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首先，语言使我们能交流和分享信息，将经验一代代往下传，这样每个新生代不必从头开始学习。感谢祖先为我们积累的知识，我们有了非凡的技术，能制造令人难以置信的手工艺品，并且创造了艺术、音乐和文学--所有这些加深了我们和猿人之间的差别。而且今天这种过程还在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继续着。最后，可能较不明显的是，语言让我们能够脱离此时此地，我们能够自由地想象，能沉浸在怀旧中，甚至能沉思我们自己的死亡。
当然这种强烈的新功能一定需要有不同种类的大脑，或者至少有一些新的特征。大脑中存在语言中枢的第一个证据由法国生理学家保罗·布鲁卡在19世纪首次报道。布鲁卡的一个病人有一种奇怪的语言缺陷：尽管他能理解跟他说的每件事，但他能回答的唯一一句话是“tan”。因此，Tan成了他的绰号。几乎就在布鲁卡接手Tan这个病例的时候，Tan死了，这给了布鲁卡研究他大脑异常的好机会。令布鲁卡感到兴奋的是，他发现病人左侧大脑有一个很大的空洞，这个区域现在以他的名字而命名，即布鲁卡脑区。
但是如威尔森·塔利博士发现的那样，布鲁卡脑区不是导致语言障碍的唯一区域。塔利博士，获奖的美国生物学家，1998年3月得了中风。他的妻子海伦代表他概括了其后发生的事情。“在你中风前你能够说任何你想要说的话，而且你能讲，能教，你能参加会议，你能做任何事情，你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然后你得了中风，突然间你不能正确说话了。你知道话就在嘴边，但当你试图说的时候，它不能很好地被表达出来。”
这种损害到底像什么呢？塔利博士回忆他致命性的中风。“我得了中风，爬到浴室，到浴室，而不是地下室，爬呀爬呀爬，我不知道也许是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我不确定，冷，非常冷。约6个小时，想淋浴，完全只是因为这个。大家，学生站在这儿10个，10个，40个。”
当塔利博士试图流利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话却没有很多内容。他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单词。他不能说出连贯的和想要说的句子。但不只是表达的问题，也有理解的问题。
海伦又说：“你不能像正常时候那样说出问题--它需要逐字处理。你想当然地问人家吃饭时想喝些什么，但你不得不完全重新措辞，说‘想喝杯水吗？’然后，你得等着，是什么水。或者你可能只要说‘让我们去看看不同的饮料吧’，因此这变成了一种更形象的交流。”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尼娜·德罗克斯和塔利博士在一起工作，她解释说塔利博士的语言问题，或者说“失语”和Tan的不同。“塔利博士缺失的，”尼娜解释说，“是让他进行更复杂、更抽象水平思考的工具。他在不需要使用语言的时候，在想任何问题时都干得很好，这一点很清楚。他数学题做得很好，他做某些物理题目非常容易。但他的确在某些方面受挫。显然，没有语言能力，那些较复杂的物理题和较难的数学仍能难倒他，当然，我们希望他能重获语言能力，我们也能看到他推理能力的改善。”
塔利博士的语言损害称为威尼克氏失语，以首次描述它的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威尼克的名字命名。和布鲁卡氏失语不同，威尼克氏失语病人的发音功能完好，但说话内容是断章取义的。大脑的相应区域，威尼克脑区，也是在左边，靠近颞叶。
然而，尼娜不同意语言能力只受这两个区域控制的结论。“自布鲁卡和威尼克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学习了相当部分的语言系统以及对这些语言功能有用的区域。是的，我们学习到布鲁卡脑区和威尼克脑区参与说话和语言处理的某些方面，但实际上问题更复杂、更有趣。我们学习到若干大脑区域也与语言处理的不同部分有关，我们学习到这些相互作用的区域有助于我们在某件事情上集中注意力或利用某些记忆。”
这些发现来自近来的脑成像研究，研究发现当大脑加工语言的时候，健康的皮质处于活动状态。感谢这些实验，科学家们能够观察人说话时皮层的工作。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只说一个词就能导致穿越皮质的独特活动类型。比如，体验“螺丝起子”一词，能叫运动皮质的那部分大脑兴奋。运动皮质与运动控制有关，因此可能这个词激活操纵螺丝起子的记忆。显然，语言不可能只在布鲁卡和威尼克区域保留，它涉及联系的爆发和对每个单词不同的记忆。
现在这些扫描技术使我们最终可以直接探索黑猩猩是否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处理单词。佐治亚州州立大学语言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拉姆堡开展了一项在黑猩猩潘齐身上进行的实验，潘齐被训练通过接触符号来进行交流。拉姆堡发现潘齐说话时激活的皮质部分与人类的非常不同，提示黑猩猩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单词。黑猩猩的大脑没有发现中对称，和人类的不一样。
