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莱斯顿家做客，他给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以较高的评价。他建议我抽出上午，和他一起参观他的新图书馆，我们两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书（他从来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我在书架之间徜徉，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于是我向在我远处站在梯子上整理书卷的朋友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小时候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说，“再往左三或四本书那儿你会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写的书。”
我按他说的做了，看见了那本书《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在我找到本书之前，就听到了来自梯子上方传来的热情洋溢的声音：
“麦加对伊斯兰教徒有意义，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有意义，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有意义，所有这些就是丹佛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那些声音的片刻，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当年在南边从远处第一眼瞧见丹佛姆林时所产生的感觉。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认识你的荣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了。”
“对啊！”他回答，“那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是有人，好像是罗斯伯里，和我提过这本书，我就派人去取来这本书，而且读得非常高兴。那里边对丹佛姆林的赞美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至今都无法忘怀。”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回忆。作为一名虚荣的作者，也许我应该请求得到宽恕，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激他对我这本书给出的极高的评价。
那些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政治家们，很容易让人对其动机产生怀疑。我承认在我和格莱斯通先生很熟之前，我偶尔也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机警的老绅士至少应该能想到这样的露面会对他拉选票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当我了解了他的真正的性格之后，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了。他是如此的虔敬和忠诚，甚至在他的日记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当他在下议院中用了几个小时对预算问题所作的陈述获得了大家的认同时，他“明白以上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参考莫利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就像能够拒绝其他众多信念的人那样，努力只坚信一种未知力量来支持信仰，这个信仰必定是对他真正地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虽然这可能会震惊其他人的想法--难道我们人人都能够大胆地设想造物主会考虑到格莱斯顿预算案，这顶多只算是地球上的斑点那么大的事。这样想好像会遭天谴，然而我们知道对于格莱斯顿先生来说他的想法刚好相反--宗教信仰是不存在神的直接代言人来替神完成他的工作的。
1887年6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约好去在皮卡迪里的沃尔顿与格莱斯顿和他的夫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格莱斯顿。我们坐上了马车迅速地从酒店出发，但是人群太拥挤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在圣·詹姆士街上下车。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在后面跟着，我找到一名警察告诉他布莱恩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问他是否能够带我们到那儿。他做到了，一路上帮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路，我们就跟在他后边。但我们赶到沃尔顿时已经快九点了。我们11点之后就分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他和他的妻子本来是能够从海德公园到这来的。但他们希望我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在卡尔顿特瑞斯），同样的路线。布莱恩和我就在想我们应该享受在回酒店的路上挤过人群的机会。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缓慢地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了一些人说话的声音从右边的大楼传来。我给布莱恩说：
“这是格莱蒂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这不可能。我们刚刚和他分开回他住的地方。”
“这不重要，我只知道我认人的声音比人的长相更准，我确信这肯定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最后我们往回走了几步，在那栋房子的附近我们发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伴。我们一起逗留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头和脸从斗篷露出来。那时已经大半夜而且他已经80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在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安全到家之后，他决定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格莱斯顿和布莱恩在晚餐中的谈话主要围绕英国和美国之间议会的进程的不同而展开。整个晚上，格莱斯顿都在反复地询问布莱恩先生作为演说者的期间众议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决问题”--不受限制的讨论。这个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们还不时地拓宽谈话的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也许比英国其他人的兴趣都要广泛。当我在苏格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阿米斯蒂的家中。他的头脑还是那么清晰，精力还是那么旺盛，他对事情的兴趣依然是那么浓厚。那时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美国高大的钢铁结构的建筑物。就此，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最令他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第5、6层经常先于第3、4层之前完工。他很满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真的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利先生（虽然是个勋爵，担仍然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了我们的英国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投稿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到了晚年，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彼此承认对方是自己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星期天下午互相通短信（有时是长信），因为这种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甚至还相差很大，我们能走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反差让彼此取长补短。我比较乐观，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天鹅。而他比较悲观，在真正危险面前显得非常冷静谨慎，甚至有时候有些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对命运充满感激。莫利很少对任何事表现出狂热；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判断，他的眼睛总能看到台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事；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让他不高兴的事，在他们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时，天使给予他们祝贺。悲观主义者回应道：
“是的，天堂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和我的头部是很相配。”
乐观主义者用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下地狱，魔鬼把他放在河边，当他想喝一口--水温非常高。一个老朋友向他搭话：
“啊，吉姆，这是怎么了？没救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吉姆答道：“安静点，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呢。”
“还能怎样啊，你都被拉到无底深渊了！”
“嘘，安静”--他指指他的魔鬼殿下--“他可能会想起让我背他的。”
莫利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音乐和着迷于斯基伯的早晨，因为那儿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巴尔弗·亚瑟都喜欢宗教剧。我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去克里斯多宫殿看宗教剧。他们都很明智，富有哲学头脑，按我理解，他们和哲学家也差不多了；但最近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投机--这是莫利永远不会尝试的领域。他还是脚踏实地向前走，并且只走在干净的道路上。在森林里迷路对他来说没什么危险，因为他肯定会搜寻出来的路。
莫利最近最惊人的言论是他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在对形成和维持现在已经改良了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上，伯恩斯的几行诗句比所写的几百万篇社论更管用。这引起了一些评论，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汤姆·佩尔在《人的权利》中又提到这些。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伯，我们曾经讨论过此问题。我提到他对伯恩斯的赞美和他所引的伯恩斯的6句诗。他说他没必要告诉我几句诗是什么。
“用不着，”我说，“我已经把他们背下来了。”
在紧接着的一次演讲中，当时是给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雕像举行揭幕仪式，我给他背诵了我认为他所提到的6行诗。莫利证实了我说的是正确的。说来奇怪，我和他几年前都曾获得蒙特罗斯市的荣誉市民称号。
我邀请莫利到美国来拜访我们，在1904年，他终于来了，这次他游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尽可能的让他认识一些像他自己一样杰出的人士。有一天，伊利弗·鲁特议员应邀请到我家做客，莫利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议员离开后，莫利和我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是目前他所遇见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利弗·鲁特对公共事务拥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却一点都不高傲。
莫利离开我们去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与那个非凡的人度过了富有收获的几天。后来，莫利评论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瀑布。”
这是聪明和真实的生活--伟大的一对奇迹，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