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警觉不仅仅参与恐惧心理，它是情感的一般特征。毕竟，不论我们因为乐事而狂喜，或者因为发怒而暴躁，有一点是相同的：兴奋。觉醒并非总是处于极端的状态--从瞌睡到非常兴奋之间有很大的变异。轻度觉醒可能不为人知，但仍可使手掌出汗，这增加了保罗·艾克曼通过6种脸部基本表情觉察人的反应的证据。觉醒也可在脑电图上反映出来，与做梦时的脑电波有相同的狂热波形。
自从约60年前观察家们发现猴子下丘脑的较下部位损伤可导致瞌睡，而大脑前部损伤导致永久的失眠症以来，下丘脑被认为与觉醒有关。现在认为大脑前部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可抑制其后的下丘脑神经元，而后者与觉醒有关。
但下丘脑不是具有这些作用的唯一的大脑部位。早在194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莫鲁齐和马古恩发现刺激部分脑干也可促发觉醒。同样，脑干损伤可导致觉醒的严重缺陷。如果将大脑从脑干的特定点切开并与脊髓分离，动物会陷入昏迷状态。但是如果切割稍后一点，动物则出现失眠症。在这两点中间切割的话，则导致睡眠和觉醒的互换。
在莫鲁齐和马古恩首次阐述他们关于脑干观点的时候，人们对神经递质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现在，我们知道脑干是神经递质之源，渗透到很广的大脑范围。切割脑干就是切断这些源头，剥夺部分大脑中某种神经递质的来源。
让我们回到愉快中枢的观点。当奥尔德斯的大鼠通过按棒来刺激它们“愉快中枢”的时候，实际上它们通过下丘脑进入了部分觉醒系统。因此，如果当把电极放在脑干时，会不会有相同的反应呢？事实上，大鼠对这里的电极也会自我刺激，而且这使科学家们得以描绘出脑干所有的“愉快中枢”。十分有趣的是，这些“愉快中枢”都在一个特殊的轨道上--多巴胺源头。因此多巴胺看来是觉醒时关键的脑化学物质，不仅在脑干释放，也在下丘脑释放，但为什么它的释放也能产生愉快的感觉呢？
情感可能与高级觉醒有关的想法最早是由世纪之交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丹麦心理学家卡尔·兰格分别提出。詹姆斯-兰格的假说，相当简单，即情感无非是增加的心率、出汗的手掌以及其他觉醒物理效应对大脑的反馈。但这种解释太简单。请看一下接下来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哈丽特·德维特所做的一个实验。
哈丽特给志愿者一种叫苯丙胺的药物，通过增强大脑多巴胺的效应而增加觉醒。她试图了解这些升高的多巴胺水平是否可以产生持续的情感反应，因此她告诉一半的志愿者不真实的信息，即给他们的是安慰剂。哈丽特发现那些期待药物的志愿者感受到了它的效果，而那些认为服用了安慰剂的人只感到焦虑。同样的药，同样的觉醒，却造成了不同的情感体验。因此肯定有更多的情感而不只是觉醒。
詹姆斯-兰格假说不能区分愉快和焦虑，但这不是其唯一的缺点。比如，我们知道即使大鼠的“战斗或逃避”体系由于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系统的破坏而丧失，它们仍可因恐惧而受刺激。同样，脊髓损伤瘫痪的人，虽然中断了与大脑的“反馈”，但仍有情感反应。事实上，情感“感觉”，如恐惧，经常先于机体的觉醒反应。詹姆斯-兰格假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可以不觉醒而有强烈的愉快感，例如饮酒过度或体验吗啡所谓的梦样陶醉感。
因此觉醒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情感，尽管不可否认一方对另一方起着一定的作用，肯定还有其他的未知数。英国心理学家杰弗里·格雷将去甲肾上腺素系统视为与觉醒有关，多巴胺系统与奖赏有关，尽管多巴胺如何与奖赏有关尚不知。我个人认为多巴胺可能通过某种途径使神经元网络在一起，构筑导致愉快的某种特殊类型，虽然这种构型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促发愉快感仍有待深入研究。
但即使我们理解了愉快，并不意味着我们也顺其然地知道其他情感的全部。但是顺着这条思路，我们有了不同的线索。不同时间为了不同的理由我们的确有不同的情感。比如，激素本身可以促发某种性情，每个人都知道雄激素睾酮与攻击、经前期紧张的易激惹性有关。但是较少有人听说雌激素催产素，现在发现它在大脑中有料想不到的作用，而且直接与情感有关。
五、开心或退缩：催产素
催产素很久以来认为与分娩、哺乳和性高潮时子宫收缩有关。但是，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丽贝卡·特纳对近来一项关于大脑催产素受体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和多巴胺受体一样，催产素受体出现在与“奖赏”有关的区域。丽贝卡已经知道单配制草原田鼠的催产素受体在母性行为的启动和成年交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丽贝卡不知道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它是否也很重要。
