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以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江宁、芜湖、宁国、宣州、当涂等在傍湖、滩涂之地大规模围田，宣州为最，化成圩、惠民圩连接起来，长达80余里。当涂广济圩，庐江杨柳圩均为一时名圩。宋代最大的圩田是芜湖万春圩，该圩位于芜湖荆山之北，太平兴国年间为大水所毁，废弃约80年。嘉祐六年即1061年又是饥荒，转运使张颗、判官谢景温奏准用以工代赈之法围堤修圩。修复之后万春圩堤宽6丈、高1丈2尺、长84里，夹堤植桑数万、治田127000亩。为灌溉航运之便又修通沟渠，大渠可通舢板小船；筑大道22里，道旁植柳，两车并行；又造水门5个，闭启自如。4年后，即1065年，长江下游洪水泛滥，各处圩田被毁者数以千计，惟万春圩安然无恙。
圩田成为风景，杨万里有诗赞道：
周遭圩岸缭全城，一眼圩田翠不分。
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
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
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洲。
围垦圩田缓解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使长江流域的不少灾区难民度过了饥荒岁月，可是年复一年的圩田使水面缩小，乃至整个湖泊消失。宋代的废湖为田达到高潮，尤其在江浙。越州鉴湖，宋真宗时有27户农民盗湖为田，宋英宗时为80多户，所造湖田700余顷，以致鉴湖可危。到宋徽宗时湖田全部没收为官田，共2200余顷。泽及四面八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鉴湖秀色不再，废掉了。还如镇江的练湖、新丰塘，绍兴的湘湖，常熟的常湖等大湖，均被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排尽湖水强占为田。1111年至1118年的政和年间，地方官打着为皇帝进奉的招牌，著名的越州落星湖、秀州白砚湖、平江淀山湖、明州广德湖，及至苏州一带的大小湖泊均被围垦。
历史告诉我们，从体恤贫患、舒解灾情出发的北宋土地政策后来变样了，官僚权臣、地方豪强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便把围垦湖田变为兼并掠夺。与此同时，大自然的报复也开始了：由于湖泊消失，生态失调，旱涝灾害加强，北宋除了面对善淤善决的黄河之外，又新增了长江下游过度围垦造田所形成的生态危机。
为此，北宋政策不得不对废湖造田作出政策性限制，并诏令部分湖田退田还湖，这些努力均未达到预期效果，贪欲引起的腐败已经使风气污浊、政令不通。到南宋时，淳熙十一年0184年）的统计表明，湖田有增无减，仅浙江决湖为田就达1妨9处（《宋史，食货志》灾害继续加剧，并且军队也介入了，在太湖大肆围垦。因为湖田的挤占，天然水域的吐纳系统或者完全窒息，或者彻底打乱，旱无水利，涝则横溢。南宋的官员纷纷陈词上书，晓以利害，告以忧患。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大臣史才说：浙西诸郡，水陆平夷，民田最广。平时无甚水甚旱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来，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请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盖队伍既易以施工，土益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积渐与民田隔绝不通，旱则据之以灌坝田，而民田不沾其利。乞专令本路监司躬亲究治，尽复太湖旧利，使军民各安其职，田畴尽蒙其利，农事有赖。《宋会要辑稿‘食货》淳熙十年（1183年），大理寺丞张抑奏称：
陂泽湖塘，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
（《宋史》卷173）
废湖为田并不是起源于北宋，只是在宋代规模最大。由此可见，长江流域多少有名无名的湖泊，在更早的年代里便―巳经开始完全因为人类活动而消失了。人民早已深受生态破3821坏之害，可是这一传统却延续到了20世纪末。
南宋的皇帝和政府也终于看到了湖泊尽废的严重性，明长江传令废田还湖。如鉴湖得以重新开浚，调节水流，效果明显。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刑部侍郎吴芾说：
自开鉴湖，溉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牐十三所。夏秋以来，时雨虽多，亦无泛滥之患，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其为利较然可见。
（《宋会要辑稿食货》）
如果说废湖造田主要是豪强、官吏和驻军为生财所为的话，那么宋时梯田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尤其是山区缺地农民的艰苦创造。它保水、保土、保肥，在大山深谷中，于岩石的罅隙间耕锄，虽“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新安志》），山野农人攀山耕作，衣食之源也。
元代王祯的《农书》关于梯田的记述详尽而动人：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栽作重蹬，即可种艺。如土石相伴，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险峻，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粳秫。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佃民，必求垦田，大宋掠影隹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然力田至此，未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
