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孟子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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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人生的道路、准则和行为规范

【原文】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故曰:责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译文】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有公输班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如果不根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所遵循的道路,如果不施行爱民的政策,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现在有些国君虽有仁爱之心、仁爱之誉,但百姓却未能受到恩惠,未能被后世效法,就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路的缘故。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诗经》上说:‘无过失也无遗忘,一切都按旧规章。’遵守先王的法度竟然会犯错误,这是没有的事。圣人既已竭尽了视力,再加以圆规、曲尺、水准、墨线,画方、圆、平、直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听力,再加以六律以校正五音,也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心思,再加以怜悯百姓的政策,因此就可以使仁爱覆盖天下。

“所以说,站得高必然是因为站在丘陵上的缘故,站得低必然是因为站在河流旁的缘故;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在上者没有道路可以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刑罚,国家能生存下去,就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所以说,城郭不完备,武器不充足,并不是国家的灾害;土地没有开垦,财物没有积聚,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者没有社会行为规范,在下者就没有可学的,坏人横行,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诗经》上说:‘上天将要动乱时,不要轻慢懈怠。’所谓泄泄,就是拖沓疲沓的意思。侍奉国君没有最佳行事方式,进退之间没有社会行为规范,言论不是先王的道路,就是拖沓疲沓。

“所以说,用高标准责求君主就称为恭,陈述善良抵制邪恶就称为敬谨,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自己就称为贼。”

【说明】本篇一开始,孟子就把道路、准则、行为规范提出来,并用“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的例子来说明人生,国家的治理,都必须要有一定的道路、准则和社会行为规范,和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否则,“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为什么要强调“道路”问题呢?孟子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道路。然而,走什么样的道路,却是人类独特的思维结果,有的人愿意走善道,有的人愿意走恶道,有的人愿意走王道,有的人愿意走霸道,这是每个人对社会不同的认识所导致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应以尧舜所走的道路为准绳,因为尧舜所走的道路是爱护人民,而人民得到爱护才会拥护这个统治者。如果人民受到残酷暴虐的对待,怎么能期望他们还能拥护统治者呢?因此,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在上者如果没有道路可以作为准绳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刑罚,国家就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人们所走的人生道路,国家所走的治理道路,都要有一定的准绳和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这并不是为“反动的封建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说话,而是就他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希望统治阶级能以尧舜所走的道路——爱护人民为主,实际上这就是替人民说话。因为当时没有无产阶级,孟子不可能号召人民反抗当时的霸权政治,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性,我们是不应苛责的,因为几百年后的人们也许会嘲讽我们,“连太阳系也飞不出,还谈什么高科技?”因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必然的。