丽贝卡解释了如何着手进行研究。和动物实验不同，我们决定从另一方面开始：让人在实验室里体验某种情绪状态。我们发现当有正性情绪体验时，特别是有夫妻关系时，有的妇女出现催产素浓度的骤升。
在丽贝卡的实验中，她测定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血催产素水平：按摩、正性情感以及负性情感。通常的观察是催产素在按摩和正性情感的愉快状况下达到高峰，但负性情感时跌落。因此看来与在机体的作用相似，催产素在大脑也发挥着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出现催产素的骤升。这是为什么呢？
丽贝卡阐述道：“大家对人群中催产素的调节是否有差异很感兴趣，而且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主诉夫妻关系较痛苦，在夫妻关系上更难控制情绪的妇女，通常催产素水平较低。换言之，正性情绪时催产素的爆发并不多，负性情感时催产素浓度几乎耗尽。”
催产素与开心或退缩倾向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有助于将来用不同的方法开发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当然，我们不应该总是从神经递质的角度思考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催产素处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化学杠杆中，后者可以反过来被药物调控。另外，尽管丽贝卡的工作引发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现阶段不要太多地曲解这些资料。在不同情感下，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化学物质或激素会出现波动，我们也不知道催产素水平升高是因还是果，是鸡还是蛋。再者，无论如何，由于激素对机体的作用很广泛，改变它们作用的药物可能有不利的不良反应。
六、负性直觉：情感的变化
尽管我们对大脑和机体可通过激素或多巴胺发挥作用已经了解得很多，但我们仍要弄明白当情感爆发的时候，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关键问题是情感反应随个人的体验而有非常大的变异。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辛通过一项厌恶试验来雄辩地阐明这个观点。罗辛给不同年龄的孩子一些相当不常见的可食用物品。只有在一定年龄段后，孩子才会拒绝食用巧克力doo-doo或从一个新的、非常好的无毒便盆里饮用苹果汁。他们的憎恶显然随着他们的长大从特殊的联系中学习到。
学习和原始情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艾奥瓦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博士正在研究的内容。他发现即使在看似逻辑的决定中，隐藏的情感起着意想不到的、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情感在先前的体验中已经根深蒂固。安东尼奥在一项对我作的测试中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安东尼奥的测试看似相当简单。我只需从4堆卡片中挑选一张卡片并交给他。我要么被奖以玩具、钱币要么因为我的选择而受罚，但他没有向我解释任何理由。其目的只是将我的胜利扩大到最大限度。约过了半个小时，输赢的原则仍不向我公开。不管用什么方法，比方说只用我的右手或从一堆里重复选择某个数字，都没有一个定数。我的错误在于，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都设想它有一个逻辑性的答案。
安东尼奥故意让其中两堆胜出较少但也没有重大的损失。由于这是一种趋势而不是硬性的规定，因此人为设定的痕迹并不明显。然而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大多数人倾向于喜欢从较温和而安全的那堆中挑选卡片。为什么会这样？安东尼奥的理论认为情感与获胜相关联，更明显的是，丢失的负性体验，甚至是玩具、钱币的丢失，也潜伏在潜意识中，给机体造成细微的他称之为躯体标记的化学变化。按安东尼奥的说法，在极度状况下我们会对这些标记有意识，比方说当我们大量赢或输的时候，但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我们假定我们是有逻辑的，但事实上我们受隐藏情感的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躯体标记是一种直觉或肠道感觉。
这种提法，与情感每时每刻都跟随我们，不断从背景中逝去的观点相当吻合。安东尼奥进而认为没有属于情感的单一化学物质，情感由一整套化学物质组成，其过程贯穿机体并与记载在大脑上的联系相一致。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情感是由理智产生的这一旧观念被更现实的说法所取代，即理智和情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程度交织在一起。但我们仍不明确那些躯体标记的真面貌，或它们在大脑中的作用。
