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鲁曼先生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次提起威廉的工作，我的心情都特别愉悦。他是从德国直接过来的小伙子，还不会说英语。因为他是克鲁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佣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出色。他很快学会了英语，成为了我们的运务员，每个礼拜有6美元工资。他原来并不具备什么机械知识，但是，凭着他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勤奋，他很快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说话的习惯，语序颠倒的英语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监督下，联合铁厂成了我们所有业务中赢利最多的一块。连续好几年，他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放放假，让他到欧洲去旅游一番。他先取道华盛顿来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找了我，说欲重返德国相比，他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匹兹堡去。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在其他公共建筑中，他看到我们生产的横梁，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那么自豪，我要马上回去，看看厂里的一切是否正常。”
威廉总是天不亮就到厂里，满天星斗时才离开。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就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要吸收几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股东，其中就有他。我记得，这个贫穷的德国小子，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每年能赚到5万美元。无疑，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在一次董事会的年终宴会上，每个人轮流发言。威廉这样总结他的演讲：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是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能必须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他的话引起了经久未息的大笑。
埃文斯上校曾有一段时期出任政府派驻我厂的检察员。他是个很严格的人，威廉找了不少麻烦，埃文斯抱怨不断，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冲突。我们尽量想让威廉明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威廉回答说：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拿我的雪茄抽，”（上校也真是，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质雪茄）“而且还总是对我们的铁厂挑三拣四，你对这种人怎么看？不过，明天我会向他道歉。”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将会向他赔礼，此后他笑着跟我们讲起威廉是怎样向他道歉的：
“上校，我希望你早上没有生气，我并无恶意。”然后，伸出他的手，上校愣了愣，还是握了手，两人尽释前嫌。
威廉曾把我们没法用的旧铁轨卖给了我们的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士·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批货质量很差，就向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威廉正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责难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下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最后走进了办公室，帕克先生还未置一词，他就说了：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于炼钢，我打算把所有的再重新买回去，给你每吨5美元的价钱。”威廉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早就把那批材料给用光了。帕克先生感到十分为难，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在他从德国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些“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能告诉其他的任何人。他在德国时，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拜访一个教授，他以前的一个同学。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汉堡后，就寄了一件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封信，我也给她回了封信，她再写，我又回，然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但是她写信来说愿意。然后我让她到纽约来，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他哥哥写信给我，说他们想让我再回去一次，在德国与她完婚。可是我不能再离开厂子了，想问问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再去一次。当然了，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很高兴的。你马上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来。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说：“威廉，我想你的爱人一定高挑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姑娘。”
“哦，卡内基先生，她稍微有点胖。如果推着她滚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例子都与工厂的工作有关。（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原来担任铁厂商务处的主管，后来我们公司的规模扩大，钢厂需要他，就提拔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伯特接替他的位置。艾伯特先生的履历与伯恩特莱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一开始他只是个拿微薄薪水的小职员，但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铁厂的营销业务。他与威廉一样成功，也被吸引进了董事会，享受的股份也与威廉一样。他后来被提升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在这段时期因为管理露西高炉表现出色，为我们器重，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和其他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商业要获得成功，除了将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之外，别无他途。最终，卡内基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拒绝将他们发展得很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就是上错了船。他们在重新考虑过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新工作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期待不可能情况的出现，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
“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