王祯之世与宋代较近，他所记述的正是宋代留下的梯田状况。很难说此种田制出现于何时，推断起来却一定很早。只要先民住进了深山，进入农耕，而又无田可作时，便会在山坡岩块间觅地而耕，既非平展，只能层累，梯田的初始大约便是这样形成的。楚人宋玉在《高唐赋》中有“若丽山之孤亩”的句子，“孤亩”是不是梯田？汉代，行区田法，梯田有了发展，若四川彭水。但梯田的真正开发是在宋代的长江流域，梯田这一称谓也首见于范成大的一则笔记中：“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今江西宜春，笔者注闻仰山之胜久矣，去城虽远，今日特往游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庙……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骖鸾录》，范成大宋代梯田，主要集中于浙、赣、皖、湘长江中下游山区、半山区。如湖南湘江两岸，宋真宗以前近江傍水之田都已开垦，水力不及之处大多荒芜，后来在宋政府官员的倡导下，以湖北襄阳之粟米种播植，“由是山田悉垦”。皖南山区一向人多而地极少，为了生存，山里百姓“凿山而田，高耕入云者.十倍其力”（《秋崖先生小稿》，方岳著江西梯田之广在王安石《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中有所涉及，他写道：“抚之为州，山耕而水莳……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万数者五六十，地大人众如此3”“山耕水莳”可以养活五六十万人，粗茶淡饭也是一日三餐，可以想见抚州一地丘陵和山区的开发程度。而杨万里于1178年从浙江回江西，在信州境内看到的是“此地都将岭作田”。
宋代耕地面积扩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农田水利的重视。1173年、1175年的诏令重申：“农为生之本，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并作为地方官是否恪尽守土之责的重要考核：“然则通沟渎，潴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知会各级官吏：“各殚厥心，无蹈后悔。”长江流域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在四川盆地、湖南、两浙、江南东路地区。
范仲淹不仅是文章大师还是水利专家，1035年宋仁宗时范仲淹知苏州，发动民工疏浚白节等河浦。又亲临海浦，疏浚福山、黄泗、许浦、奚浦、三丈浦及茜经、下涨、七丫，疏导各水，使其安澜畅流东南人松江，东北至长江与东海（《苏州府志》30多年后的熙宁年间，苏州一带已经“七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常熟、昆山则分别开设36浦59渎，置48闸。吴江还专设水则碑，以记水文，以应天时。形成了以塘引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的长江流域历史上很可能是最早的河道水网化。
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动员20多万民众治理西湖，把挖出的淤泥堆成长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植花柳”（《宋史‘苏轼传》后人不忘西湖水清之德，而名之为苏堤。同时，苏轼还疏浚了钱塘县西南的茅山河、盐桥河，造堰闸，蔡泄有序“江潮不复人市”。义重修六井，杭州百姓感恩戴德，不少人家挂有苏东坡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杭州襟抱江湖，内有运河通航，外泊海上商轮，地接长江下游及太湖农业发达区。杭州城原是吴越钱氏在隋朝郡城基础上扩建的方圆70里大城，北宋时便有发达之商业。南宋迁移至杭州作行都后，各路人马各色人等均涌向杭州，包括开封的富商巨贾，顿时变得路窄城小，“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靖康要录》杭州人口剧增，孝宗时为26万户，到南宋末年时为38万户、120多万人，还不包括官僚衙门、驻军人数，为当时世界之最。
南宋政权以杭州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始终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靖康之耻终未能雪。但在发展农业、商业及科学文化上，却利用长江流域的资源优势，始终保持着他族别国望尘莫及的领先地位。
南宗之时，杭州的作坊、团行、质库、邸店、酒楼、茶坊比比皆是，除日市外还有早市、夜市，以中瓦最为热闹，“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叶绍翁：《都城纪胜‘市井》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梦粱录‘夜市》而大街之外的“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到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晨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都城纪胜市井》关于早市，《梦粱录天晓诸人出市》是这样记载的：
