的1957》叶永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领袖们》（美)尼克松著--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英）韩素音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英）韩素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走下神坛的周恩来》权延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陈荒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晚年毛泽东》肖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之迷》晓峰、明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毛泽东热》张占斌宋一夫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后半生》（美）罗斯·里特尔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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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传》周天度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
《忆浦熙修》谢蔚明、袁冬林等编--文汇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章立凡著--《百年潮》2000年第8、9期
《总路线、大路进、人民公社始末》宋连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