安东尼奥发现额前叶皮质损害的病人不能很好地完成卡片游戏。他们似乎缺乏直觉，而用逻辑代替所失去的。他们的游戏完成得很差，他认为这是因为大脑不再记录与丢失钱相关的负性潜意识标记。但这并不意味着额前叶皮质是直觉中枢，而更可能是它和其他区域一起在影响大脑整体状态的躯体标记中发挥作用。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道格·布雷姆纳在研究越南战争退伍老兵创伤后应激性疾病时发现了记忆和情感之间的有趣关系。布雷姆纳发现许多PTSD患者有记忆问题：在杂货店前忘了要买什么东西，忘了早餐吃了什么等等。布雷姆纳认为情感应激导致海马，这一现象在动物中也可以发生。
他解释道：“我们在许多动物实验中发现应激可以导致参与记忆的海马神经元损伤。这个区域参与新信息的学习，在情感方面，在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情感意义的储存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验证他的理论，布雷姆纳对PTSD病人作了脑扫描检查，结果真的发现与未受伤的越南老兵相比，患者的海马体积缩小了10％～12％。这种损害也有助于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综合征--有情感附加的“幻觉重现症”，患者的记忆是如此的生动以至于布雷姆纳将它们描述成“在你眼前放电影”。
七、无穷变异的万花筒：短暂活性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生理学家约瑟夫·莱多克斯也对情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大脑的什么地方产生很感兴趣。他研究了当经历恐吓事件后人们恐惧的本能反应，比如遭遇盗匪的时候。约瑟夫的观点是情感行为与真正的情感分离。他相信本能的物理反应可能没有意识感觉。这个反应有其“快速而不清楚的”解剖起源--反应的发生不是通过皮质而是通过中脑扁桃体。
中脑扁桃体是这样一个区域，它的损伤会出现不加选择的性行为，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在Kluver-Bucy综合征中看到的。通过联合损伤和其他技术，约瑟夫发现这部分大脑是对摄入的信息进行协调并作出快速反应的交通枢纽。它使我们能在紧急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作出迅速反应。同时，有意识和主观感觉的情感是通过皮质的。两个方向之间，即中脑扁桃体和皮层之间有联系。但事情是非常单向的：中脑扁桃体凌驾于皮质之上的影响超过皮质对中脑扁桃体的影响。因此，约瑟夫认为我们的情感很容易主宰我们的思考，但很难反其道而行之。
我发现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将它们扩展到普遍的情感理论。比方说很难将同样的理论应用于对快乐的解释。再者，如约瑟夫承认的，害怕行为不等同于主观感到害怕。然而关于情感的兴奋性是他们真正感受到的：我们感觉到它们。因此，快速和不清楚的途径，即使它可能是真的，也无助于我们解释情感是什么，或者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情感的一个重要特征，至少是人类情感的特征，就是不必有一声猛烈的关门声，一头发怒的老虎，或者晴天霹雳，我们也可以感到害怕。如果有人用平静的语言镇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明天拂晓的时候死去，我们会更加惊恐。那么，显然，皮质也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约瑟夫理论没有包括这些。
关于对支持情感的大脑部位的研究，至少已经证明是有问题的。尽管某些部位的确起了作用，但作用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直接的。某些关键区域看来也参与情感，同一时间点会有完全不同的工作。如果情感每时每刻都跟着我们，有衰减有流动并掺和更多的逻辑思维过程，那么，我们不可能将它们归入一个限定的大脑区域。我们应该试着发现某种不断变化着的大脑整体状态，并且和不同水平和类型的情感相关联。问题在于如何描述这些状态，显然不是用标准的大脑成像技术，它只能给我们显示片和点的短暂活性。
人脑的十几亿个神经元不断处于动态过程中，联网形成一个具有不同构型且无穷变异的万花筒。我们知道这些变化受神经递质、激素等化学物质精细调节，我们知道我们能用药物来改变这些化学物质。由于精神活性药物也可显着影响我们的情感，它们能否成为连接情感的主观感受和大脑整体状态之间的桥梁？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了解一下处方药和禁用药，看看能否找到研究大脑是如何控制我们情感的更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