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冬天卖五味肉粥、七宝素粥，夏月卖义粥、馓子、豆子粥。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及至饭前方罢。及诸行铺席，皆往都处，侵晨行贩……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
杭州早市品种之多味道之美，举世罕见，仅早市熟食就有200种之多，其时杭城可谓满街都是美食家。南宋时的杭州美食还讲究价廉而质好，至于官商富豪一扔千金者，另有去处。饮食业已形成多元的特色经营，如酒肆，一般兼卖各种下酒菜，可随意索换，酒家自有食牌。另一类又称“包子酒店”，专营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鱼儿杂合粉、罐熬大骨头之类。还有“肥羊酒店”，小有名气的如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以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为市巷街头称道。面食店名吃名件有：三鲜面、鸡丝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大熬面、熬汁米子及各色羹汤等等，还有下饭酒菜，生熟烧、对烧、烧肉、煎小鸡、煎鹅事件、肉煎鱼、炸梅鱼等等。还有流动经营的分陆上、水上两种，陆上如夜市，水上如西湖，“湖中南北搬载小船甚伙，撑船卖羹汤、时果……及供菜蔬、水果、船扑、时花带朵、糖狮儿、诸色千千、小段儿”等（以上资料参考《梦粱录》）。
杭州城内还有各种小贩，沿街穿巷贩卖日用杂物，民生极方便，时称“诸色杂货”。
杭州其时的服务性行业，综合各种古籍所载，除去重复的，还有200多种，可谓无所不有，是宋代城市发展中行业增多、分工细致的一个重要方面。各行各业均有明显可辨的特色服装。以《梦粱录》所记为证：
杭城风俗，凡卖百货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襄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看来，奇巾异服早巳有之，一代又一代的后生之辈，总是在压抑和苦闷中希望显示自己，对种种旧规实行哪怕是小小的挑战，却也很难得到认同。其实所谓“旧时淳朴”，也终于无奈如落花流水，人的世界总是在变，且不论变好变坏。
倘论商市繁忙，杭州之外，还有苏州、扬州、荆州、成都、建康、镇江、长沙、吴兴、吴江、衝州等地。苏州尤有各种优势，它位处太湖平原中部，京杭运河必经之地，西近太湖，东邻阳澄、金鸡、独墅等湖群，为著名江南古城，两宋时号称“金扑满”。扑满为古人贮钱的一种器具，平时只能装钱进而不出，钱满后再破而取用。
农耕、水利、商业以及都市的繁华，都能说明当中国封建社会演进到宋朝时的若干非凡景象，可以说是洞中窥豹，可见一斑。从整体而言，有宋一代的科学、文化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作为当时文化主流所在地的长江流域又是一种怎样的态势？
所有的时代都是充斥偏见的时代。
没有一个帝皇不喜欢对自己歌功颂德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在以自己的得失遭遇来度量自己置身的时代。
“盛世修史”，很可能是盛大的吹牛拍马。
一个时代的权威的评论者是后世之人，而不是当世之人。到底后多少世？至少500年，还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对一个时代有着不约而同的高见卓说。这样的人应是公认的较为纯粹的学问家，是历史的钩沉者、沉思者。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也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会什九。”邓广铭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还有李约瑟，他在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沈括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沈括的《梦溪笔谈》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信哉斯言！一个空前绝后的造极之世必定有其辉煌业绩的代表人物，这一代表人物肯定不是皇帝，也不是皇亲国戚。李约瑟之论实际上巳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华夏民族科学与文化造极之世的宋代，它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者就是沈括。
沈括，生于1033年，卒于1097年，北宋钱塘人，嘉祐进士。《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能，皆有所论著”。沈括一生著作甚多，仅《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就有22种155卷。代表作是《梦溪笔谈》，共30卷，正编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在数学上，沈括首创了隙积术和会圆术。在物理学上沈括最早发现了磁针的“常微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现象，是地磁偏角的最早发现者，较之西欧早出400年。沈括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替代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他还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并作过这样的预言：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