拉姆堡的同事埃默里大学的克林特·基尔兹试图解释这种不同。“我认为这些研究提示，当黑猩猩在神经上，可能在行为上能说话的时候，它不以人类那种方式组织它的行为。从进化的角度，这可能意味着使人类发挥语言本能的自然选择在黑猩猩身上还没有实现。”
四、不对称和愚笨：大脑的学习潜能
那么发生了什么？如克林特解释的，较高级的灵长类如黑猩猩和人类的大脑有相同类型的可塑性，但它们的可塑性是普通的，不专为适应语言之需。
我们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另一个大的区别是--这可能是为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成为有语言种系的线索--我们的大脑是不对称的：交给某人一件东西，他们可能用他们的右手来拿，而其他灵长类可能用右手或左手去拿，我们是唯一对同侧有稳定偏向的种系。一般认为语言储存在左半球中，在威尼克和布鲁卡失语症中，这一侧大脑都遭到了损伤。大脑左半球比右半球大，这种不对称性甚至早在百万年前的类人猿的头颅中就发现了。
迈克·盖扎尼加，美国达特莫斯学院认知科学教授，是左半球大脑的拥护者。他认为，人类拥有的所有有意思的和独特的才能都来自这侧大脑。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病人乔。
乔是一次事故后的严重癫痫病患者，他的病发作频繁以至于丧失正常的功能。为了终止发作，外科医生将其左右大脑半球之间的联系作了彻底的分离。乔大脑的两个半球现在独立行事了。尽管乔的癫痫治愈了，他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完全正常。但仍可以觉察由于两侧半球的联系中断而出现的微妙变化。比如，如果迈克将一张骑士照片放在乔视野的左侧，乔可能说：“我的脑海中有一幅画，但我说不上来。两个战士在拳击场上。古代的，穿着军装，戴着头盔……骑着马……试图将对方打倒。骑士？”
迈克的结论是语言主要扎根在左半球，而右半球的能力稍逊，最多以简单的两个词的句子来表达。他认为左半球直接通过右半球组织故事来解释动作。如乔自己描述的：“很难解释这种感觉，我真的感到是在猜。”
由于左半球不再和右半球联系，提示到右半球的真实输入信息被否认了，因此通过一些似乎合理的解释将这个糟糕的任务尽可能完成。比如，给乔看“沙漏”这个词，并要他画出这个东西。左半球只看到“glass”这个词，而乔却画了一个清晰可辨的有细沙粒的沙漏。为什么？他的回答是他和迈克曾谈到过钟和时间。可能这是个合理的解释--有人悄悄地通过他的右侧大脑给了提示。
但是这种虚构症可能不仅仅是个医学怪相。在正常大脑，当我们与外界相互作用时，这种“猜想”可能需要大量的信息。它提供了一种精神短路，一种避免时间消耗和繁复资料处理的原始方法。事实上，有事实表明人类比其他动物更依赖精神短路--比如“鼠”，不像我们那样容易产生视觉幻影。迈克认为人脑要为语言进化付出代价，为了适应语言有的东西必须牺牲了。
迈克将左-右区别视为是超过语言的东西。如他解释的，大脑分离病人左半球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点没有改变，而右半球“是愚笨了”。以迈克的观点，这种差别提示对于认知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力而言，左半球有特殊的环路。
对迈克将我们带到的奇妙的大脑单侧化的研究境地，我有诸多疑问。首先，我们讨论了神秘的“前联合”，这是两半球前部的中通路，在分裂脑病人中保持完整。这个继发性通路是不是取代了将信息从一侧传到另一侧的工作？在猴子中，显然是这样的。发现分裂脑的猴子直到前联合切断时，才出现完全的大脑分裂。但是，在人类，通路完整时缺陷即可发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问题仍不得而解，但可能假设在人类分裂脑病人中半球是100％独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讨论了损伤后大脑的可塑性问题。手术后，分裂脑病人用右半球简单说话的能力要过很久才出现，要15年左右。迈克的解释是正常大脑每时每刻都进行着“自然的”实验--右半脑看上去很正常，而且和左手有协调的反应。“很快，”迈克说，“那里似乎有一个潜在的能被激活的语言中心。”
但是我们将语言功能归于左侧，而非语言功能归在右侧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再者，这种角色分工看来是过于简单了。右半脑部分损伤破坏了语言的自然规律。有这个问题的人仍可以说话，但他们的语言非常平坦，语调没有感情。同样，右半脑另外部分的损伤使它不能听到语调的感情色彩。因此，语言不只是由左半脑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